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等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同印尼解决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在亚洲树立了和平的形象，成为巩固地区和平、加强亚洲各国团结的典范。
据统计，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已有90多个国家在同我国共同发表的文件中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此基础上同我国建交的国家达100多个。而印度也根据五项原则成功解决了与缅甸和尼泊尔的边界问题。
五项原则为建立和发展崭新的国际关系，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家政治新秩序和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发展民族经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五项原则还跨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冲破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认可。1956年，芬兰、丹麦、瑞典、法国、比利时都在有关文件中引入了五项原则。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英国、荷兰、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先后接受了这个原则，并写入与中国签订的友好条约或联合声明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彰显了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智慧，已经成为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靠着这一原则赢得了亚非拉的多数朋友。
按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再过20年左右，将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进程，预计中国到2030年前后可能达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中国正好赶上工业化高速列车的最后一班。
如果中国怀有私心，在这趟工业化的末班车上手拉着栏杆脚跨进门里，就屁股撅着，不再让任何国家有机会抓栏杆，和欧美一道把车开成S形往外甩人。而这时印度估计是一只手拉着栏杆，一只脚已经踩在车内，但大半个身体却还在外面晃着，车子后面追着一溜亚非拉的兄弟在吃灰。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各国平等仍是最根本的法则。反观欧美大搞利益至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威胁利诱，不尊重其他国家的基本利益诉求，必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唾弃。
1945年以来，美国基本上是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美国一直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众多国家只能惟美国马首是瞻。但美国却将“民主”、“自由”等变成打压其他国家的一项手段，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非真正为了推动民主及自由。
在上次总统竞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甚至呼吁组建全球民主国家联盟以抑制他们心目中的权威国家，奥巴马的一些高级顾问也颇为热心，纷纷撰文讨论组建世界民主国家联盟。其目的是想将中国、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等难啃的骨头用一个独裁的铁栅栏围起来，使之成为挽救欧洲衰落的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在美国眼里四个最大、最具战略重要性的民主国家——印度、巴西、南非和土耳其去并没有接受美国的感化，成为美国组织的唱诗班里的一员小天使，反而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与中国结成了联盟。
欧美奉行的外交政策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欧洲历史上虽然有几次短暂的统一，比如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但欧洲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的状态，由于宗教势力庞杂、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民族，很难出现统一的中央王朝。
欧洲历史是一部相互征伐的历史，大小的战争一直伴随着欧洲人民。这也使得各国在采取外交政策时，基本上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
在百年战争后，英国退出欧洲大陆，孤守英伦诸岛，英国至此丧失独霸欧洲的机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英国只有采取扶弱打强的政策 ，保持欧洲力量的均势。
比如，英国与荷兰在三次英荷大战中为海洋霸权和商业利益杀得你死我活，但是一旦看出外交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英国统治者倒也能够不计前嫌，与昨日的对手握手言欢，对昨日的盟友翻脸无情。
历史上的分分合合，使欧美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只是冷静评估外交利害关系和国际权力结构，一切以家利益为中心，从来就不把荣誉和意识形态认真看待，对感情和友谊更是逢场作戏。
反观中国，由于汉民族占据了主导地位，再加上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太平洋、南亚热带丛林将中国与其他文明区天然分割开，在数千年中没有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中国基本上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虽然经历了几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汉文化强烈的同化特征，使中华文化得以保存。
北方游猎民族对中原地区形成强大的威胁，但中原农耕文明相对发达，这使中原地区与周边形成强弱分明的力量对比，中央王朝在处理外部矛盾时，更多采取怀柔与安抚等政策，在数千年的政策也很好地延续下来。
美国被经济问题所束缚，独霸局面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在错综复杂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中国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家关系面前将使中国留有更多的余地。
全球气候谈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由于掺杂了政治、道德、科技、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它比以往的任何国际争端更加激烈和复杂，将如此多的国家牵扯其中。
中国政府对气候谈判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中国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挂帅，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任副组长，在应对国际问题中，这样超规格的组织机构是非常少见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将不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将是对中国政治智慧的考验，如何在国际间争取自己更大的利益，如何充分顾及各方的利益。
但在气候谈判中，中国的退路并不大，中国必须进行团队作战，这样才有获胜的可能，而所能倚重的只有亚非拉的兄弟。
中国必须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也是为自己争取利益，和发达国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如何照顾中小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是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为首的“基础四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它是未来气候谈判的关键和胜负手。
应对气候谈判，除了找到坚定的盟友外，中国在技术上也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
首先是如何对各国碳排放进行有效的计量，如何测量和计算“碳排放”，根据怎样的公式来计算每个国家的排放量，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计算公式等等无疑是技术关键。为此，我们需要提出一套关于统计和计算的方法学，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公式，还要有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将一套政治话语转化为技术语言，在国际谈判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标准。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运作机制必须更透明，它提供的是气候变化的基础数据，从“气候门”事件来看，IPCC仍牢牢控制在英国手中，中国必须寻找制衡的手段。
气候谈判就像一场足球赛，IPCC作为唯一的裁判，你说发展中国家还有机会向发达国家叫板吗，黑哨折腾死你，毕竟规则都是别人在制定和修改。
中国虽然坚持“三可”原则不能触及国家主权的红线，但国际事务最终会走向透明是一个大方向，中国必须在数据监测上走在前面。
中国人凭借自己在卫星技术、遥感技术、大气监测方面的技术优势，是可以逐步达到二氧化碳监测的最前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掌握更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