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了人类已经和正在经历的四个阶段的传播方式，其中文字作为传播是尤为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文字的发明与运用是人类文明的黎明及其发展和丰富，更具根本意义的，是文字作为符号的特殊性。文字传播不仅大大超越了身体传播与口头“言语”传播的原始性与狭隘性，文字传播之巨大的文化功能令人惊叹，文字的发明与运用，是地球人类之伟大形象的巍然挺立。而且，文字作为传播之重要方式，直接开启了网络、虚拟传播的智慧之门、历史之门与人文之门。
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曾经指出，中西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可以包括多种形态、方式与途径：“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播；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贸之交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使节之往还，条约之缔结等）；和平之破坏（纠纷、争执与大小规模之战争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一书的作者武斌在引述了这一段话后分析了文化传播的四种途径，它们是“各种形式的人员往来”、“贸易”、“宗教”与“战争”。所有这些传播途径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传播方式，那就是文字的传播，文字传播的巨大意义、价值和功能，是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
其一，由于文字的文化特性，它固然难以将一切文化信息都收摄在文字系统之中，但是文字所包容的文化信息，却是其他一切（除后面所出现的网络传播以外）传播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就汉字的信息量而言，自古至今的汉字有六万之众，虽然其中许多汉字，迄今已经“死”去，成为古僻字、冷僻字之类，然而，汉字意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构成了庞巨而悠远莫测的“符号的宇宙”。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推进与文化的发展，不断有新的词汇诞生，社会生活、文化发展愈迅速，新的词汇之诞生便愈迅速、愈众多，这一点，只要看看改革开放的中国诸多新词汇的“狂轰滥炸”就可以了。虽然这种情况，就汉字而言并未增加数量，但是，某一汉字与新的汉字的新的组合，显示了全新的意义，负载了新的文化信息。即使那些汉字中的古僻字、冷僻字，虽然已经废而不用，但是人们一旦加以识别，有如对甲骨文的检索与读识，便可以由此领会那些“死”字其实并不“死”，它们是永生的，它们是文化的“活化石”。总之，文字所建构的“符号的宇宙”，负载了无限的文化信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其二，文字作为“符号的宇宙”，是另一“宇宙”、即现实的以物质、精神、制度与传播所构成的世界之对应方式。它的集约化、它的简洁的特点、它的工具性质以及它巨大无比的传播功能，是文字及其词汇、语言的绝对优越之处。就汉字而言，所谓“六书”系统，是对现实世界的符号表达。《周礼·地官·保氏》云，“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解释“六书”有云，“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说，“六书”者，“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字“六书”，实际是对现实世界无限丰富、复杂之万事万物及其意义的符号整理，汉字系统及其“六书”，将世界及其意义空前地符号化了。它的简洁性、工具性与传播性，不是现实世界万事万物本身所能比拟的。汉字“六书”的象征性功能及其意义，具有极为灵便的可操作性，而且比现实世界本身更有文化魅力。因为有了汉字系统，现实世界万事万物，才得以向人显现其人文深度与感性特征。文字，包括汉字所构成的词汇、语言、文章，将文字诞生之前沉睡的现实世界唤醒了，文字包括汉字，是文化及其传播的“召唤结构”。
其三，正因为文字包括汉字系统，作为“符号的宇宙”负载着无限的文化信息，作为文化传播的“召唤结构”的无比优越性，才使得人类的文化传播之文化与历史水平得以极大地提升。文字体现了传播之永恒的“现代”水平与情趣。文字传播对于全人类而言，是普遍可读识、普遍可适应、普遍可传达的。尽管一个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系统及其意义、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字及其语言之意义在不识字的主体和受众之间无法交流、传播，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文字及其语言的译者的诞生，而翻译本身恰恰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任何文字及其语言的翻译必要是“误读”，它是两种或几个民族之间、一个民族的不同历史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融合，发生其间的矛盾、冲突成为文化新生的刺激因素甚至是动力，为“跨文化”及其新型文化的发生准备了条件。文字及其语言系统的“跨文化”传播，是超越文字符号的表层达到“心”的撞击与对应。
