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室·史坦因
有过一个美国的飞行战斗员，当他正在轰炸华北某地日本人所占领的铁路线时，他的飞机给高射炮火击中了。他在路轨的附近安全地跃了出来，为着要避过日本人，他白天躲着，晚间才步行一个短的距离。离开铁路线二天之后，他碰到了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兵士。他惊奇起来了，他们是日本人呢，还是属于他曾模糊听见过的敌后“共军”的部队呢？
这些兵士对待这位年青的中尉不只是友善而已。他们待他犹如对待一个久别重逢的兄弟，他们用着他懂也不懂的语言对他快乐地谈着，他们给他吃得好好的，在他表示要吸香烟后的一二天，他们还给了他很多的香烟。
他第一个碰到的人只会说一点点英语，这个人告诉他，他现在是和共产党的八路军在一起了。到中国还只二个星期的他，从来也没有听见过什么八路军，但是，共产党这个名字是他听来熟耳的。不久之前他还到过波士顿广场上去阻止共产党的演讲员呢。
救他的那些人是民兵，是辅佐八路军作战的农民。从他跳出飞机的时候开始，他们一直沿铁路线找寻着他。他们要他知道，他们是多么快乐地终于找到了他。他们还对他抱疚，要他等了这么久才给他香烟： 他们必须从一个伪军警卫着的敌人兵舍里取得这些香烟，这样的事情是自然需要时间的。
最后，他同一个八路军里的医生，一个奥籍的犹太难民一起踏上了去延安的路，他看见了许多晋冀察抗日根据地的情形，而且还在当地的军部里过了几天有趣的日子。在许多星期的步行和骑程中，在八路军带他越过各个敌人防线的那些紧张的钟点中，他有很好的机会去观察共产党作战地区的状况和活动。
当我在延安碰见他的时候，我发觉这位中尉对于“中国的共产党”充满着热忱：这不但是为了他们曾经帮了他很大的忙，而主要的是为了他们是真正的战斗员，所以他才敬佩他们。也正因为他对于中国的整个形势有着这样一个完全客观的见地，所以他对于共产党地区作战力的见证，他对于人民与共产党军队之间的紧密关系的见证是特别宝贵的。
美国的军事考察团问得他非常详尽，他那真实的回答仿佛证实了延安的领袖们所说的他们在敌后区域里的作战力量。
考察团的团员们把这位中尉的日记和不久之前从八路军那里得来的一幅地图比较了一下，这比较证明了共产党所控制的领土实际上比他们说的要多。
“如果我不是在服军役，”这位中尉说，“我情愿回到国内去作一次旅行演讲，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形告诉我国的人民知道。”
几个月之后，我在纽约碰见了轰炸员濮旭中尉，他的飞机曾被损坏得非常厉害，之后他就同他的伙伴在华北的另外一个抗日根据地被迫降了下来。他们一共在那边过了二个月。他所看到的也使他同样地感动。下面是他告诉“午报”的亲身经历的主要部分(见1945年4月8日午报)，而且还是经过美军当局检查通过的部分。
“在全民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已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里把中国的人民有效地组织了起来。即使是在我被迫降陆的荒僻的山区里，那些连什么地方有战争在进行着也不一定知道的农民们，在我们出现的时候却知道究竟怎么办法。共产党曾经命令他们注意可能被迫降陆的美国飞行人员，而且还告诉他们必须好好地关心我们。
“我们被领到了一个附近的村子里，吃了东西，穿了衣服，然后又被领到了这个地区的军部里，也就在这些地方，我千真万确地看到了八路军和民兵所进行的抗日战斗。
“共产党曾经举行了一次战争成果展览会。各地出席这个展览会的公民在万人以上。陈列品中有游击队从日本人那里截获的武器，有敌人的马枪，机关枪，臼炮，甚至还有几尊重炮。
“但是他们并不单依靠着敌人，他们制造着自己的来福枪，甚至还以树干制成了大炮。这是些以炭粉作底的炸药来开放的大炮。
“在手榴弹和地雷的制作中，中国人表现了真正的聪明。他们把废铁、破碗、碎瓶，还有空心的岩石来作炸药的外衣。这些手榴弹和地雷虽然简陋，但用来反抗日本却是功效卓著的。
“和美国的配备来比一比，这些武器是原始的，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这些人民不管手里有的是什么东西，他们却能够尽力作战。我不得不惊奇，如果他们有了少数我们那样的机关枪和臼炮，那么他们可以完成怎么样的一些结果。
“使我惊奇的是，他们有的虽然非常之少，他们的进展却是非常之大。展览会里有一部分包括着许多地图，这些地图指出了他们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的进展。单在一个地区里，他们就从敌人手里收获了1 899平方里的领土，解放了500 000以上的人民。这些地图所涉及的有十五个这样的地区，解放的领土一共有300 000平方里。这些地图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许多得到它们的人都曾实际地参加过这些有关的战役。
