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福泽谕吉历经了风餐露宿、歹人打劫等一系列困难，终于到达了大阪，而且还拜了著名兰学大家绪方洪庵为师，开始了漫长的求学之旅。当时绪方洪庵开设的家塾叫适适斋塾，福泽在这里每天不分昼夜地读书、学习，困了就拿锥子扎自己大腿，冷了窝在大被子里写文章。刻苦攻读了5年之后，他成了私塾里最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没有之一）。绪方洪庵对福泽谕吉也是喜爱有加，有次福泽得风寒，绪方洪庵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给他看病，为他熬药。后来，福泽谕吉自己开办了私塾之后深记老师的恩情，也满怀热情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情同父子一般。
可以说，后来福泽谕吉成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深受绪方洪庵老师的影响。
这时候的日本也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动。外国的坚船利炮不断摇荡这个岛国，各地的大名开始努力摆脱幕府的控制，纷纷向社会广招人才。在老师的举荐下，1858年，福泽谕吉接受奥平藩的应聘，到江户去教授兰学。临行前，师徒二人恋恋不舍。绪方洪庵拉着谕吉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江户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在那里你不仅仅能看到国家的变革，还能看到西方国家的强大。记住，让日本走上复兴是你的责任。我已经老了，但你还年轻，不要让老师失望！”
福泽谕吉含着眼泪点点头，他背上了行囊，开始了新一段旅程。
在江户工作的日子里，福泽谕吉一直很自负。他发现当地的那些所谓兰学大师基本上都是混饭吃的，会背几个单词就说自己是学者，会拿解剖刀就说自己是西医。有段时间里，福泽谕吉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年轻人。
好吧，上天看不下去了，他给了福泽谕吉一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收敛起骄傲，继续努力。
那是在他到达江户的第二年，福泽谕吉奉命去横滨讲学。横滨，当时因为开放口岸，有很多外国传教士、商人游历其中，是日本最西化的城市。
充满信心的福泽谕吉一到这里就开始被人鄙视。虽然他的荷兰语很流利，但这儿的人都说英语，压根不把他放在眼里。福泽谕吉好几次站在酒店的镜子前凝视自己的衣着、发型，最后长啸一声，慨叹道：“怎一个土字了得！”
福泽谕吉下定决心要苦读英语！
于是，他在没有老师、没有新东方，没有四六级GRE、没有托福考试的压力下，奋勇学习。当时他跑遍了书店都买不到一本日英词典，最后，福泽谕吉灵机一动，买了本兰英字典，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一本书一本书地啃，苦读了半年之后，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来临了。
要不说，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呢，半年的学习让福泽谕吉粗通英语，而在当时的江户能粗通英语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收拾起行李，准备登上一艘大船，旅行的目的地将为他展现一个新的世界！
做最伟大的学者
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日本年轻人出国留学是一种潮流，虽然没有新东方在考试上给予强大的支持，但很多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海外。当然，这些人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混个外国户口，不是为了嫁给老外图个新鲜，他们想的是救亡图存，强大自己的国家。
福泽谕吉知道自己的理想和使命，他向着梦想中的国度迈出了第一步。
他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那句经典的废话——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当时，根据日本通商协议，日本将派遣军舰护送美国使节回国，正巧缺个翻译，有人推荐了福泽谕吉，说此人就学了半年英语已经能考专业八级了。船长一听大喜，连忙邀请福泽谕吉同行。福泽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登上军舰，奔向美国。
在他呕吐了好几十次之后，军舰到达了北美大陆。不过这次旅行公务非常繁忙，福泽谕吉没有时间闲逛，倒是买了一本韦伯字典（不愧是学者）。这件不经意的小事让福泽谕吉成为日本第一个引进外国字典的人，从而载入史册。
回到日本之后，很多福泽的朋友围到他身边听他描述美国的见闻，感觉那是相当新奇。随后，幕府邀请福泽谕吉在外交部门担任翻译，福泽欣然接受。
成天跟外国人接触，福泽谕吉的英文越来越好，后来他又开办了学校专门教授英文，废除了兰学。
