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运动外，地方自立的趋势也愈来愈明显。两汉的地方政治是长官元首制，地方行政长官握有军、刑、民、财诸权，这种情形原本极易形成长官割地自立的局面，但就因为长官利用外籍，虽握有绝对的权力，却无推行的绝对势力，必赖地方有力人士的协助，两汉地方政府的长官莅任后辟召当地有影响力的人为其属吏，以资其势力，始能推行政务，长官之权与地方之势力相互配合，地方官府的一切行政事务也因此蓬勃地的展开。但是权与势之间也巧妙地相互牵制着，长官赖地方势力来推行政务，限制了其发展势力的机会，阻遏了地方割据自立的可能性。地方人士推行政务时必假长官之权（名），也注定了他臣属的身份。权与势间的制衡作用，使长官不得不忠于其官僚身份，地方人士不得不安分于其属吏之职。在稳定的帝国下，权与势仅能相合为帝国所用，而不能分离与其抗衡。但是到了东汉末年这种权与势不再能保持平衡，开始发生了偏差。
东汉末年地方意识渐渐形成，特别是在一些民智较开、吏民自觉性较强的区域，如帝乡所在的南阳郡、人才辈出的汝南郡等地。两郡间曾流行着：“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的谚语。这首谚语巧妙的是它所叙述的职官与事实并不相符。谚语中的范孟博，即是范滂，孟博为其字，实际上并不是汝南太守，他真正的身份是汝南郡的郡功曹；岑公孝即岑至，公孝为其字，也并不是南阳郡太守，他与范滂一样，实际身份是南阳郡郡功曹。谚语中为什么偏偏硬要说他们是太守呢？我们顺着看谚语中“南阳宗资主画诺，弘农成晋但坐啸”两句，可以知道实际的汝南太守宗资、南阳太守成晋于其任上似乎尽是做些签字与清谈之事，空有太守之名，而未尽其责。对于这样虚有其名的太守，两郡吏民显示了露骨的反感，对于实际负起行政责任的功曹范滂与岑晊，则予极高的评价，称他们是汝南太守、南阳太守。不仅如此，这首谚语也反映了吏民对名实一致的要求，希望有实际才干的人，担任实际的行政负责人。当地出身的郡功曹范滂与岑晊即是两郡有能力推行政务之人，理当出任太守之职，这是对长官利用外籍的政治传统一个重大的反击，暗示了吏民期待“本籍长官”的欲望。这种本地事务由本地人来管的欲望又与扩大的乡里观念结合在一起。同州同郡的人有一体的乡里意识，所以汝南、南阳两郡吏民对范滂、岑晊两人仅称字而不名，透露吏民对他们的尊敬与亲密。而对外籍长官宗资、成瑨则直呼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