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东北亚地区是两大对立集团政治交锋、军事对峙的最前沿，长期的军事对抗下的冷和平，互不往来的不平衡发展给“冷战”结束后东北亚留下的难以消化的“遗产”，一直困扰着该地区，并表现出地区安全脆弱、政治协商间歇、经济合作局限、协调发展艰难的整体特征，使之与世界上随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极化而蓬勃发展的区域集团化、一体化进程相比明显滞后。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的区域安全合作已成为历史必然的发展趋势，它既给各国，乃至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使之在新的一轮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科技进步与人员、资本、贸易往来使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区域内地缘关系联结更趋紧密，新区域主义大行其道。一国的发展已不可能无视这种背景，而只能选择融入其中，一方面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和谐、安定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趋利避害，为自身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拓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空间。东北亚地区恰恰是在此方面形成了种种制约，捐弃前嫌、化解纷争、凝聚共识、实现共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大潮的猛烈冲击下，东北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磨炼”。
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要矛盾
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是世界上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之一，这与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实力大不相符，也不符合东北亚各国的安全诉求。从现实看，影响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要矛盾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历史恩怨
在近代历史上，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就战乱不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对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犯下的灭绝人性的历史罪行令人难以忘却。战后由于两大对立阵营在东北亚地区的对立，日本在美国的庇护下，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还进一步转向了西方。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结果是朝鲜半岛民族国家完全分裂，两大阵营矛盾进一步激化。“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整体趋于缓和，特别是朝鲜半岛同一民族间情感弥合较快。金大中出任韩国总统以后，坚持推行旨在“和平、和解、合作”的对北“包容政策”，于是2000年6月实现了划时代的南北首脑会谈并发表了《南北共同宣言》。这既是对双方致力于和平统一方向的肯定，也为未来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敞开一扇大门。但是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却始终没有跨越历史的鸿沟，尤其是日本在右倾民族主义倾向下实施的针锋相对的强硬的对东北亚地区国家政策，以及拒不承认侵略历史的强硬态度更激起了周边国家的不满和担忧。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是东北亚国家能够捐弃前嫌、走向未来的基础，而目前仍看不到这种希望。因而，地区内各国与日本的合作，尤其是中日、朝日合作，继而是地域内的多边合作的深入还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等待，而且有可能必须借助外力的推动才能实现。
2.领土之争
领土问题涉及国家的主权，是一国最难做出让步、从世界历史图谱上看也是最容易由于国家实力对比发生改变而被诉诸武力解决的问题。在东北亚地区，由于所涉及的国家多为大国，相互关系复杂，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由此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但危机仍可能发生，影响国家间政治关系和一系列方面的合作。
目前东北亚地区最大的领土归属问题是日俄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美、英认定为俄罗斯占领的“北方四岛”（日本称“择捉、国后、齿舞和色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页群岛”）。“冷战”结束后，日本趁俄罗斯衰落之机加紧以经济利诱手段与其磋商，力图迫使俄做出“全部归还”的让步。俄也分别于1993年和2001年两次承认两国于1956年关系正常化谈判中签署的《日苏联合宣言》的有效性，表示出拟让出齿舞和色丹两岛之意，但遭到日本反对。这也是战后60年至今两国尚未能缔结和平条约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原因。择捉、国后两岛上均建有海军基地，是俄罗斯钳制日本和进出太平洋与北冰洋的战略要地，在俄罗斯实力得到恢复后，将更难以容忍失去门户、敞开腹地。另外日韩之间就独岛（日本称“竹岛”）的争夺也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同时日本对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也咄咄逼人，其背后都是为了岛屿及其周围丰富的海洋资源。这些围绕国家重大利益的分歧都接近于死结，很难用一般外交妥协的方式解决，需要智慧、时间和时机，也需要双方的克制，以免对立升级。
