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孙大午，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1954年6月出生河北省徐水县，现年57岁。2003年5月，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10月30日，河北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11月1日出狱。
大午集团，隐在河北徐水的农田深处（所在地亦称大午城）。2008年12月18日，大午集团举行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政经、财经媒体的记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应邀前来观摩。原因简单，一路走来，孙大午作为私营企业主与社会公共人物的形象，不断交叉乃至模糊，依然引人注目。甚至，因为曾经入狱，他更火了。
不甚相熟的来宾相互请教，“怎么称呼孙大午——孙董？孙总？孙校长？孙先生？”作为大午集团的创始人，现在他既不是集团的董事长，也不是总经理，而大午中学的校长也已经是他儿子。
2003年，作为耿言直行的企业家，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之下，孙大午反而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
孙大午被捕后，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发给孙大午一封有亲笔签名的信，鼓励孙：“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并说“相信中国的市场环境会越来越好，民营企业一定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待遇”。
2002年，大午集团固定资产和年产值均已超过亿元，净利润为980万元。但从成立以来的19年期间，孙大午只得到过两笔贷款，总计430万元，都是国家政策性贴息贷款。被资金困扰了多年的孙大午发明了自己的借贷模式，即向公司员工和当地群众借钱，约定的利率比银行利率高一倍多。由于他按时还款，当地群众越来越信任他，到事发时，当地群众在大午集团的存款达到1300多万元，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非法吸存”。
2003年10月30日，孙大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宣判后两天，孙即释放。这是孙以及舆论事实上的一次胜利。
“大午案”社会反响强烈，让河北省政界备感尴尬。两个多月后，河北省政法委出台《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表示对“民企过时原罪不予追究”的态度，并表示要“为民营企业经营者营造宽松的发展空间”。这算是“大午案”的又一个政治遗产吧。
对短暂的牢狱生涯,孙大午说：“那场经历之后,心胸更开阔了——监狱也不是人去不得的。”现在的大午集团依然贷不到款,但是孙大午说环境在改变,2004年年初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支持了他的看法:“我以前提到的问题,中央一号文件大都涉及了。不光我一个人在呼吁,全国都在呼吁。我没有孤独的感觉。”
出狱不久，大午集团实行“私企立宪”，以保企业长治久安。制度设计时，孙大午只保留了监督的权力，自命为监事长。决策和执行的权力交给了民主选举生成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有空，他携妻子外出讲课旅行……大午集团近二千员工已经习惯称呼他为监事长。
“私营企业不姓私，它是一种生产经营形式，是私的积累，公的发展。”——从大午温泉城到大午中学的路上，白底红字的灯箱上是孙大午的“格言”。
“立宪”为“私”？
选举开始前，大午中学阶梯教室里，工人们唱厂歌《做一个勤恳实在的大午人》。工人中的大多数是来自周边村庄，脸上常有春种秋收留下的极深的皱纹。正是这样的661位工龄在三年（含）以上的员工，有权利从13位原董事会成员中选出11位成员，以及14位新候选人中选出4位成员，组成大午集团15人的新一届董事会。
“现在金融危机，一些民工回家了。南来北往的民工们，他们在用脚投票。我们现在这个企业，有机会用手投票选领导……”孙大午高调宣称，实行四年的“私企立宪”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工人们给了他热烈的掌声。
长期从事“三农”研究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说：“多一些参与总是好事，多接受一点老百姓的监督是好的，但是与民主制度无关。民主一定是与公共权利相关。”
