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任端州知州时的端州州署，是一座具有岭南特色的庭院式建筑。除了处于正中位置的“衙门大堂”之外，周边还有好几个堂，作各种办公用途以及公职人员住宿的地方，所以州署也建了休憩的庭院，院内还有轩、垒石作棋枰。这州署不知由哪一任知州所建，包拯来时已经有些年月了。有学者认为包拯知端州时将州署从东城往西迁，“设定了端州城区的中轴线，为后来兴建宋城墙奠定了基础”；“整个宋代城市的格局已由包拯确定了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沥湖，即现在星湖景区的山水布局，包拯时已规划出雏型”。此说未见史籍志书记载，依据不足。
据明万历《肇庆府志》记载：“鉴止堂在府治西，旧名枕书堂。中和堂在府治东，旧名清心堂，又名静治堂。以上俱宋守包拯建，改今名。旧志拯所名堂尚有相魁、敬简、双瑞、节、秋霜、宅生，今俱为廨舍。”又载：“菊圃在府厅西，宋守包拯建。行十数武有轩，轩前垒土为山，砥石为棋枰，榜曰‘烂柯洞天’，今废为廨舍。洗砚池，在府治西，北宋守包拯凿。”清康熙《肇庆府志》及乾隆《肇庆府志》的记载大致相同。按志书的记录，凡包拯亲手所修建的都说明是“宋守包拯建”，其余建筑是“拯所名堂”而已。这说明了包拯到端州后未建州署，只在旧州署内增建了枕书堂和清心堂，在府厅西开了菊圃，在府治西北开凿了洗砚池。“宅生”、“相魁”、“节”、“双瑞”、“敬简”、“秋霜”等都是包拯在增建两个新堂之后重新命的堂名。数十步外的轩，砥石垒的棋枰，也都是原来就有，并非包拯所建。
包拯所拟的堂名，有的字比较生僻，有的字虽然常见，但常用意义又与建筑物实体难以契合。肇庆学院陈大同教授在《包拯在端州营建的设施及其命名探索》一文中作了详析。他认为，“宅生”即是寄托生命的意思，身为知州、知县，是老百姓的生命寄托所在，万万不能疏忽懈怠。另有一说：“宅”亦可解为安定，则“宅生”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安定民生。“相魁”应是仰察斗机（北斗七星的第三星）的意思，也就是仰察皇上，恭候朝命，与包拯的忠君思想相合。“节”指旌节，藏立旌节并定时祭奠的州府楼堂称为节堂；包拯来任时端州是军州，知端州也就相当于节度使领刺史，应佩双旌节。“双瑞”是指镇圭（礼器）、牙璋（兵符），意指负有征守、备凶荒、治军队的职责；与节堂所标示尽管相近，但仍然有别。节堂是从整体标示，双瑞堂则从具体标示；两堂并列齐举，足见命意的严谨郑重，表现出包拯对知州职责的凛遵铭刻。“敬简”出自《诗经》“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以作州署的警示、策励。“秋霜”表明州官必须气度威严，才能对付奸狡邪恶。包拯所起的堂名表现了他忠于君皇、忠于社稷、惠泽民生、谨守职责、警省自律的追求，体现了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
在这新旧八堂之中，包拯去得最多的是增建的清心堂，无论是愤怒、高兴、忧愁、烦闷，他都要到清心堂坐一坐，想一想，平复一下心绪。向来不善诗词，少弄文墨的包拯，以清心堂为题材赋作了一首五言律诗。这是他唯一留存下来、被千年传诵的诗作：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往牒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对于包拯《书端州郡斋壁》，不少人写过注释，端州冼铁生在《读包拯〈书端州郡斋壁〉诗札记》中说：包拯在落笔首联就鞭策自己，“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明确提出一个做人和做官的准则——做人要直，做官要清。能够做到这样，就必须按孔子遗教，“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即“意诚而后正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以他认为清心寡欲，乃正心修身根本。包拯的政治生涯，正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具体写照。
颔联则直接提出做人和做官的具体要求：“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他认为要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就要像茂盛佳木，顶天立地，不怕风吹雨打；要像千锤百炼的精良钢铁，坚强韧拔，百折不挠。
