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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中山大学教务处主任

1927年1月16日午后,鲁迅乘舢板抵厦门港“苏州”号海轮,在海上飘浮了两天,于18日午后,抵黄埔港。鲁迅先生和三个粉丝(从厦门大学准备转学到中大的广东籍学生)一道转乘小船到长堤,在旅馆住了一宿。19日下午,在孙伏园、许广平等的帮助下,迁入中山大学,住进校园前排中心的大钟楼上。

因为报纸早就宣传了出去,鲁迅要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刚到广州不久,便惹来许多文学青年的拜访。自然,除了扮一扮名人之外,还有许多校务和编务要办理。比如,刚到广州,便接到学生李小峰的电报,想和他商议要不要在广州设一个北新书屋,代售上海亲新书局的一些出版物。于是鲁迅便写信给北京的韦素园,告诉他《莽原》在广州的销量,以及要筹备北新书屋的事情。

自然,还有学校的杂务要办,既然谋了一个教务处主任的差事,他第一件想到的便是要帮助许寿裳谋个饭碗。1月19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里写道:“现校中只缺预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

在《两地书》中,鲁迅曾引孙伏园的信告知许广平,说是中山大学所聘请的人中,只有鲁迅一人为正教授。鲁迅当时的工资是500元,后来被傅斯年请来的顾颉刚则是400元,再后来到的章廷谦则要少许多。鲁迅在开学前夕的2月25日给章廷谦的信里写道:“兄事,我曾商之骝先(即校长朱家骅),校中只有教务助理员位置了,月薪小洋百,半现半库券(买卖起来,大概八折),兄及夫人如此来,只足苦苦地维持生活。我曾向骝先说,请兄先就此席;骝先且允当为别觅地方。兄如可以,望即函知。且于三月间此。”

在这封信里,鲁迅向章廷谦诉苦:“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鲁迅先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常常会回到一个好玩的真诚的有着自己体温的朋友,哪怕是他当时已经是众多青年的偶像,然而,回到章廷谦这里,却依然是一副调皮的样子:玩玩还行,没想到职业当起名人了,便累着了。

然而,优厚的薪水拿着,可以出风头的名人当着,这一切仿佛都挺舒适的,然而,刚开学一个月的时间,鲁迅却突然提出辞职不做了。而后从钟楼里搬出来住,直到退了三次辞职信,便与中山大学再无瓜葛了。

中山大学厚遇鲁迅,鲁迅为何激烈辞职呢。建国以后的鲁迅传记的作者,挖空心思地将鲁迅先生辞职的理由往广州四一五事件上扯,其实,鲁迅真实辞职的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因为顾颉刚。

鲁迅和顾颉刚的矛盾颇久了,大概是在女师大时候,陈源和鲁迅吵得正欢的时候,顾颉刚在旁边贡献了一个绝对恶毒的攻击点:说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书稿抄袭日本盐谷温的。这件事情造成了两个结果,其一是,鲁迅和盐谷温成为好朋友,其二是,顾颉刚成为鲁迅彻底痛恨的一个人,无论他如何修复,鲁迅死死不给他任何机会。

早在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有一次听说,顾颉刚在林语堂面前说章廷谦不适合厦门大学。哪知,过了不久,章廷谦给鲁迅写信,说顾颉刚给他写信说,说章廷谦的在厦门大学的事已经办妥了。

鲁迅收到章廷谦的信以后,简直呆住了。给给川岛的信中说:“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指顾颉刚)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吗?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顾颉刚在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的信里,的确说到他曾劝说林语堂不要聘请章廷谦的话:“这四个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极了。去年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不要聘川岛,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川岛到厦之后,千方百计替我造谣,说我和张亮丞先生抢做主任哪,说我向林文庆暗送秋波哪,说我单独欢迎蔡先生哪,说我阴谋倒戈,赞成开除学生哪,想不到像我这样瘦弱无才的人骤然添了这许多排挤谄媚的本领。语堂先生信其谗言,骎骎疏远,后来竟不见面了。我为保全国学院机关计,直至林校长由南洋归来,声明不能招回辞退之教职员而后辞职,自问此心甚为坦白。辞退之后,孟真见招,因拟到粤。鲁迅在粤任中大教务主任,宣言谓顾某若来,周某即去。适厦门邮局罢工十天,孟真来书未能接到,我就单身到粤观看情形。孟真告鲁迅后,鲁迅立即辞职,其党徒粘贴匿名揭帖,诬我为研究系,孟真亦辞职。纷乱一星期,尚未解决。幸鲁迅党徒不多,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大约鲁迅是不会回来的,但绍原因系川岛介绍,连带辞职,甚为可惜。”

顾颉刚的这封信,写得可谓清楚之至,一则是承认在厦门大学期间,劝慰林语堂不要聘用章廷谦,可是,那又为何和章廷谦通信呢。顾颉刚的这一举动,总让我想起刚回国不久的徐志摩,当时的徐志摩为了融入到中国的诗歌界,听说郭沫若是诗歌领袖,便写信给郭沫若的下属冯乃超,赞美郭沫若,可是过不了不久,又在报纸上写评论嘲笑郭沫若的诗写得臭。如此两面三刀,自然惹人厌倦。

1927年4月18日,顾颉刚来到广州。傅斯年连忙去找鲁迅解释,说是他的确写信通知顾颉刚暂时不要来了,结果,厦门的邮局罢了工,顾颉刚没有收到信,便自己做主来了。

傅斯年在鲁迅的钟楼上被鲁迅训斥的场景,曾经被何思源看到,他当时是中山大学法学院主任,他在回忆鲁迅的文字里写道:“我曾见过傅斯年在鲁迅住处,鲁迅坐在沙发上,傅斯年站着,鲁迅批评傅斯年。后来,傅斯年到朱家骅家里痛哭流涕。”在何思源的回忆文字里,鲁迅的辞职仿佛和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五清党运动有关。

鲁迅的确参与营救了进步学生,但没有成功,这让鲁迅很是沮丧。然而,关于鲁迅的辞职,却的确和政治无关。看一下鲁迅在辞职前后给李霁野和章廷谦的信,便可以明白了。

辞职前一天,也就是1927年4月20日,在致李霁野的信中,鲁迅写道:“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辞职后的5月15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写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

可是章廷谦在外面听到的传言却是鲁迅因为营救学生未遂,奋而辞职。于是,鲁迅在5月30日,给章廷谦的信里,又写到此事:“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势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史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

写到这里,事情已经明确得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