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走运”,另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在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九霖不就成英雄了吗?……这就是命。
历经挫折的人,都很容易向神灵寻求帮助。现在去问陈九霖,你有没有信宗教?他呵呵一笑。“不能说完全信,但感觉中,冥冥之中还是有主宰的力量。”
陈17岁那年,陈妈妈给他算过一次命。说大概43岁左右会受到挫折,但终究会过去。陈九霖61年出生,2004年正好43岁。后来陈九霖自己再没有算过命。后来,有个朋友给陈九霖推荐一个软件,那是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圈的一个推测命运的系统。把名字和生辰输入进去,结果是:2004、2005两年倒霉。
2004年9月,中航油新加坡办公室鱼池里的风水鱼全死光了,一条不剩。很多人说这不是个好兆头。可能也是巧合,陈九霖说。
事发之时,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新加坡采访,又去了一趟陈九霖的湖北老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陈九霖相信风水,但风水没有帮上他。“其实不是这样”,陈九霖说,是之前没有相信风水,之后才有所反思。
2005年中,陈九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博士请他去基督教会。教友知道他的败落和经历,包括李宗,都尽力开导,期望他得到“主耶稣”的帮助。现在,陈九霖和夫人每周星期天早晨都会去新加坡亚历山大路上的教会,读《圣经》、唱颂歌、与“弟兄姐妹”分享。
不过王博士说,陈九霖还在路上,并未能诚心接受主。因为他虽然常来,表明内心有需求,但一边听经,一边还时常掏出手机来接发不断的短信,表明一刻也不能摆脱世俗的纠缠。王博士非常理解。毕竟,一个官司在身的人,一个出身寒家、从无到有在异国他乡打下江山的强人,让内在的自己的力量屈服于外在的“主”的力量,总要比常人艰难得多。
推究于“不幸运”或者“命”,在一些人眼里是再滑稽不过的行为。陈九霖面对着15项指控,自己认罪了其中6条。白纸黑字,怎么能够归咎于“命”呢?
其实陈九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法律上做开脱,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反思在那场“天人交战”中因何败阵。在3月上庭前夕的辞职信上,他用到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样的话。在庭上,辩护律师也用到“他不是点火者,而是反被火伤的救火者”,这样带有强烈逻辑辩证色彩的总结。
3月14日晚,陈九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EMBA同学,浙江某医药公司老板蔡先生特地飞来新加坡,参加第二天的庭审。蔡先生说,他之所以来是出于对过程的关注、情感上的支持,而结局早已料到:陈九霖会被判刑大概四五年,没有悬念。果不其然,陈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
不过明知大局已定,陈九霖仍然倾尽全力、争取充分的时间来为己开脱。本来要在2月进行的开庭辩护推迟到3月,本来“雷打不动”的3月8日推迟到15日,而15日到17日连续三天开庭,辩护仍没有结局,直到21日才最终落判。这跟前四位被控方都在一天内快速结案形成鲜明反差。而在庭上,陈九霖还常常愤然起身,意图不要借助律师,而自己用略显迟钝的英语直接对检控方的指责还击。
据说,若非环境所迫,陈九霖还倾向于并不立刻认罪,或者被判后继续上诉。如果上诉高等法院将能有长达5个月时间庭辩,“至少可以把事情原委说得更清楚”。之前不久,新加坡本地富商邱德拔的两个女儿因为隐瞒股票案被控,邱花了200万新币请新加坡最好的律师,两个女儿无罪释放。陈曾跟身边人说,可惜他出不起200万。
上庭前夕,陈九霖郑重表明,他跟搞垮巴林银行的里森是不同性质的。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里森是具体操作者,而我是宏观管理者。操作者的责任要大于宏观管理者。第二,里森有严重的欺诈,私开账户,我没有。第三,里森在事发后逃跑,而我主动配合调查。第四,事发后里森转移了所有个人资产,而我对个人资产毫发未动。第五,里森有个人的意图和利益,隐藏了个人账户,而我敢打包票,没有个人利益。第六,巴林银行亏损14亿美元,倒闭;而中航油亏损4.8亿,成功重组。重组能够成功,离不开我为公司奠定下的发展基础。”
陈九霖最后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无怨无悔。如果如此能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无私利私心的人,如果能使别人得到解脱,我也值得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按一般情况,被判的四年零三个月刑期,陈九霖实际不到两年就可出狱。2008年,他47岁。蔡先生说,陈是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依他的性格,一定会东山再起。
记者问,是什么样的性格?蔡先生说,争强好胜,挑战极限。
记者问,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性格反而害了他?蔡先生反问:办企业不能循规蹈矩,否则怎能有进步?
陈九霖复出后,曾有好事者在网上发起讨论,认为他造成了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按规定不适合再担任国企高管。以此看来,他的新东家确有相当魄力。而在2005年,陈就曾为复出寻找论据:根据西方哲学,人人都会犯错,没有犯过错的人是很难托付的。
[问答]陈九霖:我有三点错误
记者:
这次事件中,你自认为有怎样的过失?
陈九霖:
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用人失察,没有意识到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女士、新加坡人)和期权交易员(男士、澳大利亚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勾结关系。
第二是决策失误。当得知亏损时,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听取了贸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挪移盘位,没有当机立断地斩仓。而在形成巨大账面亏损后又一味地指望航油集团的援助。
第三是报告迟缓。我没有很好地履行《风险管理手册》的有关规定,没有及时向董事会和集团报告账面亏损情况。
记者:
有人说,中国航油在近年的崛起是依靠“国家这堵墙”你同意吗?
陈九霖:
说法不对。首先,中国航油(新加坡)历史上曾经两年亏损、两年休眠,我到任之后才逐渐有起色,可这堵墙一直都存在!在新加坡,我们是第一大中资企业。最后,你看我们的营业收入结构,在2003年,供应国内的航油进口只占16%,其余84%都属于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
记者:
如何看待做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陈九霖:
期货交易一定要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期货、期权对石油价格影响很大,只有参与才有话语权。但是目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言权,只能跟随。从道理上讲,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应该是消费和生产石油大国,比如美国、中国、欧佩克;但现实是,这个市场由美国、欧洲等资本型国家主导。我们早参与比晚参与好,能够越早了解和影响世界市场,才可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否则,就只能由别人制定规则,我们在他们的框架下玩。学费也迟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交得越早,就交得越少。
记者:
中国航油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陈九霖:
公司虽然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并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风险管理手册》的内容本身让人引起歧义的地方很多,也没有体现我国关于限制期货操作的规定,尤其是,没有禁止公司从事期权这类高风险的新业务。尽管《风险管理手册》中规定了最高风险不得超过500万美元、对所有产品敞口仓位的限量设定为200万桶,但并没有制定超过限额和仓位的确实有效的应急机制,如越级汇报、强制平仓、贸易员和风险控制员必须离职等。
记者:
期权市场上,中国航油是否遇到了国际资本的敌对性举动?
陈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