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蒙田本来是画家，后来却成了作家。成为作家后，他又写了许多和美术有关的文字，因此，又被认为是美术评论家。但他自认为不是，说自己只是散文、小品的作家。他在晚年的力作《读画文钞》和《敦煌夜话》的后记中，都强调自己不是在写美术评论，写的只是散文和小品，只不过题材和美术有关而已。
他本来是画家，早年在广州市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毕业。抗日战争开始，就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漫画宣传队，辗转在两广、两湖和川、黔等地宣传抗日，由西洋画的画家成了漫画画家。也许这就使他后来长期成为全国美协的常务理事，并且是留在香港的唯一理事，这唯一不仅是美协唯一，也是几个全国协会中的唯一，别的协会都没有理事留在香港。他因此脱不下美术家这顶帽子。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他以作家的身份主编了《海光文艺》，七八十年代又以美术家的身份主编了《美术家》杂志。
他的全部三十九本著作中，一半是和美术有关的。只是有关，是以散文、小品的形式写画家和他们的作品，而不是正正经经的评论。他写画，写人，写沈逸千、荒烟、米谷、李可染、余所亚、胡考、张光宇、李凡夫、叶浅予、黄新波、朱屺瞻、杨善深、张玲麟、陈瑞献、靳埭强、黄胄、陈逸飞、林风眠、冯叶、廖冰兄、华君武、刘海粟、李铁夫、李曼峰、李桦、萧淑芳、吴作人、吴冠中、丁衍庸、程十发、宋文治、方君璧、赵望云、潘天寿、黄肇昌、符罗飞、傅抱石、庞薰琹、司徒乔、冯伊湄、陈学书、余本、黄永玉、王维宝、陈子毅、徐希、袁耀锷、丁聪、张石培、关山月、石虎、石齐、刘昌潮、江启明、赵准旺、冯今松、王丽娟、徐子雄、黄孝逵等，大大小小，有名或不太有名的，都一一写到了。
三十九本著作的另一半更是正正经经的散文、小品。记游山玩水的所见所闻，记风土人情和风物风俗，如《清明小简》、《花间寄语》、《春暖花开》、《裕园小品》、《风土小品》、《湖畔集》、《湖光山色之间》、《敦煌夜话》、《竹林深处人家》等等。
《竹林深处人家》写江南竹乡的风光，文字优美，曾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看吧，“从山麓一直到山顶，不，从平地开始就一直铺着竹，一层又一层的，不但分不出竹枝、竹干和竹叶，连房子、小径和小桥流水都看不到，仿佛全被竹的海洋淹没了”。看吧，“我们沿着一条路边有小溪的石子路深入竹海去。两旁高大的竹林密得看不见底，把路的上空盖着，此刻阳光猛烈，但是在这里走过都丝毫不感觉到。我怀疑自己是在竹海的海底隧道里走过”。看吧，“穿过一处最密的竹海，我们便来到一处较高的竹坞……举目四顾，除了竹子，还是竹子。前面是一座接着一座山，但你不可能看到山势的绵延和一点泥土……你只能意味着竹子以外的东西存在，但你看到的只是竹子”。看吧，“在坞里面对着辽阔的竹的海洋，看到整个世界都是绿色”。作者最后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回忆起竹枝深处，好像立刻就闻到了竹子散发出来的芳香。仿佛感觉到周围都是一片柔和、宁静的青绿。”
《竹林深处人家》是黄蒙田散文中精彩之作，但不是收到《黄蒙田散文——回忆篇》一书中，而是编在七十年代以此为名的集子里。此外还有《敦煌夜话》，不仅写敦煌、云岗，也写九寨沟、青岩山（张家界）……最使人感到兴趣的，却是写敦煌的“门牌”，那篇《由莫高窟“张氏编号”说起》的“门牌”。
所谓敦煌的“门牌”，是指莫高窟的石窟编号。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式的编号是四百九十窟，在这正式之外，另有一种“张氏编号”，是三百零九窟。张氏是谁？张大千是也。他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初，以个人的力量去敦煌清理流沙，为石窟编号，辛勤工作了三年，功劳是很大的。但所得罪名也很大，有人诽谤他，说他破坏了一些石窟，盗走了一些壁画。办法是把壁画的画面连石灰面一起铲走。黄蒙田以他在莫高窟亲眼所见，指出事实上不可能，连一块足以证明张大千盗壁画的证据也找不到。张大千临摹下来的壁画都保存在四川省博物馆，而原画却完好地留在原来石窟的壁上。其中有一幅壁面部分被铲去了。原来是宋代的壁画，但那后面却隐藏着一幅更古老更精彩的北魏壁画，宋画是为了彰显北魏壁画，这样的去次要以彰显更重要的作品，正是张大千立下的一项功劳。黄蒙田的《由莫高窟“张氏编号”说起》是为张大千辩诬，应该受到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