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小说作品，从总体上看都在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探索，呈现对生活个性化的观察、感受和体悟，无论是全方位视角还是局域涉猎，都是借用小说这种表达情感的形式，迂回曲折地进入自己的“自在王国”，语言森林里无论荆棘丛生，还是小桥流水，总有些许“趣味”会激起不同的联想浪花，我区作家包作军的短篇小说《裸泳》（发表于《朔方》2011年5-6合期）就是其中之一。
作品以一种“有趣味的形式”揭开婚姻生活中的某种隐秘。女主人公与丈夫闹矛盾，离家出走，到大连海滨度假，无意之间，泳衣脱落，无法上岸，被一个专事海上救生的男人发现，以很体贴的方式让她免遭难堪。一瞬间，她原谅了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令她不爽的男人，也就是她的丈夫。故事就此收拢，结局回归传统。婚姻生活中，男女双方，无论哪一个迷失了回家的路，在岔路上看到新奇的风景，看过了，最终回归的还是平淡，由此而言，一个不能守住“淡”的人始终未能走向成熟。故事很简单，读者稍不注意就会错过蕴含其中的“有趣味的形式”。作者是否有意要布局，作为一种铺陈作品的底色？不得而知。而阅读中偶然读出这种趣味，倒是眼前一亮。作者以轻松悠闲的抒写，既不失传统格调的温柔敦厚，又没有一味地趋同当下的“闪婚”“闪离”，甚至与所谓的“裸婚”也并无直接关联，无非是想表明婚姻是自有社会制度，一件必穿的“泳装”。
“穿”还是“不穿”常常成为矛盾的焦点。其实，《诗经》里早已有过警示，只是这种情感形式让人们超越，因而主体不能抽离，成为其中的主角。所以，我们经常能够在西方文学世界里，看到一段伟大的爱情成就了一个伟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一段伟大的爱情又同时伴随着一段凄美的悲剧。就爱情和婚姻而言，不同的文学源流，就会产生不同的审美取向。
《诗经》里有一首《氓》，记录一个货郎（有趣味的称谓），走村串巷，与一个村庄的女子约为婚姻。女子在倾诉结婚之前的种种期盼，两情相悦；婚后感情渐淡，竟被视之如“糟糠”。“怨妇”自《诗经》诞生至今，凄婉、迷离成为一种朦胧美的意象，其中的真相却被忽略了。唐朝相对开放和包容些，“红叶题诗”的故事流传下来，值得回味。其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写的是唐宣宗时宫女韩氏题诗红叶抛入御沟流出，后与拾得者卢渥终成眷属的故事。相对于《氓》中女主人公的遭遇，先喜后悲，“红叶题诗”是先悲后喜，都是在叙述某种缘分，偶然之中包含着巧合。生活中总有一个阶段是美好的，紧随其后的一个阶段又是平淡甚至有悲苦的，明白了这样的惯性，对婚姻中的是非恩怨大概就能平和一些去看待了，但不幸的是，婚姻同样是一个漩涡，就像一件必备的“泳装”那样，本来是去享受游泳的快乐，丢失了，身在其中就会迷失了初衷，被一种无奈的情绪掌控，既不能被拯救，亦无法自救。钱钟书在《围城》里说，婚姻如同一座围城，外面的想进去，里面的想出来，而一旦进入，外出就不那么容易了。近日看了李叔同大师的一些文章，也有一些体悟。他在世俗生活的阶段，有过感人至深的“笼子”生活，最后当他才极情尽，选择修行，遁入空门之后，拂尽前缘。
每个时代都有其具备象征意义的社会文化符号。“泳装”作为婚姻的“有趣味的形式”，也同样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符号，被作家给予不同角度与深度的抒写，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裸泳》篇幅不长，在以短篇小说见长的宁夏的文学作品里，如一道荧光那样幽微而明丽，蕴含其中的“趣味”值得我们慢慢回味。
（发表于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