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元旦的那天，《厦大周刊》第170期出版，有一个广告颇为引人：“本校学生新近组织两文艺社。一名泱泱，一名鼓浪。两社皆有定期出版物。鼓浪社编辑之《鼓浪》周刊，现附于鼓浪屿《民钟报》出版。每逢星期三出版一次，零售每份铜元二枚，业已出至第四期。内容丰富，类皆研究文艺之作品。科学方面亦有所贡献。出版以来，颇受读者欢迎。其第一号早已售罄，因阅者之纷纷要求，该社拟再重印，闻不日即可出版。至泱泱社系出版一种月刊，名为《波艇》。不在厦门印刷，寄交上海北新书局代印代发。创刊号已经印就，不日即可寄到。内容有采石君之《波艇》，卓治君之《让我也来说几句话》，俞念远君之《爱充满了宇宙》，孙伏园君之《厦门景物记》，洪学琛君之《失望》，鲁迅君之《通信》，概属锦文妙词。想将来寄到，一般读者当必以先睹为快也。”
1927年1月7日北新书局出版的《语丝》也做了《波艇》的广告，比较简略：“《波艇》月刊，本刊为厦门大学爱好文艺者所编辑，由本局代印代发，印刷装订，务求精美，不日出版。在接下来一期的《语丝》周刊上，还做了《波艇》创刊号的目录广告。”
早在1926年底，《北新》半月刊也连续做了两期风花雪月的广告了，比如1926年11月27日的广告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波艇》是纯粹文艺的刊物，在厦门海浪汹涌的滚来时，想到漂浮在碧波里的船，就得到这个名字。”12月11日，《北新》又做了篇幅颇大又抒情十分的广告：“远方，从东南角来的海风里，我们听到这样的歌唱，幽扬而又激昂！这是厦门大学的波艇，乘风破浪，屏绝了无谓的感伤，来激动我们的深心。”
这个广告真可谓狠抒情主义了，然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波艇》的评价却不抒情，却也饱满了感情，1926年10月20日晚上，在补写的信里，鲁迅写道：“学生方面，对我仍然很好；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我已为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或者下月要印出来。”
按照《两地书》中的时间推论，应该是1926年11月便要出版《波艇》的创刊号，然而，却没有，因为鲁迅推荐给认识的某个书店，却被婉拒了，只好又找自己的学生李小峰，北新书局决定出版。
对于办这本文艺刊物，鲁迅还是蛮上心的，1926年11月1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道：“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
《波艇》的几位编辑分别也是《波艇》杂志的作者，他们分别是俞念远、谢玉生、崔真吾、洪学琛、王方仁、朱斐。1936年，俞念远曾经写过一篇回忆鲁迅的文字，专门提到《波艇》杂志创办的事情：“当时，因为我是一个预科的小学生，所以没有机会去听他的课。可是，我也常常自动地去听过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课。他自己在讲坛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语，却使学生不得不笑的。有一次我和采石（崔真吾）、梅川、卓治（魏兆祺）等，去看鲁迅先生。他对我们这一群年轻的朋友，是非常和蔼的。在这期间由鲁迅先生指导，我们产生了一个泱泱文艺社；曾在北新书局出过二期《波艇》。”这篇名叫《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一文中，俞念远还写道他们泱泱社和鲁迅、林语堂合影的事情：“我记得在我们泱泱文艺社几个年轻的朋友，和林语堂欢送鲁迅先生赴广东中大，在南普陀摄影的时候；他自己独在那些坟墓上拍过一个相片。他自己说：这张照片要寄上海去，赶印在那本《坟》上的；以表示那是要不得埋葬了的《坟》了！”
《波艇》第二期是创刊号出版一周后便出版的，北新书局的《语丝》周刊在1927年1月21日又替《波艇》做了目录广告，分别是黑侠的《鹅之死》，采石的《运动场里》，玉鲁的《薇娘》，念远的《我若是》，采石《收租》，伏园的《厦门景物记》，卓治的《白话》，沙刹的《沙漠上的足音》。一共这八篇，鲁迅先生并没有写稿。等这一期杂志寄到厦门大学的时候，鲁迅已经坐上了去广州的船，会他的害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