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州流传了许多有关包拯的传说，这与他为官清廉和治端有方有莫大的关系。民间传说经历百代千年，愈传愈神奇，包拯也渐从凡人走上了神坛。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时包拯治理端州不足三年，端州“地方千里，不识盗贼，夷无叫嚣，水疍山瑶，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乃太和”。之后他奉调上京，离开端州，端州百姓依依难舍，相送江边，挥泪惜别。包拯为官的公正廉明有口皆碑，一些民间艺人很快就编出了传奇故事。由于包拯“命制者方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的清风廉政，最早在百姓中流传开来的就是掷砚成洲的故事。
故事说的是包拯离任时，端州制砚工匠有感于包拯限征贡砚之恩，要送一方端砚表示谢意，又怕包拯不肯收下，便悄悄将端砚交给其家人包兴，嘱包兴离开端州再告诉包拯。包兴推辞不了，便收了下来。包拯的船到了羚羊峡口，突然乌云密布，风浪骤起，船不能前行。包拯怀疑有人藏私挟带，便严加询问。包兴只好拿出端砚，说明原因。包拯感激端州百姓的爱戴，接过端砚向端州方向遥拜，谢过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然后说不能开此先例让后来者效法，语毕毅然将砚台掷向江中。砚甫落江，顿时云开日丽，风停浪止，航船破浪前行。包拯的船过去之后，沉没江底的端砚化成一个绿洲，后人将之称为砚洲。包裹端砚的黄绫布落在了离砚不远处，也化为一个小沙洲，称为黄布沙。
包拯的“不持一砚归”实有其事，而“掷砚成洲渚”则是传说，不过年深日久，连端州人也将两者混为一谈，甚至有的历史研究者也分辨不清，作为史实记录到书中。
清乾隆年间，有位举人姓莫名元伯，字台可，号善斋，高要水边人氏，曾任番禺训导。他在《砚洲怀古》五言律诗中，将一位贪官和包拯作对比，一弹一赞，极尽嘲讽：
一笑解行箧，沧波信手投。臣心真似水，天意忽成洲。沙月淡相映，秋江澄不流。当年杜万石，曾此泛归舟。
诗末句有注：“宋时有杜某刺端州，贪取端砚，人号为杜万石。”这位杜某名懿，宋神宗时曾任端州知州。他贪婪成性，巧取 豪夺端砚无数，端州的制砚工匠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给他起了个绰号杜万石。诗说这位贪得无厌的州官，得知包拯曾经在羚羊峡掷砚江中，竟然泛舟去打捞，真是讥讽得入木三分。
在日常生活中，常事为多，奇事罕见，人们将常事传为奇事，必然是这“常事”极不寻常。端州留传的包拯传奇故事，传得出神入化，却事事能与包拯在端州的卓著政绩联系起来，让后人能够从传说中窥见当时的历史风貌。端州流传的包公传奇大致可以分三类：包拯在任时，带领百姓筑堤防洪，排沥屯田，开挖七井，根治瘟疫，有关此类的传奇故事有“包公锁蛟尤”、“黄岗山下锁孽尤”、“包公收妖”、“铁树开花”等，为第一类。包拯在端州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就有了“包公掷砚化渚洲”、“龙的珠宝”、“龙头化作披云楼”、“龙头虾井”等传说，这是第二类。包拯办事公正、执法为民，就有了“包公巧破血衣案”、“包公审石头”、“包公井”、“包公审闷水湖”、“包公‘入阴间’”、“包公为蟛蜞申冤”、“填拐命”（拐，即青蛙，岭南人称蛤拐）等传说，这是第三类。
李护暖在《肇庆包公传说及其蕴涵》一文中作了详细的探讨，在此概括如下：第一类是包公为政清廉的传说。“包公掷砚”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传奇盛传不衰，是因为它牢固地植根于史实，以史实为基础增加了浓重的神话色彩。而当地人却从来不以之为荒诞，确信砚洲就是包拯掷砚变成的，还在那里建起了包公楼。人们络绎不绝去瞻仰、朝拜、怀古。史实与神话在人们心目中达到了无间的融合。