“我对于他们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迈进尤其感到兴趣。没有一种可靠的充分的粮食接济，抵抗运动是会崩溃的。在展览会里就陈列着各种改进了的麦子，谷物，以及在共产党经营的实验农场上生长起来的其他产物。生产部长是美国明涅苏太大学的毕业生，他告诉我说，种子是从美国式的收获中取来的，现在正在种植着，分配给整个区域里的农民。
“他们还在做着种植新式蔬菜和果子的实验。灌溉的计划也正在加以发展以便开垦荒土。有一个区域在从前有2 600亩荒地，但现在是生产起来了。实验农场里畜有家畜，农民们正在被教育着怎样去正当地当心它们。自从离开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次喝到的牛奶就是从共产党所养的那些好斯顿种乳牛那里挤出来的。
“八路军的部队是帮助生产运动的。他们帮助农民收割，甚至他们自己还有小块的土地。依照八路军中的规律，每四个士兵必须垦植三亩地(等于1.5英亩)，筹足养活他自己的三个月粮食。其余的由军队来供给。这个计划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就，因此在这个经常闹灾荒的地区里，共产党人贮藏了二年的谷物来预防旱荒和意外。
“自从我回国以后，我听见人们非难说，中国共产党是不打日本鬼子的，我能够发誓说，他们是打日本的。农民们正由八路军教导着怎么样放枪，又怎么样埋置地雷。他们也正在受着游击战术的训练。农民们从周围几百里的地方赶来受训，然后再回到家乡去参加正规部队的反攻行动。
“在经济领域内，私人企业正在被鼓励着。各种各样的合作社，从二人开设的至许多人合享利润的合作社在每一个地方开办了起来。他们出产的物品有皮件、军火、被单、制服、绷带，许多样式的简单工具，还有其他各项不但作为军用而且也是作为平民消耗的东西。
“与共产党领袖谈话的结果，证实了你在观察人民和他们的活动时所不能不意识到的印象，那就是，民族主义比共产主义更来得重要。
“这是件有趣的事情，我注意到在县城里的公务人员宴请我们的地方，领袖们都是绅士阶级——十分明显的绅士阶级。他们中间有许多是受过很好教育，家庭在村中住了几百年的人士。他们是地主、商人，以及公务人员。他们正如你可以在美国发现的民政领袖们一模一样的人物。”
鲁登是国务院的议员，他在中国有很悠久的经验，他同时也是美国驻延军事考察团的一员，他在1944年的秋季和冬季长期地游历了几个抗日根据地，他回到华盛顿后有个报告说，“这些共产党正在打击日本，而且在他们的地区里得到了广大的支持。”(1945年3月25日《纽约时报》)。
“旅行大多都是骑骡和步行的”，这报告继续说，“这一队人马经常由中国的游击队护卫着越过了山道，涉过了森林，跨过了，不断地跨过了日本的封锁线。他们一路都穿着中国共产党的制服。这一队人马越过山西，在河北住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那里这一队人马又分成了各个小股到各处去旅行，有一小队曾经远达北平(在那里依照重庆的领袖们在我们还未离开延安前郑重地告诉我们的话，那么‘那里当然不再有什么共产党人了)’。
“他说，中国人把他们的一部分武力当作正规军，另外一部份当作游击队，但是根据他们那种撤退迅疾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那种与敌人——日本鬼子们的搏击和肉搏，他们都是我们所称的游击队。这一队人中有一个在这些肉搏的一次中被杀死了，又有一次，这一队人为着免得给日本人切断，只得不吃东西，没有休息地行军二十六个钟点。
“他发觉士兵们对于美国都是很敬佩的，他在这个地区里碰到的人民也是如此。他说，农民们所支持的纲领在性质上并不是特别共产主义的，而是中国的农民阶级所固有的。这些领袖们所传布的纲领用语是每个人民都能领会的：‘吃得饱，穿得暖，没有人逼得他们团团转。’在这个继续不断的肉搏时期，人民，有这样的感觉，‘没枪干儿的到处受委屈。’”
甘世柏少校是美军延安军事考察团里的一个美国医官，他在1944年的夏天访问过共产党的战区，他把他的经验撮要报告如下：
“我发觉到医务人员对于中国这一部分内的军队和公民的需要是非常心切的。如果有人遇到了什么困难，大家都把这困难归诸于国民党的封锁，医学方面有这样的成就谁都不能不感到良好的印象。
“我曾经和本地医院、医科学校，以及军事机关设立的速成班里的医务人员谈过无数次，我发觉他们都非常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医务人员和物质方面的限制。但是我注意到他们断然没有‘要求救济’的精神。
“我不是想估计这些人民现在给予协约国的帮助；但是，如果在未来我们要命令这些军队进行对日作战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尽一切的力量供给他们在医药方面的需要。如果医药供应能够送达到那里的话，我敢断定它们是会被应用的；不是乱用，或者丢在一旁留待未来。
“根据我观察医院里的病人以及存在于本地居民和士兵间的友谊，我要说，任何医药方面的改进对于这个地区的农民和军队是有好处的，这是提高士兵战斗素质的一个因素；因为一个公民不但是家庭的一员，而且也是生产粮食以及把重要物资供应给军队的后备。”