3.安全危机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客观上朝鲜半岛还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另一方面朝美之间传统观念上的敌对也给朝美，包括朝韩、朝日间的和解增加了难度。朝核“六方会谈”也只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应急性、专题性磋商，东北亚整体安全的制度性安排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当然脱离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安全体系，美国是不会感兴趣，甚至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对美国战略而言，有不如没有。因此，在东北亚地区的范围内，尤其是在朝、韩、日之间，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安全困境”的游戏。所谓“安全困境”，就是指一国对自身安全的追求而导致他国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应对，进而使所有国家都为了安全而最终变得更加不安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研究专家熊玠将其总结为“两种真实情况”：“一国的安全也许意味着另一国的不安全，以及在时间1开始加强军备并导致军备竞赛的国家，在时间N也许会发觉自己的安全度比以前降低了”。目前不仅朝韩双方在为自己的安全进行着常规力量的较量，而且朝鲜也在谋求通过导弹、核武器的研发以期获得自身的更安全。自然这也成了美日加强战略合作、进行力量部署调整、加速导弹防御体系建设的借口，甚至也成了日本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成军”等企图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借口。东北亚地区之所以没有因此导致军备竞赛的连锁反应，也是由于各国综合国力差距悬殊，竞赛缺乏彼此相当的实力基础。当然大国拥有的绝对威慑力，以及新军事变革的转向也使“竞赛”的方式发生改变。此外，东北亚地区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也是导致相互间不安全的重要因素。
4.意识形态对立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的减弱主要是出于全球化、区域化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们有意淡化的结果，使其不再成为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阻碍。但是意识形态本身的对立并没有完全消失，并在深层次上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影响。首先，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至今仍是国际政治认同的主要依据。其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具体运行机制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社会理念与追求也有明显对立之处，如对社会未来的追求、对价值的判断、对人权的认识、对再分配的取向等，这些必然会在合作的具体操作中产生对撞。最后，西方遏制、演化的矛头一直瞄准东方，采取各种方式、手段限制和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时刻不忘要用自己的民主最终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朝鲜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实施的禁止武器及尖端技术出口等限制性措施无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歧视”，反映了深层次观念的对立。人类还没有创造出跨越意识形态的智慧。跨越意识形态主要依赖社会发展的进步。此外，意识形态对立的惯性思维在现实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本应能够跨越的障碍的跨越。
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要困局
东北亚地区固然存在着许多客观的矛盾，但也不都是绝对不可以克服的。此间存在着受各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国家意志取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的世界就是由本位的国家利益驱动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所谓国家利益，就是“满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需求，是一个内含丰富的范畴，包括多种要素，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家利益的认定有着明显的主观性，主要是由一国社会利益集团思想所界定，并由这个社会利益集团推动国家机器去维护这种利益。从这一角度出发，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拟人化的分析向度对我们理解国家利益的“偏好”或利益集团“爱好的倾向性”是有益的。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不仅包含着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还包含着精神利益，尤其是国家自尊应该成为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对于自身的利益并不了解，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这也说明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具有差异性，国家利益本身对国家而言也存在偏差性。总之，现实说明，一个国家的行为，特别是其对外行为，并非完全如同传统研究中设定的那样完全具有理性，国家也未必能够求得其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其某些利益本身也是不能够完全确定的，需要从社会中学习了解，需要一定的社会的承认和认同，而这些未认同的利益弥散开来，就发展成为东北亚安全合作的主要困局。
