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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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创建星岩书院

包拯在端州建造了一座宝光寺,明万历《肇庆府志》记载:宝光寺位于“东厢临江,宋康定间郡守包拯建”。清康熙《肇庆府志》记载:“宝光寺在城东临江,宋包拯建。后改天妃庙。明嘉靖四年知府曾直改濂溪书院,今废。”后来的道光和宣统朝修编的《高要县志》都有类似的记载。从志书的记载来看,包拯知端州时兴建的宝光寺,遗址在如今的崇禧塔东堤围上,即当时端州东郊的渡头村附近,土名叫“飞鹅嘴”的地方。刘斯组《修厚载祠记》说:“兹祠之所由建也,旧塔下一小滩类鹅颈,号飞鹅嘴,下为白莲塘。历传有鹅怪伏塘内,白日出,引颈攫谷食,溺人舟乘。西涝辄陷堤。”意思是说包拯在鹅怪经常出没的地方修建宝光寺,是为了镇妖降邪,防止洪涝灾害,保护黎民百姓不受其害。这就和州署前包拯开挖的水井被端州人传为“包公锁妖井”一样,是民间传说。包拯刚正耿直,不信妖魔鬼怪之谈,史籍志书也没有诸如此类的记录。

宝光寺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不是个镇妖降魔的神佛。方志学家刘伟铿在《包拯治端遗迹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分析得颇有道理:“宋朝的皇帝都称自己是玉皇大帝派下凡间治理天下的,包公建宝光寺,意在鼓励端州人要服从朝廷管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的统一。”我是认同刘先生这一说法的,包拯有很浓厚的忠君思想,从青少年时起就立下了为皇帝、为朝廷“竭忠死义”的决心。这也是包拯一生都受到仁宗皇帝赏识信任的原因。在边远的岭南端州贯彻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建造宝光寺不失为一个最为形象化的宣传。然而,这种方法只是一种对老百姓的普及性宣传,要提高岭南端州的文化素质,培养能够报效朝廷、为民造福的实用人才,最好的方法就是兴教办学。为此,包拯在端州创办了星岩书院。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宋初三朝尊黄老思想,提倡“清静无为”、“循谨缄默”,实行无为而治,几十年间,习成风气。刘皇后操控大权时,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至使官僚军伍冗滥,办事效率不高,作战能力低弱。为解决“积贫积弱”,朝廷又不惜增加赋税。百姓如牛负重,怨声载道,造成士兵暴动,农民揭竿。加上西夏入侵,内外矛盾不断加剧,正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此时,有识之士纷纷提出革新的倡议,以救国家于危亡。

仁宗亲政之后,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期望能够推行更张朝政的革新方略。南宋学者陈傅良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庆历新政”革新浪潮的:“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乡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仲淹)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修)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敦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则本朝人物之所由众多也。”改革者为挽救“积贫积弱”,“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都以重振儒学,挽救天下为己任,掀起一场儒学复兴运动。

景祐二年(1035)九月,仁宗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曰“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曰“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曰“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曰“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曰“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曰“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

包拯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儒学复兴的大变革时期,在行孝十年之后“复仕”的。在范仲淹等改革者酝酿、推行“庆历新政”的时候,包拯还是一个地方“芝麻官”,处于“江湖之远”。从天长县令升调端州知州之后,端州的地瘠民穷,更使他对国家的“积贫积弱”深有体会与感触。他对新政、对革新是抱支持态度的,因为他清楚作为一个地方官,对朝廷、对百姓的责任。包拯既重视实践,运用管治一州的权限,以为民办实事来为朝廷分忧,为改革出力;他又是一个重视学问的人,十分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来到岭南端州后,他更深刻体会到人才的缺乏,将兴文办学作为为政的责任。复兴儒学,创办星岩书院,也就成为包拯在端州实施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具体行动。

在教育方面,岭南比之中原地区、岭北地区都要落后。唐初,文化典籍的讲习,在中原、岭北已经由私人普及到县,而直到唐天宝十三年(754),朝廷才颁布诏令,岭南五府实行科举制度,敕各府民间“自身有词藻可称者……任命应诸邑乡贡……有堪及第者,具奏闻”。到了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开建(今封开县部分)才出了个“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南方异地产奇才,突破天荒出蒿莱。”但是,文化发展是延续的,文脉切断就会出现青黄不继的断层。北宋时期,岭南也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特别是宋初,朝廷曾经一度不许州县随便兴学,设立官学、书院还要经过朝廷的特许,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岭南教育的发展。