第二类是包公降妖安民的传说。最有代表性是“黄岗山下锁孽龙”、“包公收妖”等。前者说包公发现一团白气和一闭黑气在空中相斗，知道是真龙和妖龙斗法，如果不打败妖龙就会发生洪灾，端州就会被淹没。于是他把锁链交给一个渔民的孩子，教他潜入羚羊峡水底锁住妖龙。后者说在府署前的水井中，包公也锁住了一个水妖，端州人称此水井为“包公锁妖井”。后者在许奉恩《里乘》和袁枚《子不语》都有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类传说中，都没有说包公把妖怪杀死的，而只是将妖怪锁住，这里反映的意义是：不论是坏人、贪官污吏还是自然灾害，都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掉的，一不留意，他们就会重新出来为害。
第三类是包公明察破案的传说。它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没把包公神化的，如“包公审石头”，说的是端州城郊有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他卖完糍粑回家途中，坐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醒来后丢了卖糍粑的钱。包公借审问石头招来看客，偷钱的人也混在其中。石不能言语，包公让大家拿出铜钱帮助小孩，并将钱投入水罐。小偷投入的钱因为沾有糍粑上的油，水面泛起油花，遂被包公识破。这类是包公巧智破案的故事。还有一类则把包公神话化了，如“包公入阴间”，说的是他发现一妇人哭丧时装作悲伤，觉得跷蹊，便走入阴间，找妇人死去的丈夫问明真相，才知妇人谋杀了亲夫，于是将其绳之于法。此类传说描述的包公能够出入于地府，具有超人的能力。
乾隆年间，袁树任肇庆知府时，记录了一个传说：过去有一位知府，一日 他的管厨人喝醉了酒，登上乌台（包公审妖怪的地方），揭开瓦往下偷看，竟中黑气身亡，而知府也发了疯，最终被撤职。袁树把听到的传说写信告诉了他的堂兄袁枚，袁枚读信后十分愤怒，回信说，如果真有其事，“则楼神不法甚矣，断非包公旧迹，弟何不拆而焚之”。此事亦载于袁枚《子不语》一书。
相传端州州署有包公大堂，是包公办案的地方，历代一直都被小心保存着。清末民初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林琴南）在《铁笛亭琐记》中记载：“广东肇庆府，宋包孝肃出守地也。今其大堂尚存，双扉紧闭。历朝太守至此，必焚香礼其门外，加以封条……有人窥堂中，则积墼（土坯）为公案，左右有数厨，其上皆放古牍，尘封径寸，草生没踝……屋亦渗漏，惟久久不塌……所奇者，木架之旧牍，在潮湿之老屋中，胡以仍存……意孝肃尚有神灵呵护其间耶？”
端州这些出神入化的民间传奇，在包拯离任不久便陆续出现，比之其他地方包括开封帝都都要出现得早些。其他地方流传的包公故事、传奇，多在包拯去世之后才出现。包拯的民间传奇，最早也是出于端州。端州的传奇故事与后来在全国流传的包公传说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端州的包公传说都和包拯在端州的政绩关联，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想象虚构的。因为端州地处岭南，较为偏远，传奇故事也就只在当地流传，很少被文人墨客收集到书籍中去，因此也就能够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形成端州独有的特色。元朝关汉卿等编撰的杂剧，如《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稍后出现的《百家公案》、《龙图公案》，至清朝出现的话本和小说如《七侠五义》等，包拯已经是以“包待制”、“包龙图”的京官身份出现了，而端州的包公传奇仍然大部分称包公、包青天。
端州后期出现的包公传奇，也受了外来文学艺术的影响（也可能是外来文学艺术受到端州包公传奇的影响）。如《包公审石头》，就与昆剧《十五贯》况钟智审篓阿鼠异曲同工。《十五贯》也是根据传奇故事改编而成为戏曲的，民间艺术难免会相互借用和改造，但却强烈地体现出地方特色，寄托着地方百姓的理想和愿望。端州的包公传奇就具有这种鲜明的地方个性。一般来说，平民百姓对打官司都是害怕的，万不得已决不会对簿公堂。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家的农家事，希望年景好些，赋税少些。所以公案类的包公传奇，端州比之其他地方相对逊色，而为官清廉、锁妖降怪的端州包公传奇，就比其他地方显得更精彩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