1.朝鲜半岛困局
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区的中心战略高地，历来是地区政治动向的信标。它的复杂性不仅在于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和现时仍存在的对峙，更在于其牵扯到了地区内的所有国家，并波及地区之外。“冷战”中，朝鲜半岛支起的只是一个两点一线的简单天平，而“冷战”结束后，天平上方的两点一线却已演变成了多点同时下压组成的平面，任何点的变动都会使其失衡颤动。各国不放弃它，是因为半岛问题已经演变成了新的世界格局下深层次的地区主导权争夺的载体，尤其是美国以主要当事人身份参与其中、横加干涉，使之更具代表性和复杂性。因而，无论是朝鲜“导弹试射”问题，还是“武器扩散”问题，抑或是“核问题”等，都只不过仅仅是问题的排列，本身是问题，但更是“问题的问题”。即使是前面的问题都得到解决，仍然会有“假美元问题”、“人权问题”，甚至“恐怖主义问题”等轮番上阵成为主角。朝鲜半岛问题既是半岛上南北双方的问题，也是地区各国的问题，更是美国的问题。美日、美韩联盟仅使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合法化，但只有朝鲜半岛分裂紧张的现状才是美国以强权“治理”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理由。因此，一次次朝鲜半岛问题的“由来”实质上相当程度地反映了“人格化”国家的人为因素。朝鲜半岛问题最终解决实现统一则意味着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改变，对各国，特别是对大国而言，利益关系都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是一场竞争中的难以达成“正和”的博弈。因此对于美国和日本而言，朝鲜半岛统一后将很难与它们保持像目前韩国一样的关系。
2.政治互信缺失困局
近代以来，自西方列强的炮舰打破东北亚地区的相对宁静，使区内各国长时期处于侵略与反侵略的战火以及对立斗争之中。战火在各国之间不仅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同时也种下了相互间极度的不信任。“冷战”结束后缓和的局势和经贸往来的增多本应是消除历史恩怨、弥合各国民族间情感的机遇，但客观的现实却没有让各国的精英去收获这种“和合”果实。相反，伴随国家间一些矛盾、纷争的显现，脆弱的伤口还时常被一些政府及个人出于某种目的需要的言行所撕裂，如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小泉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以及右翼分子挑起岛屿之争等，一次又一次地引发周边国家反日情绪的高涨，造成了新的民族情感的对立。这也深层次地反映了人们对过去历史的敏感和对未来的担忧。政府间的关系也由于政治沟通不足而表现得十分不稳定，时常随突发性事件波动。尤其是近年来，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国家整体右倾化，无视周边国家的反应，不仅不承认历史、反省历史，反而自恃经济实力强行推动政治、军事大国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挑起，甚至加剧与周边国家的分歧、矛盾和摩擦，致使国家间的政治关系雪上加霜，互信基础更趋薄弱。此外，东北亚还有多方关系没有正常化，安全困境的存在也是政治互信缺失的结果。互信是合作的基础，包括利益驱动下的经济合作，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合作也不可能走很远。缺少政治互信已成为严重影响东北亚国家间向心力的思想桎梏。
3.日本转型的困局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在本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没有其参与，东北亚区域整合将不具有真正的意义，但是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中的最大的困难也源于日本。
首先，日本聚集了除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外的本地区所有重大矛盾，包括历史积怨问题、领土纷争问题、对历史认识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日本做出积极而真诚的姿态，但是，这似乎对日本很难。四面大海的围裹及地域的狭窄造就了其思维的狭隘和缺少回旋的处事刚性。对适者生存法则的笃信使其宁愿选择在强权下屈服，也不放弃承担因主动妥协而损失的利益；宁愿被曲解行为而承受心理扭曲，也不愿放下历史包袱而冲击可怜的自尊。
其次，日本的右倾化倾向严重，不仅不自我克制，以合作的态度与邻国搁置争议、争取谅解，反而时常做出伤害他国感情、激化矛盾之举。一方面积极抹煞对周边国家的侵略历史，另一方面背离“和平宪法”，接二连三采取“周边事态”、“海外派兵”、“自卫队成军”以及“争常”等进攻性举动，自然会加重周边国家对其“军国主义”重演的忧虑并招致强烈的反对，也必然会使日本自身陷入孤立。
再次，日本侵略历史问题已成为本地区人民的心结。日本不承认历史，就不可能反省历史，也就不能得到周边国家的原谅，不可能让周边国家放心。日本虽同属于东方文化，但又以自我为中心，有意不尊重地区内的基本道德认同和价值认同，以本民族“神道教”认为“无论什么人死后都是神”为由为自己拒不承认历史、官员参拜供奉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行为开脱、辩解，将进一步加重其他民族对日本的厌恶和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地区文化同而不合中某些因素的对立。
