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国芳在最后陈述时痛哭，钱列阳没有想到。之前他曾对戴说：“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事实怎么样就怎么说。到这时候（最后陈述）大家都很累了，讲得太多不好，说的时候简单一些。”
“他委屈呀，”钱列阳对笔者说，“他说我一心为工作，一点儿也没有想要偷税。已经关了我两年了，损失太大了。”
钱列阳和孙国祥都表示，在他们见过的企业家中，像戴国芳这样住在厂里、不顾个人享受的不多见。
辩护中，孙国祥从铁本公司不存在刑法意义的“虚开”行为、被告单位从物回公司取得发票的行为并不违法、铁本公司没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故意、铁本公司的行为不具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的实质危害性四个方面证明铁本公司无罪。戴国芳曾在法庭上说，人家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要吃官司？孙国祥在辩护词中写道：“不仅铁本公司采取这种方法收购废铁，其他钢铁厂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这方面的事实包括公诉人在内大家是心知肚明。”“选择性执法对法律的损害是最大的。”孙国祥说。
钱列阳为戴国芳作的也是无罪辩护。“孙律师证明公司无罪，那么戴也无罪。退一步讲，即使公司构成犯罪，也没有证据表明戴对这件事知情并参与。”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案件的是非曲直实际上是用不着作精细的法律分析的。”孙国祥在辩护词的最后写道，“在辩护人看来，本案就是如此。通过数天的庭审，本案事实并不太复杂，只要我们尊重基本的客观事实，尊重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底线，本案就能得出逻辑的、明确的而且是唯一的结论：铁本公司是无罪的。”
“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经济蓬勃发展，法制一直没有跟上。在这种时候，纯纯粹粹用法治一个眼光来衡量是不够的，还要讲点儿人情味。”钱列阳说。
转型期的代价
一审庭审后，钱列阳没有再见过戴国芳。很多媒体都曾描述过铁本工地的荒凉景象。“企业现在应该说是垮了，”钱列阳说，“这是国家的损失啊。现在往往一个企业家一出事，企业就瘫痪了。瘫痪什么意思？职工下岗，给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负担；生产链条断裂，上家下家都衔接不上了。这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呀。”
迄今戴国芳已被关押两年半。钱列阳说，当年刘晓庆也是关押400多天后才取保候审的。“像戴国芳这样的人，真的不必去抓他。可以让他继续经营，逐步退出不适当的领域，缓慢着陆，最后认定他有罪了再判不迟。打击犯罪不是目的，保障社会经济的运行才是目的。现在好像是反过来了，杀鸡取卵。社会转型期是要付出代价，但是让民营企业家以身家性命为代价，不公平。从个案角度来讲，这种代价的付出是血淋淋的，完全可以再策略一点。就像胳膊上长了个瘤，也不看良性恶性，一刀把胳膊剁掉，这是医疗的本质吗？”
同时，钱认为，这种代价还不仅仅是经济的代价，“更主要的是政策的变化带来的信用（丧失）的代价”。
钱列阳说自己与同仁一直在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前期羁押要减少，取保候审要扩大。“取保候审，先放出去，以后即使证明错了，直接判无罪，没有问题。现在戴国芳关了两年多了，算什么？无罪国家是要赔偿的。所以我们说国家赔偿是纠正冤假错案的绊脚石。”
“我已经把判决结果的有罪无罪放在第二位了，”钱列阳对笔者说，“尽快恢复他（戴国芳）的自由、让他回归社会是我更在意的问题。他还能给社会做有用的事。他不是社会渣滓。”
张星水、许志永:为“大午先生”辩护
孙大午先生一不小心食用了禁果，这个果子虽然能使人解渴，但是它却同时也含有一种毒素，使食用它的人中毒。那么，我们究竟是禁止人们食用禁果呢，还是改良果子的品种而使它不再带有毒素从而能够被人们食用呢？答案显然是后者。
孙大午，大午集团董事长，2003年5月被捕。2003年10月30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2003年6月，田文昌由于杨斌案去往东北沈阳，张星水和许志永因为孙大午来到河北徐水。
在我们了解的律师中，张和许最为年轻，直率、大胆，与他们的同行区别明显。二人志趣相投，以“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为己任。就在2003年5月1日，因为孙志刚事件，许志永等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一个半月后，该办法被废止。
