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各位创维的同事们：
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这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因为在全球企业发展的长河中，很多世界级的公司已经成功地代代相传，给予了新兴的中国企业以光明的前景。
2006年9月12日，已经在香港赤柱监狱度过两个月的黄宏生写下给创维董事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封信。这样的开头体现了黄宏生本人一贯的充满激情的语言风格。
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创始人进监狱的很多，在监狱中仍能如此从容不迫地评价自己尚在发展的企业，黄宏生大概是第一个。创始人被抓，企业随之倒下，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惯例，胡志标之于爱多，杨斌之于欧亚农业，唐万新之于德隆，顾雏军之于科龙，莫不如此。失去黄宏生的创维为什么能成为例外？
健康的财务状况。每一位创维高层都首先强调这一点。创维CEO张学斌和创维现任彩电事业部总裁杨东文都毕业自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甚至2000年与黄宏生反目成仇的营销总经理陆强华也来自上海财经大学。这或许是巧合。他们都推崇稳健的财务风格。“这份财产是大家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张学斌说，“任何一项投资都会反反复复研究，投进去，一看形势不对，就会果断关掉。”杨东文透露，黄宏生事件发生当时，创维的银行存款保持在10亿～20亿元。“如果没有充足的现金流，有天大的本事也扛不过去。”创维中国区营销总部总经理刘棠枝说。充足的现金流让他们能够直面遇到危机时有可能露出狰狞面目的昔日的合作伙伴。杨东文说：“如果一个企业开头就想十个锅八个盖，挪腾来挪腾去，或者总想一夜暴富，兼并一个企业然后马上卖掉，碰到创维这样的情况压力就会比较大。短期来看，可能有一些因为财务技巧比较好而取得成功的案例，但（眼光）放得长远些，（那些）基本上都是过眼烟云。”他举例说，顾雏军收购了那么多企业，获得那么多资源，但是没有办法把它们变成生产力。“没有赢利，资源再多又怎么样呢？”
忠诚可靠、行动迅速、强有力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在与黄宏生完全失去联系的48小时中，以张学斌为首的创维职业经理人临危不乱各司其职，以及时有效的应急手段保证了创维的正常运转，使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其后的两年中，他们禁受住了远在香港的黄宏生的殷切目光。他们并不仅仅对老板忠诚，他们也对自己的事业忠诚。
是黄宏生的运气好吗？2000年，陆强华带走150多名创维营销骨干转投创维的竞争对手。是继续使用职业经理人还是就此拒之门外？是对经理人充分授权还是仍然大权独握？如何才能放心地把权力交给职业经理人？在创维高层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黄宏生在这些问题上的痛苦和坚决。“老板所有的事情都要管，一旦出事了，找谁呢？”张学斌说。“我们的偶像已经不只是黄老板一个，”创维的一位员工说，“还有张学斌、杨东文等职业经理人。”
一个本土民营企业家一直在努力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靠近。
在同一封信中，黄宏生写道：“值得创维人庆幸的是，‘再造创维’的运动，提早地推动了接班人的计划，涌现出以张学斌总裁为代表的一批年富力强的企业家团队。”黄宏生2000年开始“再造创维”，4年后，他用一种独特但是显然他并不愿意的方式验证了这一努力的结果。
他救了自己。
风暴与应对
11·30。
这一日期被创维员工读作“幺幺叁零”。时隔两年，震惊与奋争仍历历在目。
2004年11月30日下午，创维长沙办事处突然停了电。
临时销售人员正在排队领工资，因为电脑无法使用，不得不耐心等待。经销商定的货也无法发出。紧接着，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的消息传来。“这个时候停电，太凑巧了，大家有些慌乱。”一位当时在长沙办事处的员工对笔者说。
其时，张学斌和营销总部总经理刘棠枝已经渡过了恐慌期。那天上午，张学斌与刘棠枝前往香港参加创维中期业绩发布会。黄宏生与创维数码控股的执行董事们已先期赴港，刘张二人要参加的是原定下午举行的面向投资者和媒体的发布会。两个人刚过黄冈海关，就接到香港同事的电话：包括黄老板和三名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在内的10个人被廉政公署拘捕，创维股票停牌，发布会取消了。
