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正规教育出现以后，学习便与一个人、一个地方、一种特定的氛围联系在一起。互联成网的计算机介入教育，参与教育，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使人们有机会对古老的教育模式进行思考。其中涉及的不仅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当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人类本身的问题。
从语词的构成来看，有几个现代新词颇具启发意义。一是人们所熟悉的E-mail，译成“电子邮件”，或“电子函件”；二是后来出现的e-Business，译为“电子商务”，其延伸词为EBC（电子商业通信，Electron-ic Business Communication）。这方面的例子还有e-text（电子文本）、e-commerce（电子贸易）、e-credit（电子信用卡）、e-zine（电子杂志）等等。它们表明：在一个名词的前面添加上字母“E”或“e”的做法已经逐渐得到了认可，这里的“E”或“e”是“电子”一词的英文缩写，但真正含义是表示对各种网络技术的使用——此类含义在使用这些新词的人来说，乃是不言而喻，无须再做解释的事情。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构词方法，既兼顾了传统的社会活动的分工和特点，又赋予其网络时代的意义。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这个家族的成员不断增加，其中，“e-learning”的出现标志着网络教育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也说明个人与社会的学习生活因为网络的介入，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该名词的确立以美国教育部2000年度‘教育技术白皮书’为标志，该书对其作了比较权威的论述。”或者我们可以说，由于网络的出现，学习活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有了共同施展自身的天地。
麦克卢汉曾经讨论过电视的出现对于儿童学习的影响。他认为，电视诉诸于形象，其最广为人知、也是最令人伤感的效果，也许是低年级小学生的读书姿势。“电视来临之后，儿童——无论其视力如何——的眼睛离书页的距离，都平均是6.5英寸。”阅读姿势改变的背后是探究知识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儿童在试图把电视形象对感知全部介入的命令转移到书本之中。”但是由于印刷媒介的特征是同一的模式和快速的线型运动，因此将电视的阅读方法带入进去，便产生了矛盾。麦克卢汉对电视的作用过分理想化，他也因此遭到了后人的批评。但他在这里仍用晦涩的语言表述出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媒介的变化将会引起学习的革命。
麦克卢汉也曾看到，电视塑造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即千百万人坐在一起观看同样的画面，共同享用从前不可能享用的信息。这其中的重要的文化意义不仅在于展示了一幅参与的画面，而且在于促使广播电台转向个人和小团体，“自电视出现以后，电台就转向为一日之间不同时候的、各种不同的个人的需求服务；与此同步发展的，是各式各样的收音机，卧室、盥洗间、厨房、汽车里的收音机相继问世……电台曾经采取一种集体收听的形式，它曾经使教堂空无一人；可是电视面世以后，它已经逆转而具有隐私的和个人的用途。青少年退出看电视的集体，转向了个人的收音机。”在这里，媒介形态变化所带来的新矛盾是：电视扩大了个体参与的范围，但这样的“参与”却又有着“集中制”的包袱，需要广播电台的多样化来补充和冲击，并导致了青少年的“逃遁”。作为解决办法之一，麦克卢汉猜测说，“电视要从这一包袱中解放出来，大概可以靠通讯卫星”，后者与利用闭路电视、卫星电视进行教学的目的连在一起。于此，信息之流和课堂外的教育的冲击，远远超过了课堂上发生的东西，引起了必须重新思考教育过程本身的问题。
由网络传播所带来的技能学习、创新意识培养和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引起了认真思考文化能力的必要。
文化能力的概念直接涉及文化水平的界定，它的最基本的测度标准可以说是读写能力。大体上，“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识字的观念一直到十六世纪末才流行起来；而且一直到工业革命开始，这个观念才为大多数西方文化所接受。”
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是以印刷媒体为传播基础的社会，教育的普及扩大了对书籍、杂志等其他印刷文献的日益增长的市场，后者反过来更加刺激了教育的扩展。正因为如此，文化水平通常指的就是人们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又是根据识字的多少来界定的，后者也是判断文盲与否的标准；更加宽泛的说法还包括“算”，读、写、算这三者亦即所谓的“3R”。在美国，具有4年级读写能力的成人被归类为功能性文盲，具有8年级读写能力的成人则被归类为半文盲。
我国的《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至20世纪90年代末，90%以上的人口地区已基本完成这一目标，教育的重点转向启动教育现代化，开展教育创新，推进素质教育，这个转向与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和网络传播的兴起是相一致的。
美国学者西摩·帕佩特（Seymour Papert）90年代初就致力于研究网络社会如何重新定义读写能力的问题。“学校将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或者有可能崩溃。可以预测的是，教育机制将不再使用新技术来做它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了。”他特别重视自由学习和自由探讨的能力所具有的革命性作用，认为，由网络传播所带来的自由探讨知识世界的可能性，将对传统的课程安排提出挑战，而学校将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那么，从扫盲的角度来看，从基础教育来看，受教育者在网络社会或与网络有关的社会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基本技能并且如何掌握这些技能呢？有人曾经将此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知识方面，这也是属于认识和观念方面的教育。包括：认识到全球信息资源和服务的范围和使用；在解决难题和基本生活问题方面，理解网络信息的作用；理解网络信息与运行的体制、管理和提供渠道。
二是技能方面。包括：对所获得的网络信息能够进行反馈；能够使用工具运行网络信息，或者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提高网络信息的价值；使用网络信息分析和解决学习、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并且取得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
这样的阐述还比较抽象，还是方向性的定位，如果要使其有操作性、实用性的话，或者能够具有人文意义的话，还需做进一步讨论和阐述，以及细化和说明，教育的不同阶段、不同对象也应有不同的目标和规定。与我们这里的论题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透露出这样的思想：这些知识和技能的总体目标是让公众获得网络能力，后者不应简单地被看作是传统教育读写能力的补充，而应该被当作网络社会的读写能力的一部分来认识。
广义的文化能力概念具有更大的外延，也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概念。如，19世纪末，一个有大学文化能力的人必须学习记忆科学、文学、哲学、历史、艺术、古典音乐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世界文明长期发展的产物。“在1890年代，一个生活在英语国家中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他能够根据记忆完整的背诵几首埃尔雷德·丁尼生、伊丽莎白·芭赖特·勃朗宁和其他一些在那个时代著名诗人的诗作，同时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和乔叟的经典散文。在那个十年中，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也必须记忆大量西方文明积累下来的科学、艺术、古典音乐等方面的知识。”与之相应的是阅读的习惯、记忆的习惯、专业化的习惯和深入追究的习惯。例如，英国的剑桥在150年左右的时间内只限于数学，以后是古典文学，再后才包括自然科学。