当了幕府公务员的福泽谕吉公费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之后他又几次到欧洲和美国学习参观。跟洋人对比之后，福泽谕吉越发觉得幕府是一群腐朽、不靠谱的人，于是他慢慢地淡出了幕府政界，开始专门教学、读书。
当时江户地区只有福泽谕吉开办的一所英文学校，所以很多年轻人慕名而来。但大部分年轻人都很穷，福泽谕吉大发慈悲，不仅仅给他们上课，还努力翻译书挣钱养活他们，其品德远远高于俞敏洪老师，也高于那些让学生帮着攒书不给稿费的导师，更高于打着义务教育旗号的千百万所学校。
1868年4月，伟大的福泽谕吉把自己的学校改名为“庆应义塾”，这也是日本著名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福泽谕吉认为，一所好的学校要传授数理化知识，同时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具体课程安排上，福泽谕吉一方面让大家学习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求学生研读西方的思想史，并且还要熟读儒家经典，因为福泽谕吉一直坚信，西方技术和东方哲学是日本最为欠缺的东西。
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中国，也是如此。
福泽谕吉当了校长之后对教育几近痴迷，在倒幕运动过程中，江户发生了战斗，流弹炮火横飞的日子里，福泽谕吉也是不要命般地站在讲台上坚持授课，下边的学生跟着他一起忘我地思考、学习。
窗外是你死我活，屋里是思想迸发。
上完课之后，福泽谕吉发现学生没有一个逃跑的，他很欣慰，也很激动，他对着满座的学子们说：“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仅自己的本土，连印度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为豪的。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福泽谕吉的理想实现了。
中国也需要这样一所大学，坚持思想输出为己任，坚持世界上最美的价值观，坚持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坚持和一切腐朽的、禁锢的思想作斗争。
言归正传，福泽谕吉一边给学生们上课，一边潜心作学问，他翻译的书不胜枚举，共有60多部，内容涉及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而且还有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如果把他翻译的书放到一起，绝对是一套大百科全书，别说翻译了，看都得看几年。
除了著书立说，福泽谕吉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了培养年轻人的伟大事业上。
其实，在倒幕运动胜利之后，日本政局渐渐稳定了下来，希望读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庆应义塾也就越来越火。不过因为战争刚刚结束，很多来上学的都是退役下来的武士和士兵。这些人比较粗暴、野蛮，在教室里也坐不住，时不时地要闹点事、打个架、喝个酒、泡俩妞什么的，俨然就是《流星花园》的近代版。
福泽谕吉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不仅仅是教好课、写好书，还要担负起让年轻人走向正途的责任。国家已经大定，但日本要想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关键是必须让青年人满怀理想、满怀激情、满腹经纶。
福泽谕吉为了让自己的学校不至于沦落为工读学校，制定了严格的校园规章，规范学生的行为，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教育那些退役兵士，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但是你们肩上的任务更加繁重，你们要面临的局面是让日本走向强盛，这个任务比打胜一场战争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在他的努力之下，庆应义塾慢慢走回了正轨，一批批精英从这所学校毕业，成为建设国家的骨干力量。
1871年，庆应义塾搬到了东京的三田地区（现东京三田），福泽谕吉看着绿树成阴的新校区，想想自己当年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白手起家，到如今，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不禁流下了感慨的泪水。少年时的坎坷、年轻时的报国梦想、成熟后的心系天下，一起涌上福泽谕吉的心头。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福泽谕吉都是个伟大的人，是一个真正领会了知行合一的人。他曾经想过和伊藤博文一样走上政坛，报效国家。但随着不断接触西方世界，福泽发现，成为一个教育家更能启发民智，因为传播思想才能让更多人领悟日本的落后、西方的强盛。于是，福泽谕吉告别了无聊、扯皮的公务员生活，走上了开办教育实业的道路。很多年后，无数日本公务员的名字被人们忘记，但福泽谕吉却名垂青史，甚至日本人把他的头像印到了万元钞票上，告诉后人，没有福泽谕吉就没有今天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