汉代士人虽然读的是经书，讲求的是儒学，有很好的仕宦机会，也为宗族亲人所接受，然而他们是不是真正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仍是另外一件事。他们也不一定比一般庶人地位高，任何一个庶人，只要读经讲儒，也就成为士人，可以参与这个圈子，士庶悬隔全然是后来的事。汉末宦官得势，朝政日渐败坏，在朝中少数名士的领导下，有不少在朝或在野的士人，与部分太学生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始则评论人物，进而批评政治，最后则抨击当道的宦官。这时，宦官不但已经拥有了政权，也拥有兵权和司法权，他们忍受不了别人对他们的正面批评；桓、灵之时，终于爆发了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不少朝野才俊之士遭到杀害或禁锢，却也换得了社会对士人的新评价。
政治黑暗腐败，带来了社会的不安和普遍的动乱，天下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经过一段时间，战争虽还在继续进行，形势已日渐明朗，巴蜀为刘氏所有，江东为孙氏所有，而中原一带，则为曹氏所有。曹操名虽汉相，实夺朝政，献帝不过傀儡。东汉的最后一年，即献帝延康元年（二百二十年），吏部尚书陈群，为了选用人才，规划了一套九品官人法。一千多年来，都认为汉末动乱，衣冠士族到处流散，四民错杂，汉朝地方察举的条件不复存在；朝廷用人既不可能再行汉制，只好另采他法，九品官人之法，因而产生。清代以后，有些学者或认为汉朝察举有了弊端，或认为受到清议的影响，才产生了这套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大致内容，是由朝廷选择贤能且有识鉴的朝官，来兼任本籍的大小中正。小中正将他们本籍的未入仕青年，分以九品，判其等第，经大中正、司徒加以核实，交吏部任用。因此这种制度，又被后人习称为九品中正制。一个青年，起家官品的大小，全依据中正评品的高下而来；而起家官品的大小，又影响其未来升迁前途极大。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制度，将负责推荐的与负责任用的分开，矫正了过去两汉察举全然操诸一人之手所造成的弊病；且由本籍人来加以评品也合乎过去乡举里选的精神。然而，此一制度的关键在中正；他们的评品，决定了受评者的一生。他们虽然只负责品评本籍的青年，然而在朝廷做官的大小中正，对本籍的青年所知自然极其有限。他们充其量只认识、接触到一些同为朝臣，平时常相往来的同乡子弟，对这些人的评品自然就高了；而其他本籍的青年，也许根本被遗漏；即使不遗漏，评品也不会很高。况且，在九品官人法中，对于评品，根本没有具体的标准可言。中正负责推荐，吏部负责任用，如果所用非人，两方面都没有责任；其他与选举相关的官员，自然更没有责任可言。比较起来，两汉的察举，多少还有较具体的标准；虽然公卿守相自相察举、自相任用，所凭的却是社会公论，而非如中正之但凭一己好恶；且若所用非人，他们还得负起连带责任。而今则一切决定于中正一人，有无比的权力，却无丝毫的责任。本来，在朝为官的，多属士族；能够担任大小中正兼官，或司徒、吏部等与选举相关之职位的，士族所占的比例更大。在九品中正制度之下，士族子弟自然也就占尽便宜。曹魏实行此一制度不久，夏侯玄就向当政的太傅司马仪提出他的不满来。一直到晋初，不但不断有批评责难，而且愈来愈激烈。晋武帝初年，段灼指出在九品中正制下，能够得到上品的，不是公侯的子孙，就是当道的兄弟；出身不高的才俊之士，自然就被埋没陆沉了。刘毅更是慷慨陈词；在他的奏疏中，最常为后人所引用的，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两句。大家一致公认，这一个制度，只是在战乱之际，过去选举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为了用人，所采取的一套权宜办法，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制定的万年大法，莫不主张早日废止，恢复过去的乡举里选。但是这一制度虽受到不少批评责难，却一直沿行不改；因为对于人多势众的士族来说，这套制度对他们十分有利，自不愿改变。我们可以说，九品中正制度，不一定是造成魏晋门第的原因，然而其对门第之取得选举上的特权，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有着极大的帮助，而加速了门第的发展，是可以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