刘勰《文心雕龙》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心、言、字三者之间，心自然是本原，是第一位的；心派生言，所谓“言为心声”也；言派生字，所谓“字为心画”也。因此，从字（文字）入手，通过言，可以扪摸人类共同的心灵。就汉字而言，它是形、声、义的统一体。字形是现实世界的象形与象征；字声是对言语的记录；义是汉字作为传播符号的意义。所以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认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也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的不同符号系统，后者的存在只是为了表现前者。”文字使语言变得更纯粹，更成熟，更有传播之成效。正如言语一样，文字是能指，而且是更简洁、更有效的能指，它是对所指的象征与暗示，文字的诞生，使艺术、尤其是文学突飞猛进。文字及其语言使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包括文学艺术的传播变得更加轻灵，更加富有美学趣味。
德里达说：“如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那是因为，言语，第一符号的创造者，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的贴近的关系。”这并不等于说，“言语”离人性本原、心灵更近，因为，固然“言语”是直接表达心灵的，而“文字”也可以说是心灵的直接表达，只不过“言语”以发声的方式表达于口头，“文字”以书写的方式表达于文本。而且，“言语”是稍纵即逝的，而“文字”可以保存到永远（只要条件允许）。所以，就“所指即能指”的意义而言，文字是比言语更为“在场”的。德里达认为，“言语”与“文字”都不是记号而是符号，记号只是文化物的标签，而符号及其意义却同时“在场”。文字不是言语的被动记录，它不仅被言语所召唤，而且它还原了言语，重新整理、塑造新的言语，从而使言语发育为语言。
其四，文字传播不仅提升了言语传播的品格，也是网络传播之必不可少的前期文化准备。文字传播方式使传播之全球化成为可能，而网络传播却将这种可能更高程度地变成现实。文字传播将人类的世界意识表达出来，网络传播把这种世界意识与全人类观念表达得更广泛。网络传播的虚拟化，其本身是现实、实在世界的符号表示（数字表达），而“虚拟世界”浓缩地、集中地体现现实、实在世界的真假、善恶、美丑。比较口头“言语”传播，文字传播使传播更普遍，文字传播已经与那些非文字的现实世界拉开了时空距离，而网络传播与所传播的现实、实在世界拉开了更广深、更遥远的时空距离。在网络中，主体好似在地球之外眺望地球，那种文化魅力是其他方式的传播所没有的。网络扩展了人的全球眼光、知识，使得价值观有可能达到国际化，而网络传播的风险之一，是本民族的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同化的可能性。因而，在强调网络传播变得更加世界化的同时，必须更加特别地坚持网络传播的本土化立场。
随着人类文明和媒介手段的发展，各种文字书写的形式和载体有了融合和渗透，也有了变化和更替。“在蔡伦发明造纸术、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我们的祖先阅读的可是乌龟壳、竹简、兽皮上的文字。王充的《论衡·量知篇》记载了制简的过程，‘截竹为简，破以为牍，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也说明了制牍过程，‘断木为椠，折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秦牍’；最后还得‘衡石量书’（一石为120斤）。”
在西方谷登堡的印刷机发明以前，大部分书是用宗教语言——拉丁文写成的，书本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随着印刷机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用普通语言印刷的书籍出现了。即便如此，由于欧洲人的识字率不高，所以印刷机的影响并非是直接当下的。直到其诞生近400年之后，即在1833年，由于本杰明·戴伊的廉价报纸——《纽约太阳报》的创办，第一个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才出现。
2000年3月，“美国畅销小说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发表了一本小说《骑弹飞行》（Riding the Bullet），这本小说是第一本只发行e-Book、不发行印刷版本的书，由西蒙和舒斯特（Simon＆Schuster）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小说发行的第一天，就被下载了40万份！而以前该公司新发行小说第一天的销售记录是75000本。”这种纯粹e-Book的获取方式不管是否能够被人们所普遍接受，都将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方面的新的变化的可能性展示出来。
概而言之，在网络数字传播诞生以前，基本上是以口语—文字为轴心的语言媒介支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数字化传播和多媒体表意技术的成熟，使得人类的交流行为有了新的实现渠道。这种新的渠道孕育于人类自然语言的母体，并且与各民族的口语—文字系统血脉相连，它与现有的传播形式是处于互动关系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