颈联的“仓充燕雀喜，草尽兔狐愁”，进一步表露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从政目的。五谷丰登、仓廪充实，燕子麻雀兴高采烈；开荒种植，除尽杂草，野兔狐狸无处藏身。也有学者认为，“草尽兔狐愁”不是“除尽杂草”的意思，杂草除尽就没有兔狐了。后人有诗“留得塞山一片石，草间狐兔漫纵横”。而更深层次的寓意为：国富民强，民康物阜，则自然国泰民安，社会升平；铲除一切弊政，使奸佞小人无法钻营，难以藏身，人民自可安居乐业，这才是为民父母官的从政目的。
尾联“古牒有遗训，无贻来者羞”中“古牒”者，史牒也，考诸典籍史牒，不少圣贤训诫：做人要正直，做官要清廉，否则只能千秋万代受人唾骂羞辱，不足效法。
《书端州郡斋壁》，自明万历《肇庆府志》、清乾隆《肇庆府志》、嘉庆鉴湖亭藏《包孝肃公奏议》、民国重刊本《宣统高要县志》，以及1996年新编的《高要县志》和《肇庆市志》均有记载。由于包拯治端州时的州署已经毁坏无存，这首五言诗也就没有了真迹。《书端州郡斋壁》究竟是否包拯在端州州署“清心堂”题写，就引起了一些异议。《包公传》的著作者程如峰认为这首诗是包拯在家乡时所作。他在《包公传》中写道：“景祐四年（1037），朋友们都劝说包公应该出去做官，包公也感到当初辞官是为了尽孝，如今孝心已尽，当是为国尽忠的时候了，他奋笔写了一首明志的诗。”“包公把这首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一处做官，就把它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所以诗题叫《郡斋题壁》，流传很广。”
张国华在《包拯身前身后事》中也说道：“包拯曾写一首五律诗，是包拯留传下来的唯一文学作品。据他的门生张田说，这首诗是包拯这次出来做官时写下的，是包拯一首明志诗。”可见程如峰的依据出自包拯的门生张田《孝肃包公奏议集·题辞》，原文为：“……初公之归养也，至毕亲丧方复仕，尝有诗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卒践其言，而得大任美矣。”这一段记载，又似是复仕之后才“尝有诗云”，那么，此诗是包拯在家乡、在天长县任县令时作，还是知端州军州事时作的呢？
翻查史籍，包拯此诗最早见于宋《舆地纪胜》四十五卷中，记在庐州合肥县部分，但只有两句：“直干终成棣（栋），衠（真）刚不作钩。”说是包拯在当地当官时的表态。但包拯从未在合肥为官，这又成了一个疑团。然而从句子来看也不像是误传，倒像是这首诗的初创形态。很可能包拯当时并未成诗，但已经有了正直不屈的思想，欲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由于他少写诗词，又缺少生活实践的体会，故未能够写出整首诗来，直至到端州任上才得以完成全诗的创作。
包拯是在哪儿写这首诗，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写了这样一首诗，并且这是他一生留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这首诗在艺术上算不上精品，在思想上却足以启迪后人。
包拯富有改革思想，又是一个实干家。他知端州的时候，正是以时任谏官的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酝酿和实施新政的时期。包拯远在岭南端州，身体力行，踏踏实实做了许多革弊兴利的事情，使端州在两三年内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庆历新政”的改革。
包拯之所以能成大业，除了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严格良好的儒家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入仕之后经历的实践磨炼。端州这个特殊的环境，使他形成了“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高尚品格。包拯知端州三年，赢得了“包青天”之美誉，此后为官，亦是“立朝刚毅”、“临政无阿”。由此可见，知端州三年，是包拯一生仕途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