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庆幸，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叫作萧红的女人，她用记录片一样细腻真实的文字还原了鲁迅的生活片断。让我们在多年以后，在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资料里，一眼便发现了她。
她对气味敏感（我暗自揣测，这大约缘自于她入世之初便被生活挤迫在一个地下室里，生活里种种污浊的气息让她时刻保持着内心的敏感）。她喜欢鲁迅的气味，鲁迅文字里的气味，鲁迅房间里书柜的气味，甚至喜欢和鲁迅分享对自然的味道，有一天，她奔跑着到了鲁迅先生的楼上，孩子一般地，喘气，鲁迅问她，有事情吗，她仍然在喘气，平息过后，欢喜着说：太阳出来了。
萧红是一个笔名，她有复杂的故事。
一开始，她叫做张乃莹，生于民国元年的端午节。还是在一开始，她身世零落。生在官宦家庭的她母亲早逝，继母待她不好。是祖父给了她启蒙教育。小学毕业后，她被父亲逼婚，耽误了学业。直到1930年秋天，萧红才初中毕业。当时她起了自由的念想，背着家人，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然而，学费没有着落的她，不得已只好弃学回家。家人没有帮助她，反而将她软禁。想来，萧红比张爱玲还是了得，她很快便又逃了出来，逃到了哈尔滨。又是一个没有目的地自我流放，没有办法，她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她的未婚夫王恩甲。
然而，王兄恩甲并不是她要找的人，很快她便觉得上了当。她又一次逃离生活，到了北平。这一次，王恩甲追随萧红到了北平，然后又将萧红骗回到哈尔滨，租住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里，直到萧红肚子大了，行动不便，王恩甲借口去借钱，逃跑了。
欠了旅馆六百个银元，老板收不到钱，决定将萧红卖到妓院里去。萧红当时已经临产了，行动多有不便，更逃不出去，只能写信向外面的人求救。然而偌大的哈尔滨她并不认识一个人。幸好她喜欢写作，前不久外出时买到过一期报纸，便照着上面副刊编辑的名字，寄出了一封信。
苍天啊，大地啊，缘分啊，这个时候，让人感动的萧军兄出现在文学史上，他手持萧红写给《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的信件，前去查看情况，是不是属实。
然而，两人一见钟情，倾情相恋。
正当萧军为了救萧红千方百计的时候，苍天啊大地啊，松花江竟然知道萧红遇难，决定决堤相助，一时间洪水泛滥市区，旅馆老板早已经逃得不知踪影，萧军带着萧红住进了裴馨园的家里。萧红生下孩子以后只好送人，然后两人开始共同生活。
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作品，且很快便结识了一部分左翼作家。在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带动下，萧军、萧红还在一个抗日剧社里担任了演员。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作品。这一年的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当时两人署名为：悄吟、三郎。《跋涉》出版后，萧军萧红积累了创作的经验，同时也有了一定的人气，得到了不少赞美和鼓励。也正因着这些赞美，他们两个人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注意。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抵青岛。
正是在青岛期间，萧军在《青岛晨报》做副刊编辑，而萧红开始专心地写作长篇小说《生死场》。这年的10月初，萧军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问了很多问题。鲁迅立即复了信。信是寄到一个书店的，当时萧军所有报社随时都被查抄的危险，所以地址不稳定，而且又不知道鲁迅先生能不能收到信，收到信以后会不会及时回信，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便留到一个开书店的朋友那里。
没有想到，那信回得及时，鲁迅先生很有耐心地回答萧军的提问，关于徐玉诺的诗，关于斗争的文学，关于向鲁迅先生求教写作上的若干事，关于鲁迅先生的《野草》。
从这一封信开始，萧军萧红开始了和鲁迅先生的交往。
1934年10月下旬，萧军给鲁迅写了第二封信，将萧红写的《生死场》抄了一份，将之前两个人合出的《跋涉》一起寄去了。然而，信刚发出，萧军所供职的报社便出了问题，一起居住的舒群被捕，萧军差一点被捕，书店的朋友给了他四十元路费，他便和萧红一起到了上海。
意料之外的是，萧军萧红去上海所坐的船竟然还是大连丸，和他们从大连至青岛时坐的船一样。这个巧合，给他们愉快的暗示，因为他们从大连到青岛之后便得到了帮助，有了工作和住处。他们也希望到了上海，便可以马上和鲁迅先生见面，得到他的帮助。
然而，10月底到了上海，租了房子之后，第一件事情便是给鲁迅先生写信。告诉他，他们已经到了上海，想和鲁迅见面。
鲁迅于1934年11月3日复了信给他们，很简短，录在这里：“刘先生：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各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吧。”
这封回信让萧军和萧红极度失望和悲伤，据萧军回忆：“四十元的路费已经用去了二十多元，手中只有十八元几角的存钱了。在拉都路租了一间亭子间，先付了九元，余下的买了一袋面粉，一只小炭炉，一些木炭、砂锅和碗筷油盐之类，所余也就‘无几’了。虽然已写信去哈尔滨的朋友支援，但远水难济近渴，究竟在上海要怎样生存下去呢？一切是茫然的，因此很希望早一天能够见到鲁迅先生的面，即使离开上海，也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不见面，但书信还是一封一封地在进行，期间鲁迅共给二萧写了六封信，有一封借钱的信，鲁迅迟复了两天，萧军萧红更是经受了煎熬，因为当时鲁迅病了几天。回信的时候，还幽了二萧一默，说道：“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复。其实是我已经病了十来天，一天中能做事的力气很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了，不过现在大约要好起来了，全体都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所以也请你们放心，我还没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
11月27日这一天，二萧终于得到了鲁迅先生见面的信：“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面那里等候。”对了，这封信写得很短，却充满了温暖，后面还有一句：“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这一次见面，鲁迅将萧军开口借的二十元钱带来了，装在一个信封里。萧军在回信里表达歉意，说是给鲁迅带来了麻烦，鲁迅则像长辈一般地回了信：“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这一次见面营养了萧军萧红的一生，其后不久，鲁迅又邀请二萧参加他组织的宴会，认识上海的一些左翼作家。在12月17日的信中，鲁迅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粱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粱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1934年12月19日这一天，鲁迅先生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当时在上海的茅盾、聂绀弩、胡风、叶紫等作家。除此之外，鲁迅还专门写信推荐二萧的作品。在鲁迅先生的推介下，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不久便在《太白》上刊出。接下来，萧红的散文《饿》、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分别刊登在《文学》和《太白》上。从此，萧红这个名字开始陆续出现在《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文学杂志上。萧红很快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名义在上海出版，由鲁迅先生作序推荐，马上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引起反响，萧红甚至因为此小说一举成名。
随着萧军萧红和鲁迅先生越来熟悉，萧红成为了鲁迅家里的常客，尤其是后期，只是二萧一吵架，萧红必跑到鲁迅家里来。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这篇长文里写道：“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啊……怎么都忘记了吗？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这段文字非常传神地介绍鲁迅先生的幽默，却也足以旁证萧红上午来过，下午又来。
再后来，二萧的感情出现危机，萧红在鲁迅的劝说下，决定暂时离开上海，到日本去散一下心。然而，正是萧红在日本期间，1936年月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萧红在日本看到新闻以后，悲痛不已，她悲伤不能已，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1937年1月，萧红回到上海，第一件事情便是和萧军以及许广平一起去拜谒鲁迅先生的墓。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萧关系恶化，分开。
萧军去了延安，而萧红和端木蕻良到了重庆，之后到了香港，而萧红更是悲惨，因病逝去香港，年仅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