这消息让张学斌“非常震惊”。创维的中期业绩不错，他们本来是心情愉快地踏上旅途的。“（听到这个消息）说不慌也是假的。”刘棠枝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在香港打听仔细再回深圳总部。时近中午，刘张约了香港同事一起吃饭。同事带来的情报是，黄宏生个人涉嫌贪污，同时创维当年可能通过做假账骗取上市资格。
对假账问题，张学斌心里没底，无法判断，创维2000年在香港上市时他还在海南椰树集团当总经理。“如果此事当真，对公司的影响比老板贪污还要大。”他唯一的信心来自公司的运转正常，他要做的就是让它持续下去。
同事向他转达了黄宏生的口信：让张学斌主持公司工作。
在深圳的沈健也正在和董事会秘书吃午饭。“接到电话头都蒙了，”沈健说，“谁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沈现任创维品牌部总监，当时是品牌部的副总监。沈回忆，当天下午5点多，香港的电视台播报了这一消息。沈健把手机关掉，因为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回答记者们的询问。
晚上7点，张学斌坐在了深圳创维大厦13层的会议室里（此前他已经去深圳市政府作了情况汇报）。有人把一份传真递给他。这是黄宏生写下的简短的授权书：全权委托张学斌管理创维。
张学斌对在座的创维各个产业公司的总裁说，针对我们的怀疑风暴即将来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生产销售的稳定，企业只要在发展，怀疑就会消失。会议室里的人都清楚，他们只有一个晚上来考虑清楚创维面临的具体危险，而且不能遗漏。
首先是资金。当时创维的负债率在50%左右，主要是欠供应商的货款。在争取他们支持的基础上，必须保证正常付款。经销商往往是欠生产厂家的钱，是现金流的保证。
“如果他们对你有疑虑，在我们还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很容易被利用。”张学斌举例说，可能会有诸如“这个企业不行了，老板都被抓了，不能再跟它做，没准儿明天就没有货了，产品坏了也没人修”的谣言从对手那里出来，所以必须把公司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告诉全国3万家经销商。事实上，日后这样的谣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我们现金很充足，但是上下游如果有一家出现问题，就会出现滚雪球的效应，非常可怕。一旦发生供应链产销链断裂，再多的钱也撑不住。”沈健说。创维有一笔总额6000万美元的外国银团贷款（利率较国内银行为低），第一期1500万美元已经到账并使用。按照合同，如果公司股票停牌，必须立即归还。尽管创维有能力支付，张学斌还是称之为“非常不幸”。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为创维的国际业务开办信用证的汇丰银行要求创维百分之百支付保证金，而此前“一分钱都不要”。银行控制风险无可厚非，但肯定在感情上伤害了创维。“我们很气愤。”刘棠枝说。保证金达两亿港币，创维用三天时间悉数付清。危机过后，创维的信用证业务转到了国内银行。
在这次会议上，媒体的作用被高度重视，第二天召开媒体见面会被确定下来。“当时我们所了解的信息非常少，”张学斌说，“但只要是我们知道的都要告诉媒体，否则它们就会做别的事：猜测，传播小道消息，再和那些垮掉的企业一比较，就完了。”有过媒体工作经验的沈健说：“这种时候最怕领导层集体消失，对事件讳莫如深。必须说，马上说，真诚地说。一旦说了假话，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同时，广告的投入力度要比平常大。“一般企业这个时候心就散了，经销商看到我们战斗力比以前还要强，他就有信心了。”当晚11点，沈健起草的关于事件的声明出现在创维网站上。他建议，应该求得外援，请家电连锁企业和供货商发表支持声明。
会议持续到12月1日凌晨3点。因为营销总部在东莞，所以刘棠枝于12点提前由深圳赶回东莞布置工作。营销总部灯火通明，刘的属下早已接到刘的电话，等待刘的到来。刘棠枝传达了总部的命令：要保持员工的稳定，员工费用必须及时发放，一点儿不能拖欠；全国30多个分部，167个办事处，要保证与3万家客户全部沟通。
东莞的会议开到凌晨6点。7点半，刘棠枝开始逐个给各个分部的经理打电话，询问当地的反应。
张学斌也是一夜未睡。已于2003年10月离开创维的原营销总经理杨东文11月30日正在深圳出差，他当晚就住到了张学斌家里。这两个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先后毕业的师兄弟、曾经的同事没有想到，此次会面的话题竟如此沉重。“一定要控制好现金流量。”杨对自己的师兄说。而这一点，同样是会计系毕业的张学斌怎么会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