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犯罪和黑手党活动是科索沃以及其周边国家地区最大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种犯罪的形成带有极大的攻击性。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产生的后果来说，它几乎波及科索沃地区所有社会领域，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2003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理事会上，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哈里·霍尔克里（Harri Holkeri）指出：“暴力犯罪一直困扰着科索沃，其中大多数来源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它影响到了这一地区的整个社会领域。”
科索沃地区有组织犯罪是在与邻国和巴尔干一些较大的地方性犯罪结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网络之下运行的。此外，这些犯罪分子和犯罪团伙还跳出科索沃横行整个欧洲。由于在瑞士、德国和奥地利居住着大约70万科索沃人，由他们形成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少数族裔极大地遏制了这些犯罪组织在欧洲的行动。科索沃绝大部分的毒品交易、烟草走私和买卖妇女以及其他犯罪活动都是由科索沃犯罪网络负责和组织下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有组织的犯罪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更确切地说是违背常理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国际社会建立多族裔社会的目标得到了实现。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犯罪团伙与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犯罪分子公开顺利地合作：“意识形态和民族仇恨还不至于中断业务往来。”（曾发表过一份最重要对巴尔干犯罪系统分析报告的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Norbert Mappes Niediek）表示，“就连武力极端分子阿尔坎（Arkan）也保持着与科索沃黑手党党徒的业务联系，并且占用普里什蒂纳（Prishtin/Pritina）大饭店整整一层的办公楼层为此服务。”科索沃的犯罪团伙同巴尔干半岛的邻国及东欧国家一起合伙买卖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妇女和幼龄少女，强迫她们在科索沃的妓院里卖淫或者将她们卖到西欧。另外，在烟草、汽油和武器走私方面的跨国和跨种族合作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一个尤为重要并且利润丰厚的毒品生意会牵扯整个巴尔干乃至整个欧洲。
在分析有组织犯罪的形式和后果，并且考虑在科索沃进行地方的或与欧洲的打击此类犯罪斗争的尝试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在文学作品中、传媒中，甚至是国际性组织派到科索沃的代表对这一问题往往做出轻率而又表面的解释和评价（甚至是偏见）。通常巴尔干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古老而又充满仇恨的、国家四分五裂的地方，它是犯罪活动赖以生存的温床，是战争的火药桶。有组织犯罪这种现象被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
在国际上有一种趋势，也就是把科索沃地区的许多问题和不良发展状况，首当其冲还是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社会历史守旧落后的结果。与创造了无数文明成就的欧美相比，巴尔干完全是另一种负面的阐释。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官员和专家缺少对当地文化和语言的了解而导致的，他们中大多数只是在科索沃稍作停留。由于他们对科索沃人来说，位高权重，几乎没有与这个国家和人民建立任何关系。
国际方面的这些定论将有组织犯罪归结于科索沃和巴尔干人民的特性，很显然在科索沃人民中这种特性并不普遍。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定论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些定论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国际组织的代表们尝试将犯罪追朔到巴尔干固有的对犯罪的爱好或者是本地的宗族结构，但科索沃人马上对这种尝试给予了回应，依据是在西方同样也有腐败事件和类似于黑手党的组织：“你们并不好到哪儿去，只是你们不发生战争而已。”这就暗示着科索沃人要参加犯罪活动（首先是在科索沃和烟草走私中猖獗的卖淫业），而国际方面必须对此给予支持。这样一来，国际社会所要求国际主体在科索沃和这一地区扮演的榜样作用就很让人怀疑了。
当我们要表达黑手党或者是有组织的犯罪的概念时，通常想到的都是它们的复数形式。这些社会现象都是具有许多不同特点的活动的集合体，它们植根于一个特殊的科索沃地理和社会框架中。科索沃有组织的犯罪与这一地区长期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历史传统相关——在巴尔干半岛上犯罪是生存和获取财富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与巴尔干半岛国家特殊的发展形式相关，比如资产阶级对西欧民主传统的扭曲宣传。