最后，日本对东北亚区域整合的态度表现得瞻前顾后，较为消极。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转而学习西方，实行“脱亚入欧”政策，致使至今这个游离于东西方之间的孤岛精神上的国家也在东西方之间游离。岛国的心态注定了其文化具有“开放”的一面，引进、吸收外来文明，同时又有“封闭”的一面，以戒备被别人同化失去自我。所以日本文化个性中也始终暗含着一种自大、扩张、主导事态作大国和自卑、收缩、屈服强势当顺民的矛盾，而冲突的结果又往往是从一端滑向另一端。也是这种矛盾的两面性使她虽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明，并在经济上获得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但却无法像俄罗斯那样在东西方之间架起文化的桥梁。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使其不得不回顾曾被自己丢弃的“精神家园”，但对是否返回、如何返回的犹豫，既是出于对经济利益得失的衡量，更多的还有出于对政治的考虑，如惧怕中国崛起、担心主导地位旁落、顾及美国“老板”的态度等，当然对于这个曾不齿与亚洲为伍的海上民族而言，从“脱亚入欧”到“回归亚洲”在心态上还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
4.美国合作与牵制的困局
美国虽不是地理上的东北亚国家，但却是实际意义上的东北亚事务的“主宰”力量。东北亚作为两极世界的分水地带一直是美国携日、韩盟友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战略重点。“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冷战”思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9·11”事件后更以反恐为由依靠无与伦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战略调整，“全方位威慑”，以强化其“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防止出现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全球战略目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更为具体，就是所谓的“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崛起”、“保持稳定”、“控制变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亚太最具变局可能的东北亚地区，美国势必牢牢锁住与日、韩联盟的链条，保持其对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
东北亚各国一体化取向的整合结果对美国而言是难以评估的，但肯定不会增大其在地缘政治与经济中的作用，且崛起的中国在未来的战略上可能对其构成挑战。因此，美国对没有其参加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十分警惕，即便是经济联合也是不赞同的，如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亚洲货币基金（AMF）”等倡议均由于美国的强力干预最终或束之高阁，或胎死腹中。对美国来说，保持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分散和适度的纷争最符合当今美国“一超独霸”的现实利益，世界力量的分散是其实施霸权的条件，故对不能由其控制的力量必然强加干涉。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不能取得突破，关键还在于美国要守住现状。但经济毕竟区别于政治，市场经济对利益的追求也是政治所不能完全左右的，一旦东北亚地区由于经济因素而出现集团化发展趋势，他也将会以其主导下的美日、美韩联盟用政治方式来对未来的“东北亚一体化合作”的“经济”团体施加影响。
总之，由于国家有强调意志的一面，同时又有非“完全理性”的一面，从而在处理国家的关系时就可能更多地受到历史的影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国内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处理与之有矛盾的国家的相关事务时而偏重出现“主观”、“冲动”、“短视”等现象，不能做出于本国实际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选择，甚至会出现极度偏差乃至相悖的现象，既损人又不利己。在东北亚地区，由于历史与矛盾相关联，现实与利益相缠绕，更兼有外部力量干涉，使问题变数增多，复杂程度加大，使得各国的利益选择与判断更趋困难，从而也使得问题的解决更趋困难。但是也正是这种国家“非完全理性”成分，也可能给复杂问题的解决带来快速的转机。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法德矛盾的迅速化解则恰当地表现了认识问题的“理性”与解决问题的“感性”结合的特征，这种选择也使两国的利益都达到了最大化。这也是区域合作的典型特征，即在处理区域内关系时既要追求于己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追求于他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正和博弈，即共赢合作。这也说明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虽然道路艰难，但也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再造过程。
东北亚地区合作目前发展趋势良好，但未来发展的困境也绝不容忽视，将面临着诸多难题需要破解。合作需要向心力，需要坚决的倡导者，需要热心的参与者。中国是本地区大国，尽管地区问题复杂，矛盾重重，但区域整合是未来地区发展、实现各国利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向此方面努力应是大国必然的责任，中国无需回避“牵头”，在某种意义上也别无选择。同时，中国也必须以此打通由地区而走向世界的战略通道。因此，我国的对外区域发展战略的构建与运作就必须要具有更高的视角、更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目标，既要追求本国的振兴，同时也要谋求区域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