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注册资本金制度本来是为了打击皮包公司，保护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的规定也有副作用。”田文昌说，“很多企业都有类似的情况，而受到追究的并非多数。可以借鉴国外用破产来控制企业，破产一次就很难抬头了。”
杨斌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密切程度从该案证人的身份及证词中可见一斑，能够“占用”上千亩农地与此有关。“当然，”田文昌在辩护词中写道，“这并不表明辩护人认为这种做法合法，但是，要强调的是，出现这种做法是有原因的，不应该构成刑事违法。”
田文昌认为自己充分地表达了辩护意见，法庭效果很好，尽到了辩护人的职责。2003年9月7日，杨斌被二审判决入狱18年。判决后，田与杨见过一面，杨对田的辩护表示满意。“就是声音太小。”杨斌说。“开玩笑，”田文昌说，“我跟人吵架啊？我是在跟人讲道理。心平气和地探讨是我的风格，但当事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杨斌案二审之前20天，刘涌由死刑改判为死缓。4个月后，刘涌再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怎么看企业家
1992年，河北承德企业家商禄被指控贪污诈骗判处18年有期徒刑，田文昌为其作无罪辩护成功；1993年，黑龙江企业承包人朱佩金被控巨额贪污诈骗行贿，田文昌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朱无罪释放。其时田文昌代理大邱庄被害人家属控告禹作敏已是第三年，禹被判刑入狱，田文昌虽然没有出庭，但功不可没。
田文昌因此声名鹊起。“这都是别人不愿意啃的硬骨头。”田文昌说。当年商禄已经60多岁，财力和精力都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田鼓励他一定要打下去：“你不打我帮你打。”“案子做到一定程度，什么利益呀，风险呀，名声啊，都忘了，只剩下一个信念：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这才能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我比当事人还投入。”
商禄和朱佩金都是遭人陷害，时至今日，此类案件仍时有发生，田为此并不认为中国企业家所处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善。“20几年来，我们的法制环境、司法水平有提高，但离我们希望的公正化水平还差得远。”
尽管为企业家辩护给田文昌带来了名声，田对企业家阶层也十分关注，但他明确表示不喜欢这个阶层中的某些人。“我是学者，跟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我接触到的企业家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地谈话，常常让我有一种以实对虚的感觉，而对方却视我的实在为呆气。”商禄留给田的印象比较好，但已经去世了。“突然案件昭雪了，却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一直没起来。”
“现阶段，中国的企业家中，不少人有一个特点，舍命不舍财。这有时是导致其落难的致命原因。再有，很多人太信任人际关系而太漠视法律。”被拘捕前，顾雏军曾三次到京都律师事务所找田文昌，希望田能够到证监会为之缓颊。“他想得很天真。当时调查已近尾声，别说我不是官员，我就是官员也做不到。”田劝顾雏军破财免灾，勇于放弃经济利益，尽快通过重组来缓解形势，但是顾未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德隆身上。田曾向其高层建议加快重组挽回影响，未果。唐万新被捕后，唐万里来到事务所，欲聘田文昌为辩护律师。田文昌跟唐万里讲，这个事还是要综合处理，要跟重组结合，重组的效果直接影响到犯罪责任的承担。“假如不通过重组及时挽回影响，单纯的辩护作用就会小得多。”此事再无下文。
“不舍财”当然也包括律师费。很多人舍不得花钱请律师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结果“一旦出事往往人财两空甚至招致灭顶之灾”。“也不仅仅是律师费，”田文昌说，“比如一些债务，能还的赶紧还了，一些该舍的利益要勇于舍弃，也能相应地减轻责任。不到最后一刻他们都舍不得。我试图说服这些人，很少有成功的。”
企业家不懂法律，但有些人却自信到固执的程度，田文昌十几年前就有体会。当时他曾劝说一些南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家通过产权界定明确企业性质：“在集体所有制的概念里，没有具体的财产关系体现，死后又不能继承，所有权关系是模糊的，在经营过程中很容易产生侵占的嫌疑。如果明确产权，哪怕90%贡献给社会，只剩下10%是明确属于你个人的，也是一种名正言顺的所有权，可以避免后患。”被劝说者往往指着挂在墙上的与领导人的合影笑田多虑。“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固执而出事，”田文昌说，“一旦出了事，什么照片都不管用。”
田文昌最难容忍的是某些企业家在看守所里还指挥律师。“有的在看守所关了一年多，又没有信息，还自以为高明地指挥律师干这干那，不能逆着他。”遇此情况，如果不能说服当事人改变态度，田文昌就会与之解除委托关系。田常常告诫律师，盲目遵从就是害你的当事人。
