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因为端州俚僚骚乱、瘟疫流行，上级官员都害怕到端州来。直到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副职）钱聿听说经过包拯的治理，端州的变化很大，便一齐到端州巡察。包拯陪同两位顶头上司在端州走了一圈，还一起同游了七星岩。两位提点刑狱看到端州欣欣向荣的景象，十分高兴，推包拯执笔题字刻石，以为纪念。于是，包拯题写了“提点刑狱周湛同提点刑狱钱聿知郡事包拯同至。庆历二年三月初九日”，命工匠刻在黑岩洞口的石壁上。两位提点刑狱十分赞赏包拯治理端州的成绩，回到广州之后，立即将在端州的所见所闻，向仁宗皇帝如实禀奏。仁宗皇帝很快就下达诏命，将包拯迁殿中丞，调上京都任职。
包拯治端州成绩显著，并因此高升，这本应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包拯到了京城，草草安顿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仁宗皇帝上了《请选广南知州疏》，包拯在奏疏中恳切陈词：
臣窃见广南知州，例差奏荫京朝官初任知县及一考者，世禄之胄，鲜敦义教，童孺之岁，便忝仕籍，未尝学政，即使司民，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一邑之事尚未练悉，六条之重安可责成。地虽远郡，不可轻授。
方国家多务，调率旁午，远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在端州，具知其事。或无职官处，只知州独员管勾。其猥冗恣横之辈，唯务诛求；庸孺懵昧者，又全不晓事。民罹其害，无所诉告。提刑、转运惮其远恶，不能巡历按劾，但上下相蒙耳。
乞今后奏荫京朝官该广南知州者，于次任知县内选有治绩及举主者，方得差移。元无职官处，各选置一员，令转运、提刑司非时不得差出，所贵关掌郡事，辑宁异俗。
包拯以在端州的亲身经历以及对广南路（分广南东路、广南西路，所辖的范围大约是如今的广东、广西两省）的了解，向仁宗皇帝陈述了岭南吏治的状况。他更直言朝廷在这些边远地方，一向疏于管治，往往派遣不称职的州、县官员，甚至是由广南两路转运使选派当地土人充任“摄官”，临时代理应由朝廷委派的正官职务，或是派遣一些靠父祖权势而出仕的“荫官”前来理政，甚至还经常出现缺官的现象。这些官员资历尚浅，未经练历，一个县的事务还处理不好，就去管理一个州，实在是难以胜任。一些官员猥冗恣横，贪赃枉法；一些官员庸懦懵昧，不会理政，至使民受其害。至于广南路转运使、提点刑狱这些上级官员，又怕偏远地方不安宁，极少到地方巡察、查劾，让百姓含冤受苦找不到地方申诉。包拯奏请仁宗皇帝，祈望派一些能干的、有见识的、愿意为百姓办事的官员到广南出任州、县官员，以改善广南吏治，并强调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包拯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端溪文述》说：“孝肃莅端，神明之政，史书志乘，惜不及详。读公三疏，见公指画广南，情词剀切，万世可师，足补此邦文献。”除了上文提及的《请选广南知州疏》外，“三疏”还包括《请添差广南职官疏》和《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
包拯将《请选广南知州疏》上奏仁宗之后，等了一段日子还未见答复，接连又上了《请添差广南职官疏》和《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可见其心之急、其情之切。
《请添差广南职官疏》说：
臣先曾上言广南东西两路诸州，元无职官处，各置一员关掌郡事。蒙下铨司，至今未闻有人注拟。以岭外遐僻，惮其地远。闻东西两路缺员甚多，其十数年无正官处，并差土人充摄。近年蛮贼侵挠，民力困竭，全籍廉干官吏绥抚。若候合入远选人及情愿者，恐卒未得便。
窃见顷年以来，广南缺官，于江浙移两任四考以上簿尉充彼县令，自后因循不行。乞令铨司检详旧例，于江浙、荆湖等处近便诸州簿尉中，选无罪犯、两任五考以上除权职官、四考以上除县令，便令赴任。如此则远官无由幸免，异俗得以辑宁。
包拯在给仁宗的奏疏中指出：朝廷曾有过将在江浙经历过两任锻炼、四次考核的正式官员派往岭南的决定，但是最终没有落实。现今应再予以实施，选派没有过失、曾两次出任县令而且经过五次考核的官员往广南出任知州；选派有两任经验，经四次考核的正式官员派往广南出任县令。他十分重视派出官员的素质，并强调要令出必行，不让派出的官员借故不去赴任，以保证广南边远的吏治能够改善，广南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再请添差广南职官疏》说：
臣昨上言，广南诸州今后奏荫京朝官，该往彼知州，于次任知县内，选有治绩及举主者，方得差移，元无职官处，各选置一员，至今未行。
缘岭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犷悍，易动难安。今又蛮贼猖狂，郡县骚扰。长吏之任，尤在得人。童孺之年，未尝学政，不当轻授。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职官，更相裨赞；而岭外远郡，乃令此辈独员管勾，民罹其害，无所控告，甚非朝廷求治之意也。
所缺职官，祗一十余州，每州各置一员，事理至便，望速赐行。
包拯再次向仁宗皇帝讲述广南社会不安定的状况，第三次强调选派优秀的官员到广南赴任，不要选派没有行政经验的荫官任职，又强调广南所缺官员有十多个州，每一个州至少也应选派一名有能力的官员出任知州，以改善岭南的吏治，并盼望能够尽快执行。情词更为恳切，心情更显焦急。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官员不愿意到边远的广南，仁宗皇帝也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广南缺官的问题。但是，包拯关心民瘼，关注广南，情系端民之心表露无遗。《端溪文述》对包拯在端州的事迹因“史书志乘”记录简单而深感遗憾，但也认为，包拯一到京城，就急切地“指画广南”，连上三疏，也足可以窥见包拯在端州的“神明之政”，以弥补史籍志书记载之简略。
包拯身处端州而思社稷之安危，来到京城仍为边远（岭南）操心，此三疏便是明证。在端州勤政为民，入朝廷立朝刚毅，如此贤官，自然成为黎民百姓心目中的“青天”，正直士大夫敬慕和学习的楷模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