尽管被贴上“中国企业家的良心”的公众标签，归根到底，孙大午，还是一个私营企业主。中国民营企业家走过的路、吃过的苦、受过的伤，他大都经历，或许更甚。
八九岁时，每晚挎一篮瓜子和烟卷到赌场里去卖；十三四岁时徒步到200里外的北京倒卖自行车；从部队转业到信用社后，私下与人合伙，雇用货车贩猪。一车猪赚出了一年的工资……庆幸的是没有被政府部门察觉，免了“投机倒把”的罪名。
1985年，妻子刘慧茹承包了村里用大喇叭广播了3个月也无人承包的3000亩“憋闷疙瘩”——一片荒废的果园、一座荒弃的砖窑和数十个坟包地（那时《土地法》还没有出台）。此后，孙大午辞去了信用社的工作，和妻子一起创业。企业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投毒，放火，毁机器，毒打，暗杀，绑架都经历了”。
和所有的民营企业一样，贷款很难。大午集团自创了“粮食银行”——公司向农民借余粮。农民要粮食还粮食，不要粮食还钱。2003年5月2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孙大午被徐水公安拘捕，直到11月1日，以“判三缓四”的罪犯身份走出监牢。期间，孙大午待过“单间小号”，也曾和死刑犯同室。
“那3000亩土地的合法性解决了吗？”大午集团第三届董事会换届选举当天，快要子夜时分，记者问孙大午。
“模糊状态”，他以四个字疲惫作答。夜，很安静，呼吸之间，能够感受到一个褪去所有公共光环的企业家，内心最深处最大的焦虑。
孙大午还有很多作为企业家的焦虑。民企传承问题，“唯此为大”。孙大午并不免俗。出狱后，孙大午从紧张、亢奋的“公共”状态，部分回归了一个家族企业创业者的角色。大儿子孙萌已是代理董事长，但并不想干——驾驭不了，太累。自己则被剥夺了当董事长的权利。怎么解决问题，所有权是绕不开的坎。“搞股份制怎么搞？我和我妻子多少股份？两个儿子多少？两个弟弟多少？内侄女多少？元老们多少……”孙大午觉得股份制根本就是一个陷阱，“上亿资产，我拿钱给大家分，最后我还成为坏人。我把钱分给大家，最后还得搞成内讧”。妻子问孙大午能不能想一个办法，企业永远这样下去，不要搞股份制，两个儿子孙萌、孙硕有本事的去创业，没有本事的享福。
孙大午想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隋朝的三省六部制（皇帝的诏书由中书省代起草，门下省审计通过，尚书省执行），福特的AB股（B股只可以分红，不可以选举。A股是家族内部的，有选举权）……从而设计了大午集团的“私企立宪”制度。
企业里有三会：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职能分别是分权、确权、限权。监事会行使监督权，产权归监事会所有；董事会行使决策权；董事会成员，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董事长、总经理由董事会民主选举产生；董事会每年的投资额度不能超过去年的赢利总额加折旧；理事会行使执行权……
“孙硕有点自卑，”父亲说到儿子的时候，声音里总是带着暖意，“私企立宪，有1/3是为他们设计的。他们哥俩（儿子孙萌、孙硕）认可这个制度。”还有1/3，为克服家族企业的弊病，“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争功诿过、争资产、争权力”。最后1/3，“大部分私营企业，80%都存在富不过三代的问题。我想探出一条路——让资本说话，也让工人说话”。
“私企立宪”四年，大午集团产值翻了两番多。不过，就在第三届董事会选举结束的第二天早晨，在大午温泉餐厅，前一天被民主选举进入董事会的饲料公司经理刘金虎，央求一起吃早饭的客户，跟董事长说说自己的待遇太低了。大午集团内部也有中层认为，照目前集团的状况，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进不来，留不住，而三权分立又在根本上弱化了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孙大午一再强调，他追求的是家族和睦，企业长期稳定发展。他设计的“私企立宪”制度，成功与否，还有待时间检验。
公共企业家？
被捕前，作为一位企业家，孙大午对企业及农民的生存环境屡屡发出不满的声音。他对三农问题，对“国家法律部门化，部门法律利益化”的现状痛心疾首。他的此类演讲在大学、讨论会上受到空前关注。在商业交易中，他拒绝给回扣，拒绝以贿赂的方式取得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贷款。他一毛不拔，宁愿将收入捐出办学校，修公路，结果与当地的政府部门矛盾很深。舆论普遍认为，孙的特立独行是他蒙难的关键原因。
大午温泉城营业两年，领班祁建峰，只见过一次监事长陪官员——县委组织部的官员——那还是一年前的事，“但是，经常见到他陪朋友——哪个大学的教授——他们在那里聊天，有时聊到晚上12点、1点”。