张星水之前对孙大午有些了解，得知孙出事后，主动约许志永一道赶赴徐水大午集团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二人对孙的评价很高：企业家中的另类，思想者，理想主义者。采访中，张言必称“大午先生”。
孙大午在看守所的表现与其他富豪不同。张星水的第一印象是：他确实是经历过风雨的人，心态沉稳平和，说话慢条斯理，逻辑性强。第一次会见，在场的有当地公安局局长，看守所所长，张感觉他们对孙大午“很尊敬”。孙大午与律师的看法一致，自己的集资行为属于民间借贷而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交谈中，孙向张说明自己贷款无门因而“另辟蹊径”，并暗示这次出事有“其他原因”。
孙大午被判缓刑走出看守所那天，张星水在场。他看到孙与前来接他的兄弟、员工一起痛哭流涕。“企业家做到这一点（有个人魅力）很难，”张星水对我们说，“毕竟企业家不是思想家。”在法庭上，张星水说：“我可以坦诚地对大家讲，在我本人接触过的各类企业家中，孙先生的确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虽然，他的辩证思想体系朴实无华。这似乎与当地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认识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并不认为当地政府部门的思想观念具有开明的前瞻性。”许志永在辩护中提到了在当地取证受到的多重阻挠。
张星水的辩护词特色独具，视野开阔，旁征博引。能把辩护词写得有文采，应该不大容易。“孙大午先生一不小心食用了禁果，这个果子虽然能使人解渴，但是它却同时也含有一种毒素，使食用它的人中毒。那么，我们究竟是禁止人们食用禁果呢，还是改良果子的品种而使它不再带有毒素从而能够被人们食用呢？答案显然是后者。”张星水把“民间集资”比为“禁果”，“僵化的金融管制性法律规定”则是“毒素”。
作为大午集团的辩护人，许志永从法条上分析了集团“非吸罪”不成立。其理由与后来陶武平为唐万新辩护相同。“应当注意的是，”许接着说道，“《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的，本身就已经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概念扩大化，把大量的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列入了打击范围，这种扩大化在今天已经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辩护是在2003年10月30日进行的，当天下午，孙大午被判三缓四。媒体与各界的声援功不可没。这不是最坏的结果，但也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按照张星水等人的想法，最好判无罪，最坏有可能判10年有期徒刑。“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张星水说。
许志永说，开庭前，他劝说孙大午作些让步、妥协。“我们希望他能认错。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许的理由打动了态度强硬的孙大午：一旦判了实刑，企业垮了，人们也会慢慢忘记这件事，就像人们已经忘记了当年那些因“投机倒把”（该罪名1997年新《刑法》已废除）受打击的人。“他很平静地面对了对他不能称之为公正的审判。”张星水对笔者如此评价。
“我们在很多村庄里调查的时候，常常为一个企业家能够得到周围百姓如此广泛的拥戴而感到吃惊，有的从没有见过孙大午面的老人说起孙大午的遭遇甚至流下了眼泪。”在法庭上，许志永念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辩护词的最后部分，“如果说法律非要打击这样造福百姓品德高尚的人，那么法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许志永把两天前写作此文时的激情通过他的念诵传达出来，并即兴补充道，“应该接受审判的，是僵化的法律体制”。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马军为褚时健所写的辩护词：“被告人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也抓老鼠但经常偷吃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有偷鱼吃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许志永说完这句话，孙大午落泪了。”张星水说，“他这许多年受了那么多委屈，此时被触动，百感交集。”张星水看向旁听席，看到许多人眼圈红红的。“在大是大非上，老百姓还是有觉悟的。”
尽管张、许因为“维权”而多受打击，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并不悲观。或许因为年轻，他们还能大声地谈论理想，这让他们具有了不知是否律师该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