有一天，那时我还在延安，美军的军事考察团接到了一个无线电报，这个无线电报是一个中国种的美国驾驶员在华中汉口的扬子江附近被迫降落时拍出的，救他脱险的是共产党统率的新四军—名义上被重庆政府在1941年“解散”了的新四军。
这位美国的驾驶员报告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陈纳德将军，他是平安无恙地急于回到他在中国的根据地去。
救他的人员愿意护送他到国民政府的领土之内，但因为中国政府军队的劲旅正在进攻他所遇到的共产党所统率的新四军，所以他无法通过。
这个报告最后请求美军当局要重庆的国民政府停止作战，俾便让他归返他的队伍。
议员曼殊裴尔特—蒙台纳州的民主党员—他在1944年12月间向国会报告他出使中国的经过时，最后也谈到了国共间的争论。
他说陈纳德少将—老中国和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的司令—把共产党很高地估计为战士，而且还说共产党和苏联是没有联络的，这是我以后逗留在中国期间从我与人谈话中所得的结论。
“共产党，”曼殊裴尔特说，“也是应该予以承认的一股力量。在他们统治区内的人民差不多有90 000 000，而且他们还像发展了一种十分民主的政治制度，共产党是极有纪律的，他们不是苏联那样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的兴趣主要地集中在土地的改革上面。
“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域内，他们坚韧地组织着以进行战争，以维持他们的地位。共产党深入了他们所占领的村庄，告诉人民他们是来传布民主政治的，询问人民有多少是赞成减租减息的，然后让人民自己来投票决定
“在他们的缺点中间，有一个缺点便是他们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他们把自己视为虔诚的十字军和行善者。
“他们的优点是： 他们有六十万左右的优秀的武装力量，在他们领土内的民主比中国的其他地方更多。”
关于蒋介石政权，这位议员报告说，“国民党是一天不如一天地被人厌恶起来了；这是由于人民惧怕国民党军队和收税吏的态度所造成的；这事实的证明就是农民暴动，各省领袖对党的责难，以及学生的反对征兵暴动。国民党说起来是民主，然而做起来却是独裁的。
“国民党是惧怕人民的意旨的，它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民的支持，而且不允许把它任何的力量用于土地革命方面。但是国民党始终还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它有委员长做它的领袖，而这位委员长在反日的战争中是有特权的。国民党还有一支有力的军队。中等阶级都倾向它，而且它始终有美国的支持。
“这一种策略的不幸结果很显著地表现在这许多方面：
“‘一、 他差不多用了十六师团的兵力封锁着共产党，因此他就不能利用大量的部队来打击日本。
“‘二、 他曾经因为不能动员中国的资源，不能征调大学生和富家子弟充当兵役，又不能使他的部队获得食粮和医药接济而使中国的战力低落。
“‘三、 他没有把囤积的风气阻止；他没有把通货的膨胀遏止；他却允许商人和地主大发其财。
“‘四、 他不能在高租高息方面改进农民的状况。’
“在目前这种制度之下，被征入‘国民党’军服役仿佛受到了死刑的判决，因为兵士们很少受到训练、食物和配备。由于上司的非法揩油，他们都是挨饿着，非常可怜地装备着。司令们垂涎着他们所收到的东西，于是再把它们像潮水样地流到黑市去使他们自己发财。一种公正的粮食供应管理是必要的，否则中国的军队就不能尽其所能发挥战力。
“当我开始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以为中国的问题是供应，但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之间的合作，一向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们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现在竭其全力在弥缝这个裂隙，而且使中国人在自身之间有更大的合作。
“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他怕对共产党让步，因为这会影响了他和他的独裁。
“他们要中国人同心协力团结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亚洲方面获得胜仗；他们而且还要一得到胜利就把他们在国外当兵的孩子撤离中国。
“他们所最关心的是营救美国人的生命。
“他们不管中国会变成一个农业国还是别的，”曼殊裴尔特扼要地说，“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打着日本，而且代替我们解去了那么多的重负。”
(原载于《八路军作战力的证人》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