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保制除了邻里间互相监视及维持治安之外，又有负责征税的连带任务。也就是说，如果一保之内，有人逃亡，则由保内诸人负责代为缴税。这种户口逃亡的现象，在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明显。一家逃亡，税收加在其他四家之上，其四家无法负担，亦不得不逃亡。邻保制之互相监视作用，到了“安史之乱”后，几乎全部丧失了。
唐代的邻保之上设有里，每百户设一里。这种制度创立于晋代，百户一里，设里吏一人，负责税务的征收。唐因晋制，亦以百户为一里，置里正。里为乡村百户之组织，在两京及州县城内称坊，城郊称村。所以里、坊、村皆为同一性质之组织，坊、村与里一样，亦设有坊正及村正。里正、坊正及村正之职由县官自勋官六品以下之丁男中，选取身家清白而强干者充任之。若里内无适任者，则自其他邻里内选任之。里正之任务，据《通典》所载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按比户口，就是负责向地方政府申报各户正确的丁口资料；据《唐律》“户婚律”，脱漏一口笞四十，脱漏三口加一等，最高可处三年之徒刑。课植农桑，就是负责监察各户田地收授之先后次序；《唐律》中亦明文规定违法里正之处罚方式。检察非违，就是负责地方上的治安。催驱赋役，即负责租庸调之征收；里正如违法征收赋役，最高可处二年徒刑。所以里正实际上负责地方上的一切事务，任务甚为繁杂。为了酬答他们的辛劳，唐朝廷免除了里正的一切劳役及赋税。
里之上为乡。唐代以五里，也就是五百户为乡，系沿承隋代之乡而来。隋代在乡设乡正，由乡内选适当之人充任，主持民间之诉讼案件。但是当时乡内豪族势力仍大，贿赂公行，乡正想公正裁判民间之诉讼案件实不可能。所以不到一年，乡正之司法权就被取消了，只担任户口调查之任务而已。唐太宗时，乡设乡长一人、乡佐二人，不久又行废止。事实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名存实亡。前面曾经提过，汉代在县下设乡，乡内设有三老以掌教化。三老是乡官，不是由政府派遣之长吏。政府派遣啬夫、游徼等来协助乡三老处理乡政。乡则选送人员到县署各曹任少吏，协助县署之长吏。如此一来，朝廷派人驻在地方，地方也派人在县城协助，彼此可以沟通。但隋唐以后，乡三老之名逐渐消失，啬夫、游徼之名亦不复存在；县以下之少吏都改由中央派任，是为胥吏。因此，汉代下情上达之管道便为之闭塞，乡制逐渐破坏，代之而起的便是前面所谈及的里制。从此以后，里制遂成为乡村组织中最主要之组织形态了。
安史之乱以后，乡制破坏更为加速，尤其是国内经济及国际贸易的扩展，使得乡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镇的兴起代替了乡制，所谓的乡绅也代替了秦汉以来的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