包拯在宋康定至庆历年间(1040—

1042)创办星岩书院。那时候,中原至岭北,有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因唐李渤隐居读书,曾蓄养一头白鹿而得名;湖南衡阳县北石鼓山的石鼓书院,为景祐年间仁宗所赐名(《文献通考·学校》列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之一,而《玉海》录“宋朝四书院”有嵩阳而无石鼓);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山东峰)的嵩山书院,早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始建,原为嵩阳寺,后于宋景祐二年(1035)仁宗更名为嵩阳书院;河南商丘县城的应天府书院,因商丘旧名睢阳,亦称“睢阳书院”。这些书院都选择山林名胜之地作为院址,清静幽雅,吸引了众多著名学者前来讲学。而岭南,在包拯之前还没有书院创立。

包拯在岭南西江流域首创星岩书院,开了岭南办书院的先河。书院选址在州城北郊的宝月台,亦是当时端州最为秀丽、清静、幽雅的地方。“宝月荷香”是名闻遐迩的“端州八景”之一。康熙《肇庆府志》记载:“县北百步为宝月台。平地突起,望之如台。宋守包拯建星岩书院其上,岁久圮废。”清何元《窦观察国华重修宝月台内包孝肃祠又新建五峰园敬纪》和《宝月台记》也有记述:“郡城北百余步,陂塘数十顷,中起高邱丈余,周环如台。宋州守包公建星岩书院其上,岁久几废。”

星岩书院设有专门的学舍,也建有专门给教员、学生住宿的地方,然比之“应天府书院”筑学舍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余卷的规模,可能要小许多。现有史籍虽无有关星岩书院曾得到朝廷的奖励与资助,或得到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待遇的记载,但就从属于“南蛮”边远之地来说,办书院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端州的文化教育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星岩书院不是官学,但它在教育上具有较高的层次。地方上的府、州、县学侧重于儒家主要经典的传授,为科举应考做准备。而书院主要是进行专题讲学,多邀请著名的学者、专家掌教、授课,学术气氛较为浓厚,为地方培养懂得经济、懂得治理的实用型人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朝,是负责编纂、撰述图书并储备顾问的机构。如唐开元六年(718)设丽正修书院,八年之后改称集贤殿书院。书院置学士,掌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对应,是一个培育人才的地方。包拯青年时深受翰林学士刘筠的影响,认为选拔和培养人才是关系国家盛衰的大事,而所选皆须胸存谋略、讲求治道的实用型人才,这和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者“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的主张是一致的。

只可惜当时岭南边远蛮荒,交通不便,加上端州瘴疫流行,中原人才到岭南游历、流寓的不多,特别是包拯治端州的前后十年,史籍中也少有中原名士踏足端州的记录,少有如范仲淹这样的大家前来授课讲学。星岩书院创立不久,包拯又调任上京履职,书院得不到后继知州的重视。加之“庆历新政”,很多有政治主张的人物,借书院作为百家争鸣的场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书院因涉及政治斗争而受到抑制,端州星岩书院也难以幸免。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知州王洎上任,将星岩书院改为“石头庵”,书院因此停办。因为当时端州城东已经有了一座“石头庵”,为了与此区别,当地百姓就把“星岩书院”称为“西石头庵”。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高要人黄执矩才恢复了星岩书院,一直办到明朝初年。星岩书院不但是西江最早,也是广南东西路(广东、广西)较早兴办的书院之一。它的创办,标志着西江地区的教育先行了一步。

包拯还建造了文昌祠,“文昌祠在城西景星坊,宋康定郡守包拯建”。“文昌”是天上的星官名,属紫微垣,包含六颗星。月在北斗魁星附近,其中第六颗叫司禄星,也称为“文曲星”、“文星”。“文昌帝君”主宰人间文运科名、文章学问,是科举士子的守护神。文昌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总体可归结为:文章学问,无不从阴德中来,不积阴德,便无以自立。因此文昌精神劝人广行阴德,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最高理想。包拯修建文昌祠,也是为了弘扬奉献精神,对为善者鞭策,对为恶者警诫。用包拯的诗来概括,就是“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鼓励读书人努力学习,科场夺魁,为国家效力,为百姓谋福。包拯是进士出身,参加过殿试,因此很重视科举取士。建文昌祠,让学子们祀祷文昌帝君神灵保佑,是他劝学的宣传手段,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他希望在地处岭南,比起中原、比起江南文化还相对落后的端州,青年人能够养成学习的风气,用文化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