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贸易，是一种短距离的、市镇周边的物资交流，北宋时期就颇为繁荣兴旺。西江两岸的许多乡镇都有圩市（集市），定有圩期。圩期期间，邻近的居民都到圩市“趁圩”（北方称圩为集，趁圩称为赶集）。柳宗元有诗句“青箬裹盐归洞客，缘荷包饭趁圩人”，描写了乡民挑着货物、带着干粮去趁圩，进行钱物交易或是以物易物的情形。宋初学者钱易也说：“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圩。”那时候，圩上摆卖的主要有陶瓷器、纺织品、藤竹器、木器，也有卖端砚给读书人用的。
随着经济发展、门户开放，物流业随之兴旺起来，面临西江的端州，货物运输也迅速发展。那时候岭南的军事、政治中心已经向广州转移，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发达。而在包拯的有效治理下，端州的农耕经济发展迅速，人户比广州还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物流的兴旺，西江流域出产的粮食、丝帛、茶叶、香料以及矿产多在端州集散，港口的运输状况迫切需要改善。根据情况，包拯及时兴建了崧台驿站，既方便了官职人员往来办事，也方便了商贾的货物运输。
据史籍方志记载，崧台驿位于端州城西。明洪武二年（1369）至成化六年（1470）期间，驿站曾一度移设城东一里的临江处，后来又于旧址复建。至于当时包拯所建驿站位于城西何处，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位于今厂排街大菜园村，一说是建国后的渡口所位置。因驿站已圮毁，只能从文献中查证。依古籍所载，崧台驿与寿仙桥相邻，位于今石嘴街与江滨路交接处附近。明万历《肇庆府志》记载：“寿仙桥在崧台驿左，旧志西濠口是也。”明《钟大咸古寿仙桥记》记载：崧台驿位于西濠口寿仙桥旁，“予步自城南溯江而西一里许，至崧台驿。其左盖有桥云。西城外有水于濠，放于江。夹涯之间，堑陷溢险，兹桥盖以濠设也……而况兹桥当崧台之要冲，所利赖非小哉”。据明万历《肇庆府志》、清康熙《肇庆府志》载：“寿仙桥在崧台驿左，旧志在西濠口正当东西孔道，以木为之。万历二年知县张延熙伐石重建，举人钟大咸记。”也说明崧台驿位于西濠口寿仙桥旁。《古今图书集成》记崧台驿路面常遇水淹，故用石铺砌。明万历《肇庆府志》和清康熙《肇庆府志》也有相同记载，为防水淹，知府黄颙和袁载都曾命人以石筑台及“甃甓石为道”。“石嘴街”之“石”字，也当由此而出。清道光《肇庆府志》所绘肇庆城图，也清楚标明石嘴街为西濠口出处。
包拯兴建的崧台驿站，是端州有史以来第一个功能颇为完备的驿站，为端州从贫弱转向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丁希凌在肇庆市“纪念包拯诞辰1000周年暨包拯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包拯“兴建崧台（古称驿站），这是端州地方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以方便公文书信与客商过往，崧台就设在西江边上鹄奔亭（故址在今阅江楼）”。方志学者刘伟铿说：“城西崧台驿，原端州驿，在今阅江楼。隋朝时始建，包公时已圮毁，为方便公文书信来往及船舶装卸，包公迁建于城西大菜园村西侧（在专题研讨会上，也有专家指出，崧台驿站应在建国后的渡口所附近），今建有包公祠。”而钟士周在1992年撰写《解放以前的高要邮政》中载：“高要县的邮驿机构，始建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是年，包拯任端州知事后，在高要县城西兴建驿站和递运所。明洪武二年（1369年），驿站迁往城东石头岗（今阅江楼西侧），称崧台驿。明正统六年（1441年）递所并入崧台驿，这是高要县历史上的第一个交通总站。”专家学者们对端州（高要）建设之驿站是先设于城东（大菜园、渡口所）还是城西（石头岗，鹄奔亭侧），各自持有不同的观点；但驿站之兴建，始自包拯，却是一致公认的。崧台驿是否端州地方第一个交通和邮政总站？方志学者刘伟铿所说，“城西崧台驿，原端州驿，在今阅江楼。隋朝时始建，包公时已圮毁”，又是怎样一回事？
古时驿站与驿亭有所区别，驿站是传递文书中途歇脚之处，而驿亭是行旅止息之所，杜甫就曾有诗说“风帆数驿亭”。若如此，刘伟铿所说隋朝所建的端州驿，应是指供行旅止息的驿亭，而不是后来包拯所建的驿站了。驿亭很早就有，汉朝时的“鹄奔亭”应该就是驿亭。后来的驿站和驿亭二者功能合一，统称为驿站，既是传递文书的中途歇脚处，也可作行旅止息之所，更主要的作用是作为物流的中转地，方便商贾的贸易往来。就如到了明朝将递所并入驿站一样，驿站也取代了功能单一的驿亭。从隋朝至唐朝，端州的驿亭年久失修甚至圮毁，直到包拯知端州时才兴建了驿站。
据明万历《肇庆府志》和清康熙《肇庆府志》记载，崧台驿为“水马驿，在城西，宋郡守包拯创建……。水路：崧台驿下水一百二十里至三水县西南驿；上水一百二十里至新村驿，一百里至寿康驿，一百里至麟山驿，七十里至梧州府门驿……。陆路：崧台驿八十里至腰古驿，五十里至新兴县，七十里至独鹤驿，一百二十里至恩平县，七十里至莲塘驿，六十里至阳江县，六十里至乐安驿，六十里至太平驿，九十里至电白县。恩平县一路，六十里至新会县、蚬岗驿。乐安驿一路，九十里至阳春县……”可见，崧台驿及周边都形成了水陆交通网络，端州的经济自然就繁荣兴旺起来了。
包拯知端州军州事不足三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面对端州的州贫民困，他尽心尽力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抚慰民心，安定社会。与此同时，他毅然调动厢军，筑堤防洪，排沥屯田；带领州民，开凿七井，根治瘟疫。这些行动让端州的农业经济发展起来，为短期内改变端州积贫积弱的面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建起了广储粮仓储存粮食以应付灾荒，使端州百姓渡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端州社会很快从动荡转向稳定。随之，包拯又着手整顿吏治，杜绝贪污受贿，严禁利用折变、支移等不法手段剥削百姓，更明令端砚的征收“方足贡数”，使端砚一业振兴而带动百业畅旺，鼓励并促进了端砚、草席、陶瓷、竹木器等端州特色手工业的发展，从而扩宽了税基，增加了赋税收入。此外，他又兴建崧台驿站，水路上接梧州驿，下通西南驿，陆路通连新兴、恩平、阳江、电白、新会而至江门等地，使商业贸易飞速发展。
面对十分恶劣的环境和种种困难，包拯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通盘考虑，全面施控。其构思之周密、规划之科学、安排之得当、执行之果断、落实之认真，都可见包拯超乎寻常的睿智和才能，雷厉风行的胆识和魄力。只可惜包拯治理端州的时间太少了，还不足三年，当他离开端州，不免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