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厦门大学一个月，鲁迅便应邀在在群贤楼大礼堂给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鲁迅先生的演讲不仅让我们想起早在教育部期间，他在1925年1月的时候给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案：“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当年，鲁迅这一番言论曾引起一场争端，有多人围攻鲁迅的奇哉怪也。
然而，两年不到的时间，鲁迅在厦门大学又一次捡起旧论，他讲话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少读中国书”，其二是：做好事之徒。
先生可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想起三十年代在上海送给内山完造的五言诗句“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其实仍然是这样的套路。
好事之徒的讲演部分，后来经过记录整理，发表在1926年10月23日第160期《厦大周刊》上，摘录一段在当时听来异常新鲜的话吧：“我以为今之中国，却欲好事之徒之多，盖凡社会一切事物，唯其好事之人，而后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观哥仑布之探新大陆，南生之探北极，及各科学家之种种新发明，其成绩何一非由好事而得来。即如本校，本是一片荒芜之地，建屋以招学生，其实亦即好事。故我以为好事之徒，实不足病。”
可是，鲁迅的关于少读中国书的观点，因为反对阅读经典，所以与当时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尊孔的观点碰撞，所以，在发表鲁迅言讲的时候，林文庆指示删除鲁迅关于“不读中国书”的偏颇观点，而只留下了好事之徒的观点。
自然，好事之徒的段落里，因为赞美了办厦门大学的华侨陈嘉庚，所以校长便表示同意鲁迅的观点，这一点，在《两地书》中，鲁迅也曾写到，比如在1926年10月16日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去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然而自此次之后，鲁迅再也没有到周会上演说过，他后来倒是应学生的邀请，到过集美中学、平民学校、中山中学等地去演讲过，但是在厦门大学，仅此一次。
这次关于少读中国书的部分，恰好有一个叫陈梦韶的学生做了笔记，他后来曾经写过回忆文章，关于鲁迅先生的演讲，他如是回忆：“你们青年学生，多是爱国，想救国的。但今日要救中国，并不在多读中国书，相反地，我以为暂还是少读为好。少读中国书，不过是文章做得差些，这倒无关大事。多读中国，则其流弊，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古越多读，越使人意志不振作；二，中国古书越多读，越想走平稳的路，不肯冒险；三，中国古书越多读，越使人思想模糊，分不清是非。正是因为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鲁迅在少读中国书的演讲内容里，还强调了，学生们不要死读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最后的话让学生长时间鼓掌：明辨，批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然而，《厦大周刊》的上一期便刊登了校长林文庆的英语讲话的译稿，大概的题目是《孔子的宗教观念及哲学观念》，在演讲中，林文庆称“孔子学说实千古不可磨灭之学说”，讲演完了以后还让一个周姓师弹奏古琴，又让顾颉刚做了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补充演讲，这种完美的组合，让鲁迅颇不舒服。于是，他才在接下来的讲演里，直接针对林文庆的观点，进行了批驳。“窗下为活人之坟墓”，何其尖锐的说法啊，在窗下点灯夜读，本来是美好的品德，然而，因为所读的内容是古旧的，在鲁迅眼里，便成了挖好了坟墓，等着自己一般。这在当时，的确是革命者的观点。
自然，鲁迅一直是支持革命的，尤其是针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