秦晖、秋风、茅于轼、陈志武……孙大午是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的敢将这么多公共知识分子称之为朋友的人。而秋风在孙大午入狱时就称他是一个“有公共精神的企业家”。
孙萌，办公桌上摆着妻儿的照片，也摆着2007年夏天和父亲一起看望柳传志时的照片。对自己童年时处于创业期的父亲，孙萌能想起的东西很少，只记得父亲教导他的是，“一个人富不算富，有本事把整个村庄富起来，把这一带富起来”。
“你安安心心把你的企业管理好，社会上的问题，有专家学者在研究那些东西”，长大后，儿子开始“教导”父亲，“我们不太支持他搞这些东西。好像我们达不到他的境界”。
弟弟二午对“私企立宪”是赞同的。他1992年带着50万元积蓄进入大午公司（1996年改为集团），经大众民主选举位列董事会成员，又经董事们的精英选举，连任董事长。过去他和哥哥也一直争吵，“我一直认为，这么多年，他对这个企业的经营并不是很上心。说他对政治感兴趣吧，不是那么好听。怎么说呢？他对大局很感兴趣吧。那时三农问题什么的，他一直在奔跑……然后（集团）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他，而他决策非常不及时，甚至影响企业效益”。
那时确实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孙大午对“三农”问题的讨论。2003年3月13日，他到北大作《十八年感受三农——来自底层的声音》演讲，直言“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并痛陈基层管理弊病。直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判罪后，在公共表达上，孙大午才“不再像以前那样，太尖锐，太直白了”。
“我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我想建一个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第二个梦想，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哪怕还能把这个历史的车轮推进一步一寸，我们也得推。”这些孙大午当年在北大演讲时激昂的话语，已经不复耳闻。无论对媒体还是对其他企业家，现在孙大午侃侃而谈的都只是大午集团的“私企立宪”，甚至能够做到三小时内绝不跑题。但是，偶然间，孙大午还是会不自觉地说出一些深思熟虑的话来——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现在城市市场化了，农村还是计划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下自己的，不是计划经济？一人一亩三分地，不是耕者有其田，是居者有其田，不是计划经济？限制粮食收购价格，而钢铁煤炭化肥价格随便涨，不是计划经济？他说，市场经济下，土地宜耕则耕，宜种则种，宜商则商，如此方能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土地、资本、劳动力均要流动起来。
知父莫如子。儿子孙萌认为父亲，“从根本上，他改不了”。
孙大午常常需要面对的质疑是，为何热衷于思考社会体制，为什么做不到低调发财？他说，“作为企业（家），时时刻刻感受到政府机构、体制法规的束缚。总得有人说这些事情。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吏治腐败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层面的东西”，早在2002年年底，孙大午和杜润生交流时就说，“我现在资产两个亿，名利两个字我都淡化了，没有野心，也没有私心，我在思索怎样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忧国忧民才是企业家，为国为民才是企业家精神”。
54岁的孙大午，自称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共产主义思想，所以就会“以共同富裕为理想”。“我有一种倾向，愿意实现欧洲的那种生活。就是富人可以富，但是他不可以在天堂，穷人可以穷，但是他不可以在地狱。现在我们生活的城乡差距太大，贫富差距太大。”
究竟是企业家，还是梁漱溟、晏阳初一样的乡村改革者？孙大午自己不很在意，“没有想过，那都是别人评的。所有的评论都会随时间烟消云散”。
2004年5月27日，当大午集团的员工们坐在阶梯教室里看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对集团的相关报道时，大午妻子坐在那里哭，孙大午感慨万端，写下两首诗。其一为：阶梯教室看光盘，纪念蒙难一周年。满腔愤怒无呐喊，妻哭无泪诗两篇。其二曰：回首噩梦已经年，亲人仍旧泪涟涟。别说晴天愁阴影，本分农民耕田难！自由劳动生财富，淳风化雨多善男。不是大午花一点，万国遍呈桃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