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走运”，另一位新加坡本地企业家在私下里说：如果当时油价下降，中航油不亏反赚，陈九霖不就成英雄了吗？……这就是命。
历经挫折的人，都很容易向神灵寻求帮助。现在去问陈九霖，你有没有信宗教？他呵呵一笑。“不能说完全信，但感觉中，冥冥之中还是有主宰的力量。”
陈17岁那年，陈妈妈给他算过一次命。说大概43岁左右会受到挫折，但终究会过去。陈九霖61年出生，2004年正好43岁。后来陈九霖自己再没有算过命。后来，有个朋友给陈九霖推荐一个软件，那是流行于东南亚华人圈的一个推测命运的系统。把名字和生辰输入进去，结果是：2004、2005两年倒霉。
2004年9月，中航油新加坡办公室鱼池里的风水鱼全死光了，一条不剩。很多人说这不是个好兆头。可能也是巧合，陈九霖说。
事发之时，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新加坡采访，又去了一趟陈九霖的湖北老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陈九霖相信风水，但风水没有帮上他。“其实不是这样”，陈九霖说，是之前没有相信风水，之后才有所反思。
2005年中，陈九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论文指导老师王博士请他去基督教会。教友知道他的败落和经历，包括李宗，都尽力开导，期望他得到“主耶稣”的帮助。现在，陈九霖和夫人每周星期天早晨都会去新加坡亚历山大路上的教会，读《圣经》、唱颂歌、与“弟兄姐妹”分享。
不过王博士说，陈九霖还在路上，并未能诚心接受主。因为他虽然常来，表明内心有需求，但一边听经，一边还时常掏出手机来接发不断的短信，表明一刻也不能摆脱世俗的纠缠。王博士非常理解。毕竟，一个官司在身的人，一个出身寒家、从无到有在异国他乡打下江山的强人，让内在的自己的力量屈服于外在的“主”的力量，总要比常人艰难得多。
推究于“不幸运”或者“命”，在一些人眼里是再滑稽不过的行为。陈九霖面对着15项指控，自己认罪了其中6条。白纸黑字，怎么能够归咎于“命”呢？
其实陈九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法律上做开脱，也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反思在那场“天人交战”中因何败阵。在3月上庭前夕的辞职信上，他用到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样的话。在庭上，辩护律师也用到“他不是点火者，而是反被火伤的救火者”，这样带有强烈逻辑辩证色彩的总结。
3月14日晚，陈九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EMBA同学，浙江某医药公司老板蔡先生特地飞来新加坡，参加第二天的庭审。蔡先生说，他之所以来是出于对过程的关注、情感上的支持，而结局早已料到：陈九霖会被判刑大概四五年，没有悬念。果不其然，陈被判刑四年零三个月。
不过明知大局已定，陈九霖仍然倾尽全力、争取充分的时间来为己开脱。本来要在2月进行的开庭辩护推迟到3月，本来“雷打不动”的3月8日推迟到15日，而15日到17日连续三天开庭，辩护仍没有结局，直到21日才最终落判。这跟前四位被控方都在一天内快速结案形成鲜明反差。而在庭上，陈九霖还常常愤然起身，意图不要借助律师，而自己用略显迟钝的英语直接对检控方的指责还击。
据说，若非环境所迫，陈九霖还倾向于并不立刻认罪，或者被判后继续上诉。如果上诉高等法院将能有长达5个月时间庭辩，“至少可以把事情原委说得更清楚”。之前不久，新加坡本地富商邱德拔的两个女儿因为隐瞒股票案被控，邱花了200万新币请新加坡最好的律师，两个女儿无罪释放。陈曾跟身边人说，可惜他出不起200万。
上庭前夕，陈九霖郑重表明，他跟搞垮巴林银行的里森是不同性质的。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里森是具体操作者，而我是宏观管理者。操作者的责任要大于宏观管理者。第二，里森有严重的欺诈，私开账户，我没有。第三，里森在事发后逃跑，而我主动配合调查。第四，事发后里森转移了所有个人资产，而我对个人资产毫发未动。第五，里森有个人的意图和利益，隐藏了个人账户，而我敢打包票，没有个人利益。第六，巴林银行亏损14亿美元，倒闭；而中航油亏损4.8亿，成功重组。重组能够成功，离不开我为公司奠定下的发展基础。”
陈九霖最后说：
“在这件事情上，我承担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责任，受了比任何人都大的苦难。即使如此，我无怨无悔。如果如此能证明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无私利私心的人，如果能使别人得到解脱，我也值得这么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按一般情况，被判的四年零三个月刑期，陈九霖实际不到两年就可出狱。2008年，他47岁。蔡先生说，陈是位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依他的性格，一定会东山再起。
记者问，是什么样的性格？蔡先生说，争强好胜，挑战极限。
记者问，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性格反而害了他？蔡先生反问：办企业不能循规蹈矩，否则怎能有进步？
陈九霖复出后，曾有好事者在网上发起讨论，认为他造成了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按规定不适合再担任国企高管。以此看来，他的新东家确有相当魄力。而在2005年，陈就曾为复出寻找论据：根据西方哲学，人人都会犯错，没有犯过错的人是很难托付的。
[问答]陈九霖：我有三点错误
记者：
这次事件中，你自认为有怎样的过失？
陈九霖：
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用人失察，没有意识到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女士、新加坡人)和期权交易员(男士、澳大利亚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勾结关系。
第二是决策失误。当得知亏损时，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听取了贸易员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建议挪移盘位，没有当机立断地斩仓。而在形成巨大账面亏损后又一味地指望航油集团的援助。
第三是报告迟缓。我没有很好地履行《风险管理手册》的有关规定，没有及时向董事会和集团报告账面亏损情况。
记者：
有人说，中国航油在近年的崛起是依靠“国家这堵墙”你同意吗？
陈九霖：
说法不对。首先，中国航油(新加坡)历史上曾经两年亏损、两年休眠，我到任之后才逐渐有起色，可这堵墙一直都存在！在新加坡，我们是第一大中资企业。最后，你看我们的营业收入结构，在2003年，供应国内的航油进口只占16%，其余84%都属于国际贸易和实业投资。
记者：
如何看待做期货交易的必要性？
陈九霖：
期货交易一定要做。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和进口国，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一。世界石油市场上的期货、期权对石油价格影响很大，只有参与才有话语权。但是目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没有发言权，只能跟随。从道理上讲，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的应该是消费和生产石油大国，比如美国、中国、欧佩克；但现实是，这个市场由美国、欧洲等资本型国家主导。我们早参与比晚参与好，能够越早了解和影响世界市场，才可能参与规则的制定。否则，就只能由别人制定规则，我们在他们的框架下玩。学费也迟早要交，早交比晚交好，交得越早，就交得越少。
记者：
中国航油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陈九霖：
公司虽然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并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但是，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和制度。《风险管理手册》的内容本身让人引起歧义的地方很多，也没有体现我国关于限制期货操作的规定，尤其是，没有禁止公司从事期权这类高风险的新业务。尽管《风险管理手册》中规定了最高风险不得超过500万美元、对所有产品敞口仓位的限量设定为200万桶，但并没有制定超过限额和仓位的确实有效的应急机制，如越级汇报、强制平仓、贸易员和风险控制员必须离职等。
记者：
期权市场上，中国航油是否遇到了国际资本的敌对性举动？
陈九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