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牛》以典型的民族节日古尔邦节为背景，叙述主人公易卜拉欣在过节时面临的父子矛盾、兄弟矛盾，家庭矛盾、人情事理方面的矛盾共同构成了热闹的节日场面，喧嚣的气氛笼罩着主人公不同寻常的悲苦情绪，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浓烈的生活味道。
“清真寺礼拜大殿的门都朝东开。”清真寺里古尔邦节的聚礼场面，奠定了全篇浓郁的节日氛围。“听阿訇讲，亚伯拉罕用口语说就是易卜拉欣，那位先知和自己同名。”赋予主人公以神秘的宗教色彩，又用世俗的口吻自我追问，在作品中体现为矛盾，在思想中体现为矛盾，同时也巧妙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
“易卜拉欣常守在家里，也常守教门，常守拜功，经常会到清真寺礼拜，在礼拜大殿也有个固定位置的。”“父亲经常骂他窝囊，连婆姨也说他……”他只是个老实而固守传统的庄稼人，作者对人物的描摹，让生活的原始状态自然地呈现，让生命的本来面目真诚地流淌，生活的过程琐碎而又充满矛盾，但生活的过程在作者的笔下呈现了其艺术性的另一面。易卜拉辛的“守”与其弟伊哈亚的“混”形成鲜明对照。伊哈亚是另一类农民角色，“不务庄田”，“这两年不知倒腾啥生意，突然暴发了。”受到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以某种违背农民本性的手段谋利。清真寺大殿内，做礼拜时伊哈亚被村上的人捧在人前，“给父亲争到了前排的位置”，“父亲一脸高兴”。透过易卜拉辛的眼睛，读者看到即使在清真寺做礼拜的大殿上，人仍然不过是世俗的人，仍然无法忘却名望与名利的较量；通过易卜拉辛的心声，听到这个憨厚老实的农民对人并不能完全脱俗的质疑。做完礼拜要收“乜贴”修水堂，乡老与副乡长儿子，父亲与弟弟又形成两个阵营的对比，在金钱与气势的较量上，“乡老的老脸青了许多”，“而父亲的脸却少有的红润”。清真寺大殿外“各家的婆姨娃娃都端来了炸果和干果”，自家的娃娃没端来还抢别人家的果子，又是一组孩子们天真性情的对比。作者以易卜拉辛的视角为叙事基点，揭开了一幕农村生活的悲喜画面。别人都是喜剧的角色，唯有易卜拉辛是悲剧角色，因为他“守穷”而成为了农村生活群体中被边缘化了的人物。做完礼拜回到家，婆姨上弟弟伊哈亚家帮忙去了，两个女主人因不同的经济条件各怀心思，自家婆姨与弟媳妇又形成一组对比。伊哈亚过节给父母送的礼物与母亲偷偷给他家东西，让父亲痛斥他的无能，又是一场极伤自尊的对比。伊哈亚家人多热闹与自家的冷清形成一组对比，划出了贫富的界线。伊哈亚家宰牛与自家宰鸡的对比，都使易卜拉欣矮小了许多，这其中不仅仅是一场“面子”与“人情”的较量，更多是拘于农民本性“守穷”与违背农民本性致富的较量，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潮流的较量，伊斯兰苏菲主义倡导的“安贫”观念与时下人们“逐利”思想的较量。作者的眼光穿透了过节繁华与热闹的表象，真实地捋清了农村偏僻的土地上，同样是商品经济冲击的主阵地，宗教气氛浓郁的节日里，同样是人情事理相互较量的大舞台；谁也逃不脱，谁也理不清。现代作家王鲁彦的小说《黄金》写到陈四桥这样一个村子，也展现着一场类似的较量，不同的时代，相同的人情事理较量，堪称富有特色的创作题材。虚与实，荣与辱的对立，该是民族心理也是人类共同的心理特征之一。
易卜拉辛一个本分的农民，仍然有着生活的隐忧。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说：“整个的人生在这样沉重的、每天开门相见的需求之下，一般都充满着为了维护生存的忧虑。”作者在节日气氛中，埋伏着农民对生活最基本的隐忧，喜庆的气氛里感受到的却是悲苦，以致无法送礼时，外在的刺痛与内在的疑惑，终于激怒了温和谦让的易卜拉辛，像一个被逼疯了的人，情绪失控，要宰了自家那头耕牛，打老婆打孩子，矛盾白热化，作者却笔锋一转：“易卜拉辛看着倒下去的儿子，半天没愣过神来。”急速收束，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悬念。
《宰牛》聚焦清真寺的庆典场面，如电影画面的分割与组合，撷取父母的院落，易卜拉辛家的院落，伊哈亚家的院落几个不同的场景，在场景的转换中凸显人性及复杂的民众心理。运用对比的艺术手法，尽力去发现和寻找生活世界的独特之处，从而在艺术上表现出个性化风采和特色，让读者体认繁华与热闹之下的潜流，又沉积着对金钱、权利等现实问题的思考，还有对信仰被功利化，甚至异化的隐忧。作者透过生活小的窗口，剖开了生活大的切面，引领读者从新的视角深入，思考人性及社会存在的另类状态。
（《同心》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