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了，最难堪的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文化。先秦时期，没有文化也是一件很难堪的事儿。
中原诸侯一直不怎么待见秦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秦国始终没有先进的文化。
实事求是地说，也不是中原诸侯故意给秦国难看。在文化方面，秦国的确没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要不是孔夫子在《诗经》里收录了几首秦风，后人都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文化。至于让秦国人奉为圭臬的《商君书》，压根儿就是纯正的舶来品。
文化建设的落后直接影响了秦国的国际形象，并且在春秋时期还给自己带来了外交困境。整个春秋时期，秦国跟中原诸侯的交往少得没法再少。
秦国的外交困境有晋国封锁的因素，另一方面跟秦国自身的软实力不过关也有很大关系。秦穆公去世后，唯一一个打心眼儿里愿意跟秦国打交道的，就是在中原诸侯眼里也是蛮夷的楚国。这两家愿意牵手，有恶心共同敌人（晋国）的现实需要，也有惺惺相惜的心理需要。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强悍地武力崛起，这时候大伙儿比拼的是经济、军事这些国家硬实力，文化的不先进倒也没有给秦国带来什么大麻烦，这是秦国的幸运。后来美利坚崛起于赤裸裸的硬暴力时代，也可与之相比。
到了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硬实力即便是原地踏步不动窝儿，也能让其他诸侯坐着火箭追一阵儿。但是，秦国的软实力并没有随着硬实力的不断提高与时俱进，而是基本上原地踏步。
这也是商鞅的功劳，或者说是法家的功劳。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侧重点。
例如，儒家就比较看重文化之类的软实力。他们认为只要软实力搞上去了，硬实力自然而然就能高到不得了的地步，所谓内圣外王是也。事实证明这个主张极端不靠谱，周王室的软实力是天下之最，但它也是天下的软蛋之最。
法家恰恰相反，认为正儿八经地提高硬实力才是硬道理，其他的都是虚招子，虚头八脑的扯淡。只要硬实力能打遍天下无敌手，那就走遍天下都有理。
在竞争惨烈的战国中前期，法家的道理无疑是绝对的硬道理，儒家的道理的确有点儿扯淡的意思。
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到了战国后期，秦国在硬实力方面快攀上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了，其他国家也快掉到马里亚纳海沟的沟底了。
一个崭新的话题摆在了秦国人面前，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是沿着以前的路继续走下去，还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崭新的路？
以前的天下是，一个天子，好几个大国，数不清的主义。
历史证明，这条路上充满了血腥，几百年下来，流的血就是另一条黄河。
吕不韦的脑子里隐隐浮现出另一条路，一个天子，一个国家，一个主义。
走这条路，或许能够好一点儿吧。
秦国要想做到并吞八荒、宇内一统并不容易。
东方六国的领导人不会愿意一统，他们自己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吆五喝六的，神气着呢，凭啥甘心听你秦国人的吆喝。
这个事儿吧，说难也不难，到这个点儿了，其他国家的硬实力整合起来都未必能赶上秦国。他们愿意不愿意的，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儿。
天下那些读书人也不太愿意一统，这么多年来，他们东跑西颠，满嘴里跑火车，想嘀咕啥就嘀咕啥，一不小心还能弄个五子登科。以后是一个主义了，让人家怎么活啊。
这就有点儿麻烦了，只要这些人继续满嘴跑火车，一个主义就是空谈，一个天子、一个国家也就成了摆设，天下早晚要回到以前的道路上。
天下一统，不仅是地理上的一统，更是人心上的一统，人心散了，队伍就没法带。
地理上的一统，只要举起大棒，单靠硬实力就够了，人心上的一统，就得需要点儿胡萝卜一样的软实力了。
这会儿，秦国软实力上的软肋就暴露在放大镜下面了。秦国人该学一下儒家的扯淡了。有时候，扯淡也能扯出战斗力。
某种意义上说，吕不韦在合适的时间来到了一个合适的国家。在秦国急需胡萝卜的时候，吕不韦也抓紧时间为秦国赶制胡萝卜。
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建设是一个相当费劲的工程，不是变个法、改个革，一下子就能搞定的。
吕不韦是个商人，商人行事的原则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润。让他沉下心来，拿出大把时间、花大力气去搞文化建设，很难为他。
吕不韦不愧是吕不韦，他找到了一条极为便捷的途径——拿来主义。
那是一个养士成风的年代，鼎鼎大名的四公子就不说了，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养几个门客，宦官也能跟着掺和一把。跑一下题，大名鼎鼎的蔺相如就是先投靠宦官的，正是这个缘故，廉颇才相当不待见他，说他是“贱人”，卑贱的人。
吕不韦是秦国的相国，只要他敞开了扩招，家里门客的数量应该不会比四公子少。
四公子养士是为了给自己造势，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吕不韦应该也不会少了这个心思，不过，在造势的同时，吕不韦还让门客们兼职干点儿别的：进行文化建设。凭这一点，四公子就不配给吕不韦提鞋。
在三千门客的帮助下，吕不韦在秦国这个文化沙漠开始了文化建设。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有具体的物质体现，那就是文字。把文字拼凑起来，那就是文章，把文章整合起来，那就是理论。
吕不韦进行文化建设也是走的这个路子，他把门客们写成的文章整合了一下，拼成了一本巨著——《吕氏春秋》。
今天的人写书或者因为兴趣，或者因为生活所迫（古龙就很实在地承认了这一点），更多的时候是后者，并不怎么看重所谓的文以载道。
战国时代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写书的人很难通过码字儿来改善生活。他们之所以呕心沥血地写作，只是为了那个高尚的目的，文以载道，通俗说就是，表达并且传播自己的思想。
顺便说一下，那时候能够写书的人生活都不怎么困难，他们有资格高尚。
吕不韦不计代价编纂这部《吕氏春秋》，也是为了表达并且传播自己认同的思想，而不是清高地把它藏诸名山，等待后人来寻宝。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如何让更多人以最快的速度知道自己的想法呢？
吕相国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创意：抄袭。
当年商鞅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变法造势，在秦国的都城栎阳超规格悬赏。一百多年后，这一幕又在秦国的另一个都城咸阳上演了。不过，这次不是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赏金也高出了数十倍。
时间：某一天（还是不知道哪一天）。
地点：咸阳贸易市场门口（还是在这个人气最集中的地方）。
吕不韦抄的，那真是相当到家啊。
一片片竹简（木简）摆在了热闹的集市街头。
吕相国宣布，能够在这些竹简上增减一个字儿的，赏千金。
这些竹简，就是吕相国那伟大的文化成就：《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集结门客编纂而成的，并且经过了严格筛选，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里面的文章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篇篇都算得上是精品，但是要说一个字儿也动不了，那也不怎么靠谱。
把自己的成就拿出来晒一晒，让文化沙漠的秦国人见识一下，看，你们的相国是一个相当有品位的人。
吕相国也是普通人嘛，有点儿俗人的想法和做法，也没啥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