陶武平：“不越雷池半步”
陶武平认为，德隆高管都不是“坏人”，唐万新个人素质很高，企业的整合很成功，“他们在主观上不想做反社会的事情”，但到最后几年，德隆就像一匹野马，刹不住了。
周正毅，上海农凯集团原总裁，2003年9月被捕。2004年6月1日，因虚报注册资本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入狱3年。2006年5月26日，周正毅被刑满释放。
唐万新系德隆集团原总裁，2004年12月被捕。2006年4月29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入狱8年。
就在杨斌案二审判决前两天，2003年9月5日，周正毅被上海警方正式拘捕。与接下来的唐万新案一样，陶武平都是整整做了一年。
陶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由于地利，他一共会见了周正毅33次。唐万新关押在武汉，虽然远一些，陶也会见他近20次。与田文昌相比，陶武平有明显的不同：就事论事，言不逾矩。
在陶武平看来，周正毅和唐万新都“不是一般的人”，周对市场极为敏感，善于捕捉机会，唐则有一整套经营的理念。陶认为自己曾接手的这两个案子有共性：“周正毅案政治色彩鲜明，否则之前中纪委不会跑下来先查半年。唐万新案没有直接的政治背景，但是也充满了政治色彩，因为影响太大，损失太大，证监会、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都非常关心。”还有一点，两个人一审判决后都没有上诉。
周正毅案
周正毅出事前，陶武平曾在一些场合见过他。“这个人正式场合讲话很少，即使讲也很简短。”而在看守所，面对陶武平，周正毅“非常能说”。“他文化不高，但是智商非常高，很精明的一个老板。”
看守所里，周正毅的情绪起伏比唐万新大，有时候特别低沉。“这次出事真不是时候。”第一次会见，周对陶说。当时周在上海一些主要的区都有比较大的项目，包括“油水非常大”的“东八块”（曾引起拆迁纠纷）。在两名警官的监视下，周正毅向陶武平憧憬道：这些项目都在启动，三年内全部顺利开发完成，还清银行贷款后，农凯集团的净资产可以增值到50亿。“那时候，”周正毅说，“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上海首富’了。”
回到现实中，周正毅感到沮丧。陶武平说，出事后，所有相关银行把周的资金链断掉了。不但断掉，而且要全部提前还贷。上海市组织了一个债权小组，周的所有项目被冻结，打包偿还。“银行都不吃亏的，”陶武平对笔者说，“他的项目都在增值。他赶上了上海房地产发展的时机。”现在，他不得不错过。
当年周正毅取得包括“东八块”在内的项目引起各方诸多猜测。陶武平说自己在调查时并未发现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周都是通过正常的招投标取得的：“当时人家说李嘉诚都没搞到，怎么让你搞到了？事实上，中纪委下来查也没查出来。”
对操纵证券的指控，周正毅没有异议，陶武平为他作的是罪轻辩护：“他炒徐工科技，当时确实是想坐庄，这没错，想从证券市场上赚些资金。”陶武平说，周正毅出事的时候，农凯集团的战略已经转移到了房地产。而对虚报注册资本的罪名，周正毅一直“耿耿于怀，自始至终想不通”。“他觉得很冤，”陶武平说，“他说我不是没有钱啊。”
陶武平介绍，当时很多银行跟周正毅说，你现在规模这么大，项目这么多，不增资的话，我们以后给你放贷有困难。周正毅说好，并把此事交给财务总监去办。财务总监认为不用再调资金过来，因为前两年收购的亿祥百货已经升值，可以此充抵。经过评估和验资，农凯集团到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至8亿元。
在法庭上，陶武平提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绝不是一份虚假的证明文件，而是一份内容错误的证明文件。“现实生活中，‘错误的东西’未必都是‘虚假的东西’……我身上的身份证是‘陶武平’，但驾驶证上却是‘陶五平’，驾驶证的内容是错误的，但能说驾驶证是‘虚假’的吗？那是民警同志在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但不是故意搞成这样的。”陶武平认为，农凯集团把评估好的资产放到“资本公积”科目下增资是违规的，但并没有虚构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的行为，只有如实递交原版证明文件的行为，因此“问题出在工商部门，怎么会把‘无’看成‘有’，把‘非’看成‘是’？社会绝不应该把工商部门的错误大事化无却倒过来将农凯集团老老实实的工商变更申请行为提升到犯罪的极端高度”。
接下来，与田文昌为杨斌辩护一样，陶武平谈到了“后果”。“事实上公诉人应该已经看到了农凯集团即使8亿元注册资本被错误变更登记，但并未因此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农凯集团8亿资产基础尚在，仅是资产的处理方法不当和做账上的违规；无论至案发还是至今，农凯集团并未造成任何债权人的损失。”“虚报注册资本定为犯罪是有条件的，”陶武平对笔者说，“要有后果，农凯没后果啊。我问公诉人，案件爆发后，有人因此起诉周正毅吗？没有啊。”
辩护未被法庭采纳。陶武平说，周正毅的想法是：“我确实有资产在这里，最多说我做账不对，那也不能定我罪呀？我没有骗你呀，是你审核不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