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网络传播和重塑文化能力的问题都并非如同“3 1”的算式那样简单得一目了然，它还包括若干深层次的文化难题。比如说，新兴的可视、可听媒介是否会将书面语言和印刷媒介变成传播的精英形式？网络能力如何与其他形式的读写能力联系在一起？与网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快速获取信息、加工信息与从容不迫地信息分析和批判性的思考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等等。其中最根本、也是最发人深省的难题是：一种注重文字、以媒介为中介的传播形式向图像和互动的传播形式的重大社会转移，将对现代文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正如当代学者弗兰克·凯尔奇所说的那样：“我们处在困难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一只脚牢牢地踏在过去的基础之上，另一只脚迈向未来，这将是痛苦的经历。”
早期远程教育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注意。宏观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在历史上，媒介技术的发展第一次以尖锐的形式同时将两幅图景呈现出来：通信卫星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希望，使之有可能通过教育、农业、技术等方面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已拥有雄厚实力的西方媒体网络加快了控制全球信息传播的基点，在借助于新技术输出教育的同时，也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的价值观。
早期远程教育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发达国家以“中心”、主动者的身份的介入方式，它们疏于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地方特色，也疏于考虑发展中国家之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在五六十年代有两个决定论，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现代化，这两种观点都在发展和增长的理论纲要中拒绝给予第三世界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施动者的身份。未来的进步中心在别处，人们所说的传统国家被简化到只好等待负责扩散世界性的空话的神明机器的启示。这两种观点同时是反射镜和滤光镜：发展现代化刺激了这些社会，一方面是通过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城市和工业社会所体现出来的理想模式看到他们的将来；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是社会和经济演变的直接障碍。”除了新型的意识形态动机以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远程教育这块“试验田”也向双方都提出了新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到达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是什么？发达国家的问题则是：在这样的“试验”失败以后，我们还能提供什么样的、合适的帮助？
具体地就技术和方法来说，早期远程教育和后来见于各个国家的电视大学也有共同的缺陷。以中国为例，电视大学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常常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一个教师对着镜头，照本宣科，似乎是“一言堂”、“满堂灌”，学生的收听率和收视率无法得到保证，真正收听、收视效果也无法得到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电视大学之外，还需要办各类“电大辅导班”，利用职工大学、业余大学，并利用诸如教室等有形场地进行辅导的原因之一。
相当程度上，网络上的多媒体教育克服了从前的以广播电视为标志的远程教育的局限。人们、尤其是儿童喜欢通过电视看新的、不同的事物，交互式的多感官的学习体验更是能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如果能体验到外国的景象和声音，又何必去想象外国呢？与其看他们无精打采地一页一页翻动课本，不如让他们与多媒体光盘一起互动，或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浏览国际光学公司的《世界大城市旅游指南》，或应用美国光媒公司的《美国回眸》，并探求历史、科学、技术、野生动物和其他有关课题的知识，计算机将不仅拓宽学生们所学的知识，并且拓宽他们学习知识的方式和机会，以及授课老师的范围。”大学教育也有选择和兴趣的问题，其中意义则更为深远。通常情况下，教育资源、特别是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而一般中小城市和不甚发达的乡村地区教育资源不足，高等学历人才少，专业课程不齐。网络教育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将优质的教育传递到各个地方，所以它在功能和理念上是早期远程教育的继续和完善。
关于网络教育，常有这样的描绘：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都可以选修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开设的最好的课程，可以向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专家请教，可以享用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馆，等等。
这可以说是关于网络教育的理想表述，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恰有难以逾越的鸿沟。因为在终极意义上，网络传播会不会剥夺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进入网络的人的机会和权利？在共享教育资源的同时，世界一流大学的权威性如何得到保证？接受教育的人是否能够真正实现他们的愿望？在网络对现代教育的作用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那些不属于网络的人将借助于什么样的工具来获得和提高他们的文化能力？凡此种种，都还是目前阶段、或相当长的时期内所无法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此外，与网络传播所带来的空间观念的革命相对应，“没有围墙的学校”是否将会导致传统学校的淡化甚或消失？它将带来哪样一些本质性的变化？网络传播构筑的虚拟空间的特性之一是：在这里，既有想象，有虚无缥缈、过眼云烟的幻想和意念，也存在日常生活功能的实实在在的运作。诸如工作、购物、娱乐、保健、教育、政府事务等，将逐渐地、或部分地与空间距离失去联系。正因为如此，从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早期未来学家，到网络传播崛起以后的许多研究信息技术未来前景的学者和专家，不断向人们做这样的描绘：没有出纳的银行，没有货架的商店，没有围墙的学校，无纸化的出版业，虚拟的电脑公园，等等。其中，与我们的论题有关，“没有围墙的学校”的技术含义是说：联成网络的计算机构成了学校的“虚拟”之墙，如同计算机给商务人员以新的自由度和灵活度一样，它们同样可以让学习与有形的空间和场所相分离。“这种新的灵活度向教师和教育行政长官提出了挑战，要他们重新评估学校和学习的关系。它将如何帮助我们应付建造和维修学校的高昂的教育经费？它将如何影响一名教师可以有效地实行教育孩子的数量？它将如何帮助应付毒品、犯罪、过分拥挤和学校安全问题？”