现代社会，书面语言和文献技术的角色经历了变化，即在创造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功能之外，又走上了进入大多数人生活的途径。后者同时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报纸、杂志和其他种类的印刷文献发展的过程，也是大学教育逐渐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过程，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现代媒介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工业革命以来，受其独特的历史和民族精神的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注重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而不是遵循封闭型的“象牙塔”道路。
英国学者C。P。斯诺在50年代末对英国和美国的教育做了这样的比较：“我们对18岁以下的儿童的教育比例较小，至于获大学学位的比例就更少了。培养少数尖子的老模式始终没有打破，尽管略有改进。……美国的战略则不同。他们让每个人、让全体公民到了18岁都学完中学的课程，教育内容松散而一般。他们的问题是要把严谨的东西如基础数学和科学渗透到这种松散的教育之中去。这样，很大一部分18岁的学生都升入大学：这种大学教育和中学一样，也比我们松散得多，专业化程度也低得多。”斯诺认为，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学生所受的专业训练不如英国的大学生，但在美国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生受到了一种宽松的管理，保留了创造的热情。
如前所述，在因特网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政府-军方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它们与社会其他因素及技术本身的革命一起发挥了作用，而大学则将两者联系起来。在美国，大规模的、以网络为工具的沟通90年代初出现在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之间，世界范围内的网络发展基本上也是与大学为基础。透过网络的发展，我们再来看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即是学习先进知识、人类文明的殿堂，又是了解社会变化、关注社会进步的窗口。就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来说，一方面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大学教育更加贴近实际，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加具有适应性。随着各国彼此有联系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随着多媒体教育手段的普及，大学的办学方式和教育模式会更加开放。
在一般意义上，继广播电视开始改变人们的学习习惯以后，包括因特网在内的电子技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今天，相对于浩繁的记忆和背诵来，大学文化能力的培养更加重视的是掌握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掌握基本概念、重点和方法，并重视培养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运用新知识开创事业的能力，自强自立的能力和与他人合作的能力；同时在理想目标上要求被培养者具备严谨的科学精神和高尚的人文情怀。
网络化是大学教育走向大众的最新工具。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方式，现代远程教育将突破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凭借数字化、多媒体、大容量、交互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为各类社会成员的各类需要服务。
网络传播是人类媒介形态变化的一个新阶段，即便是那些创造者也无法预测网络传播将会走多远。但是有一点在目前是可以肯定的，即：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并存的情况下，个人的文化能力应该是多方面的：在一个层次上，他必须能够阅读、写作和计算——传统意义上的计算；在另一个层次上，他需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能够使用彼此连通的计算机和其他远距离交流的设备，能够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知识，跟上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潮流；在更多的层次上，他是一个生活在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的文化人，应该同时具备适应两者和创造两者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总统布什和各州州长聚在一起，讨论到2000年国家的教育目标：“每一个成年人都具有阅读能力并且具备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能够行使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目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现代人的文化能力除了阅读以外，还包括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后者乃为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必备之物。当时，美国大约有3000万文盲，因此提出了在网络社会的条件下如何摘掉这些人的文盲帽子、并同时培养他们的技能的艰巨任务。
毋庸置疑，在信息媒体时代，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读、写、算作为文化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仍然极为重要。任何进入网络世界的人，都免不了通过书本形式或屏幕上的说明或指示来学习；“对知识工作者、商务人员和专业人员来说，书写仍然将是记录和互通信息的主要手段……直到将来，制作清楚、精确、优质的书面材料的能力仍然将是一门主要技能。”
而计算在高技术社会中的意义除了有助于处理最世俗的事务以外，还在于通过头脑使数字与实物世界发生联系，从而使机器中的数字具有意义，它对于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来说，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网络能力也不仅仅是传统的读写能力的补充，如果从适应社会、实现自我和发挥个人潜力的角度来考虑，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电子社会中的读写能力、文化能力的一部分。西方发达社会在90年代初提出，学生的教育经历应该、而且必须包含信息技能的培养，这样的技能体现在网络传播中，便表现为判别、接触和使用网络电子信息的能力。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未来社会，不能识别数字语言和电子格式的人，不能利用网络信息以应对生活的人，会不会成为新的意义上的文盲？也就是说，读写能力的概念将要发生变化，即不再简单地以既有学校的年级水平的读写能力来定义，它包括一系列与网络信息处理能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