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鲁迅影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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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厦门的吃食

有一种水果,叫杨桃,横断如五角形,外形十分地革命,色泽黄绿,味道有草木的清香气,微甜。许广平在信里问鲁迅,厦门可有吗?

鲁迅答,我在这里吃到荔枝,柚子和龙眼,没有见过此种名目的水果。之所以吃的水果不多,原因仍然和广平兄在信里反复地约束有关系。

在厦门,香蕉的价格是一角钱五个,如此零用着出售,倒是少见。彼时的钱财乃是以银元来计价,一块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元人民币,若是一毛钱,也相当于现在的十元钱。若是依照现在的市价,十元钱只能买五瓣香蕉,着实昂贵了些。

所以,鲁迅在书信里特地发了一通牢骚:“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厦门人,也不打紧。”

之所以说在厦门大学工作,钱是骗来的,是因为,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待遇颇好,每月有五百块大洋(约合如今的五万元人民币)的收入,然而,每周却只有四节课,不可谓不清闲也。

住处搬了几次以后,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和孙伏园一起吃饭多次,发觉孙伏园的厨艺并不见佳,于是乎,鲁迅不得另请了一个做饭的工人。名字倒是很有趣,一个叫做流水,另一个叫做春来,皆诗意得很。搬家次数太多,甚至接下来还有搬家的可能,所以,鲁迅不敢置办太多的家具,所以,当他看到许广平信里搬到新房子以后,写道:“从信上推测起你的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从奋斗得来者也。但自从买了火酒灯(酒精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

在一九二六年双十节的下午三时的信中,许广平劝解鲁迅要注意饮食,因为一个人在厦门,若是吃坏了肚子,那么疼痛在寂寞的情形下会加倍的。在书信里,许广平写道:“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愿意你多吃,现在不妨事吗?你对我讲的话,我大抵给些打击,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不宣的情形吗?”

恋爱中的人就是如此,无论说任何事情,都会联想到内心。鲁迅的回答则如孩子一般乖巧:“无论怎样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在厦门大学,鲁迅的饮食爱好终于受到了挑战,因为喜欢吃白糖,然而厦门的蚂蚁很多,挂在空中,蚂蚁则会顺着吊篮的绳子爬下来,依旧成团成团地包围。以致于鲁迅不得不常常连白糖带蚂蚁一起隔窗子扔到草坪里。

再后来,到林语堂家里参观,终于学到了一个好的方法,那就是把白糖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系得紧紧的,放在桌子上,然后,在白糖的四周撒满了水。蚂蚁闻到气息之后,往水里爬,淹死者众,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难题。鲁迅在信里十分欣喜地告诉许广平这个消息,仿佛要许广平也这样尝试一番。

然而许广平早就有自己的办法:“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湿,此法对于怕湿之物可采用。”

鲁迅在吃食上,还是更习惯北京一些,有一次在信里,他说起厦门的酒席,不大满意:“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几回,都是如此。”去小饭馆吃饭,也不过是对付一下,遇不到可口的食物。

有一天,鲁迅外出小饭馆吃饭,遇到一个同事,叫做容肇祖,他给鲁迅推荐一种叫做“桂花蝉”的食物,大约是水煮了的,像一只知了的形状,是一种昆虫,乡间的田里长见的。看起来很是吓人。鲁迅有些疑惑地看着那食物,容肇祖的妻子则则连连摇头,说那只虫子难吃死了,谁知道那虫子在被煮前是不是趴在一堆大便上。

两个人意见相左,便争吵起来。这让鲁迅感到很好玩。

之所以要到小饭馆里吃饭,是因为为鲁迅和孙伏园做饭的听差春来辞职不做了,原因是“厦门大学的厨房工作人员要打他”。

递交辞职信的前一天,也就是1926年12月30日,鲁迅接到了厦门大学总务处长周辨明的邀请,请他到他们家去吃周夫做的春饼。这大约是鲁迅所吃到的较为印象深刻的厦门小吃。

章廷谦的回忆文字写得颇周祥,我来引录一下:“我们宾主六七个人,都围坐在一张大餐桌旁,开始时,和通常的宴会差不多,无非是喝酒吃菜,只是主妇没有来,空着一个座位。后来主妇来了,春饼也来了,色白,甚薄,和我们在市上所见的所谓春饼皮是一样的,只是大了些,每张饼的直径约摸有一尺来大。由主妇包好了交给我们吃,其中佐料很多,很好。包得很大,我和鲁迅先生都只得用两只手捧着来吃,分左、右、中三次咬,才吃下一截去;至少可以说,我们吃的第一个春卷已经‘其大盈把’了。一个刚吃完,第二个又从殷勤的主妇手上递过来了,比第一个还大,几乎像一个给婴儿用的小枕头。我和鲁迅先生还是左咬一口,右咬一口,中间再咬一口的勉强把它吃下去了。当第三个比小枕头还要大的春饼送过来时,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只好道谢。”

这段文字颇有现场感,趣味且生动,三个大大的春饼,相信将鲁迅先生临离开厦门的肚子撑得饱饱的,颇让人欢喜。也果然,章廷谦回忆说“一直过了多少年之后,鲁迅先生和我都还记得当时彼此用两只手捧着一只小枕头咬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