重新认真思考学校的设置、功能和新的问题是一回事，但因此而预言学校将“消失”则缺少根据。现代远程教育即便在西方，也并非经历了同样的进程和取得了同样的效果，美国和英国比较成功，其他一些国家，诸如西班牙则不那么成功。
网络社会的杰出阐述者、法国巴黎大学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曾任教和客座访问过许多国家的大学，这些大学的所在地不仅是一般欧洲与美洲中心国家的社会，而且还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他看来，在众多领域中，学校和大学是最不受嵌入在信息技术之内的虚拟逻辑的影响的地方。“虽然先进国家的教室里可以预见会普遍采用电脑，但是学校不太可能消失，而进入虚拟空间。”为什么？就中小学的情况来说，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的机构，而且是儿童照顾中心，或是儿童的聚集地；就大学来说，教育质量仍然和面对面的互动的频繁程度有关；而且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继续会如此。这样，结论便是：“规模的‘远距离大学’经验，无论其质量如何看来似乎是教育的次级选择，在未来会扮演重要角色，提高成人教育的系统，但几乎无法取代当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不过，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大学里，则是结合了线上、远距离的教学以及在校的教育。这意味着未来的高等教育系统不会是在线上，而是在信息节点、教室位置，以及学生的个人区位所组成的网络里。”这里涉及到学校本身的、不可能随技术的进步而发生改变的终极性质，涉及到学校之不同于社会其他行业的独特方面，也涉及到未来高等教育的模式。
在教育和文化能力方面，另一个与网络传播所构筑的“虚拟空间”有关的问题是：日益增长的过滤信息的能力，处理加工信息的能力，迎合了个人越来越狭窄的兴趣，以及生活在由自己建造的虚拟空间的能力，因而避免了对现实世界的参与和责任。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这样的问题将会呈现越来越尖锐的形式：“下一代电脑媒介通常启用个人‘智能’代理器来收集、分类、过滤信息和娱乐，以符合个人的要求和口味。代理器将从经验中学习，适应每个人喜好的变化。除了像个人图书管理员和研究人员一样行事，它们将监控新来的信息、日程表、财务，以及家庭自动安全系统。”因此，必须正视的是：随着网络技能的提高，现实社会中的交往能力、合作能力、责任能力将会受到冲击，这也可以说是与自由度的提高、选择性的增加、参与性的获得相伴相随的代价。
就目前来看，我们不仅应该意识到塑造文化能力的紧迫性，而且应该充分了解它的艰巨性，这是一个具有整体意义和综合意义的长远目标，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出于文化角度的思考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作为全球信息化环境的组成部分，网络传播中的读写能力以及文化能力的教育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网络起源于美国，当网络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之后，美国无论是在经济实力、技术基础方面，还是在信息资源、网络普及程度方面，都居于绝对领先地位，甚至超过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文字和文化输出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在网络传播新环境下考虑文化能力的塑造问题时，需要对这一既定事实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
（2）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网络能力的教育也与种族、性别、收入、地域以及一系列其他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网络社会的贫富差异表现在能否平等地享受信息资源，能否平等地获得接受新型文化能力教育的权力；而网络社会的“扫盲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广泛地扩大和普及这样的资源和权力。
（3）适应网络社会的教育将明显地超出学校的范围：它或是出现在学校，或是出现在就业单位，或是出现在家庭。由此引发了家庭、社会、学校三者协调统一的问题，“按需教育”的意义明显突出了。在网络传播中，这种意义大体指的是：当电子邮件和各种网络数据库与个体的课程、日常生活和工作需要密切相关的时候，他们就会急迫地发展这些能力，由此使得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有了相当重要的推动力。
（4）在网络发展的研制阶段，网络人基本属于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来自诸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实验室和电报电话公司实验室那样的技术研究机构。网络传播欲担当人类文化建设阵地的重任，网络知识和网络技能欲成为基本文化能力的组成部分，必须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即：要求文化人不仅仅是网络使用者，也不仅仅是网络传播负面作用的批判者，而且要同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相结合，进军网络，发展网络，利用网络，在探索网络未知世界的同时，致力于建设人类的精神家园。
教育和塑造文化能力的问题，不仅直接有利于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不能积极参与全球信息市场角逐的基础。美国政府从90年代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既为研究者和科学家提供了便利和机会，又开始强调网络能力之面向所有居民的“公共权利”的意义。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以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带动传统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教育在其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塑造和提高文化能力尤其具有战略意义。它事关能否跟得上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潮流的问题，也事关传播知识与文化、培养和造就人才的百年大计，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与探索，在这方面，本章的讨论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第八章 中西视角：文字、语言和网络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