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的开放，经济的转型，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文学思潮的泛滥。在政治思想方面，有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胡适和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在文学方面，西方的意识流、象征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立体派等文艺思潮介绍进来。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颁布禁令，将“五四”以来所有进步的新文学作品，一概封锁，列为禁书，造成民族文化传统的中断。新生的一代从小就失去接触“五四”新文学的机会，只好转向西方文学去寻求出路，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这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和创作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以《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为首的现代小说的兴起。
1956年9月，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先生创办《文学杂志》，广泛介绍西方现代派理论，刊登西方和台湾的现代派作品，产生较大影响。1959年7月，夏济安去了美国。1960年8月，《文学杂志》停刊。
《文学杂志》的一批学生作者，也是夏济安教授的学生，于50年代末，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成立了一个交友性质的组织“南北社”。一年后，该组织扩大改组，更名为“现代文学社”，推选白先勇为首任社长，成员有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李欧梵等。“现代文学社”成立不久，1960年3月，他们创刊了《现代文学》杂志，白先勇任主编。
在《现代文学》的发刊词中，他们写道：“我们打算有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近代艺术学派与潮流，批评和思想，并尽可能选译其代表作品，我们如此做并不表示我们对外国艺术的偏爱，仅为依据‘他山之石’之进步原则。”“我们不想在‘想当年’的瘫痪心理下过日子。我们得承认落后……祖宗丰厚的遗产如不能善用即成进步的阻碍。我们不愿意被视为不肖子孙，我们不愿意呼号曹雪芹之名来增加中国小说的身价，总之，我们得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感于旧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不足于表现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艺术情感。所以，我们决定试验，摸索和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我们可能失败，但不要紧，因为继我们而来的文艺工作者可能会因我们失败的教训而成功。胡适先生当初倡导白话文和新诗，可是我们无理由要求胡适先生所写的一定是最好的白话文和最好的新诗。胡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一笔是他‘先驱者’的历史价值。同样，我们希望我们的试验和努力得到历史的承认。”“我们尊重传统，但我们不必模仿传统或激烈地废除传统，不过为了需要，我们可以做一些‘破坏的建设工作’。”从他们的宣言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批朝气蓬勃，志向远大，以创建和实验现代派文学为使命，高擎现代派文学大旗，向台湾文坛开拓前进的破坏者和建设者。
“现代文学社”的成立和《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刊，成为台湾现代派小说崛起的重要标志，成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繁荣的开端，并在60年代占据台湾文坛的主流地位。
《现代文学》杂志创刊后，取得显著的成绩。然因经济的艰难曾于1973年9月停刊，到1977年7月复刊。进入80年代中期后，再次停刊。在台湾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社”和《现代文学》杂志的贡献突出：
（1）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作品。第一期是卡夫卡专号，第二期是托马斯·曼专号，之后连续介绍了乔伊斯、劳伦斯、吴尔芙、萨特、波特莱尔、福克纳等的作品，这在台湾是前所未有的，对台湾的现代派文学创作产生极大的影响。
（2）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作家，发表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从创刊到1973年停刊之间，《现代文学》共出版51期，发表创作小说206篇，作家70人。在60年代崛起的台湾著名小说家们，跟《现代文学》都有过或深或浅的关系。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等的作品，是在《现代文学》杂志上问世的；丛的《盲猎》、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施叔青《倒放的天梯》、陈映真的《将军族》、水晶的《爱的凌迟》、朱西宁的《铁浆》都发表在《现代文学》上。欧阳子主编的《现代文学小说选集》上、下册，从一个方面展示了《现代文学》的成就和作用。这些作品，文字技巧风格多样，体现了《现代文学》刊物的办刊宗旨的试验与创新。
《现代文学》杂志在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与创作、培养和造就作家方面有重要贡献，影响了一代台湾作家，也影响了后来的《纯文学》、《幼狮文艺》等刊物的发展路向。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点：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作家作品时，缺乏批判性地分析，有不加选择的倾向；在创作方面，有照搬和生硬模仿的现象。然而，在台湾60年代文坛上，现代派文学能成为文坛的主流，能够影响和吸引台湾一代作家，“现代文学社”和《现代文学》刊物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