在科索沃和其他巴尔干半岛国家，1989年后的发展经历，比如1989年武力解散整个南斯拉夫，残酷的战争、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国家支离破碎、以及后来运行相对良好的社会共同体和合作形式都对这最为危险和野蛮的有组织犯罪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就像在类似于非洲和阿富汗这样的战争多发地一样，原南斯拉夫的国家政权分崩离析，而组成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主体架构却在这种混乱地位中赢利，甚至对这种地位有了兴趣，从而也就希望尽可能地延长这种能为他们带来好处的社会地位。因此——这儿有一个例子：米洛舍维奇在西方对塞尔维亚进行经济制裁中使他的家庭财富剧增——被称为民族军国主义的国家政治领导层与有组织犯罪紧密勾结在一起。这种政治与有组织犯罪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在米洛舍维奇政权期间塞尔维亚的内政，黑手党已经成为国中国。也许正因为塞尔维亚前总理金吉奇（Djindjié）在掌握了现有的证据之后首先对有组织犯罪采取了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在2003年3月惹来了杀身之祸。
战争、国家的崩溃和发财致富之间的关联还远远不止这些。经济体系的瓦解、战争和难民潮的后果使得外国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给予了巨大的人力及财力支援。由于公共生活和法制体系的一贯犯罪性使得这些来自资助组织、西方国家、联合国和欧盟以至来自少数派宗教教徒聚居区的资金援助成为那些狡猾的政客、战争贩子和中间商有效地获取物质资源和增加个人财富看似合法的手段。
米歇尔·埃黑克（Michael Ehrek）和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Norbert Mappes Niediek）分析到，在这一基础上原南斯拉夫国家形成的具体犯罪、腐败和财富，以及人们对有组织犯罪的那种矛盾的态度使得整个社会更有秩序，也就更好理解了。因此，米歇尔·埃黑克（Michael Ehrek）认为，当国家统治的暴力垄断出现错误和在战争时期国家处于不稳定的统治状况的过渡之中时，人们会尝试着加入黑手党组织来使自己家庭生存下去，或者保障自己在社会上的提升。而另一方面，埃黑克（Ehrek）又认为，“大多数人们从这种政治性企业和黑手党组织中获得的经验与起初同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接触的意义是相同的。”在这种背景下，有组织犯罪和黑手党已经成为“无边无际的市场中生存战略”的一大因素。
在处理科索沃政治和社会体系中的腐败问题时，国际社会必须对走向腐败和犯罪化的畸形发展这一结果承担不少的负责，这一畸形发展是由于对巨额资金援助缺乏管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行动混乱和协调失控以及它的代表人参与犯罪活动导致的。特别严重或从道德上说相当可恶的，国际方面的具体贡献竟然成为了有组织犯罪，买卖妇女和少女以及卖淫业最让人厌恶的领域。一份来自大赦国际在2004年五月初的报告报道了1999年后国际社会的代表在科索沃妇女少女交易和强迫卖淫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结论是在1999年夏天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和北约军队对这一地区接管后，它已经发展成残酷的有组织犯罪的中心地带。
由于犯罪活动的特征，对科索沃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范围没有可靠的说明并不值得惊讶。政治家和记者对犯罪行为从数字、费用和盈利方面给予暗示和陈述，但这对有组织犯罪进行操作和系统调查几乎没什么作用。就像东南欧稳定公约特别协调人艾哈德·布泽克（Erhard Busek）的陈述——“来自烟草走私和服务于色情业的人口贩卖的损失和非法盈利每年高达数十亿元。而仅在2002年盗窃汽车方面的非法盈利就达到58亿欧元。”
巴尔干半岛上有组织的犯罪在国际社会中很大程度上与毒品交易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等同于毒品交易。而巴尔干临近的犯罪组织，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科索沃人、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同土耳其犯罪团伙一起控制着欧洲的海洛因交易。为此，联合国打击犯罪和毒品办公室在2004年秋天公布了《世界毒品报告》：“据报道，西欧大量的海洛因批发交易掌控在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手中，尽管近些年来阿尔巴尼亚群体（起源于科索沃，处于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好像获得了许多国家可观的市场份额。”
科索沃和周边国家中有组织的犯罪的另一个盈利领域是烟草走私。同样这一领域也存在着深入的地方性合作，主要是与马其顿、塞尔维亚、特别是门的内哥罗的犯罪团伙一起作案——门的内哥罗总理的复杂关系是如何被揭露的——国家领导人也被牵连到一笔上百万的生意中。
如上所述，买卖东南欧的妇女和少女以及与此关联的强迫卖淫是有组织犯罪的另一种特殊的、带有攻击性和令人厌恶的形式。国际上对贩卖东南欧人口的研究中（由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联合国人权高级专署共同完成）报道了越来越多的来自东南欧的儿童和幼龄少女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和妓女挟持到西方。
在经济领域犯罪和洗钱，跟其他犯罪领域一样，可以确定的报告很少。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区分地下经济这种体系内在的、生活必需的日常生活结构和一些更大规模的犯罪活动，比如说洗钱、造伪钞等类似的犯罪。在洗钱方面，存在于科索沃大量的加油站就是重要的洗钱地点。
在危机时期，武器走私十分严重，但之后有所缓解。根据专家的观点，在科索沃还存在着大约46万支步枪和手枪，更有人士认为数目达到70万。2003年秋天在科索沃举行了一次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主办的盛大武器募捐活动。在科索沃的26个乡镇中，上交的武器不足155部，而且大部分都是过时的。而在其他一些乡镇，比如科索沃波列（FushKosov/Kosovo Polje）、奥比利克（Obilic）、祖宾波托科（Zubin Potok）甚至连一支武器也没上交。科索沃维和部队（KFOR）的一次类似的、对非法持有武器者的赦免行动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