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量谷》2007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宁夏本土作家关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阅读中唤醒了读者对远去的时代和村庄的记忆。作者将童年的生活细节进行了提炼，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烙印，经年累月之后，他还是不忍任其泯灭，用自己的心灵思想和语言诉说一段十年之久的痕迹，被风吹过，被雨淋湿，被太阳晒到干枯，被冬雪融到凄寒。因为与自己血脉相连，作者还是忍不住倾吐，让储存在记忆深处那段深不见底的时光，终于晾晒在太阳底下。“无量谷”这个名称，引人深思。佛经里有无量寿佛，无量也是高寿，长生不老的愿望。生活中还形容不可计算，没有限度。作者取这样一个名称，读者在阅读中以为暗含物换星移，世事沧桑，无限感喟，人生的起落浮沉尽在一些小人物和他们的命运遭际上缠绕不清，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微不足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这些小人物被作者还原于一个特定年代的背景上，人们的思想正经受着某种运动热情的冲击。位于西北地区三省交界处的一个贫困村庄也在全国的整体运动中，扮演着同类角色，上演了同一出喜剧和悲剧，与时代同步，按自得的运行轨迹缓慢地完成了解构与重构的过程。
无量谷——一座凹陷而狭长的沟谷，两边被山塬遮挡，中间有深沟阻隔。“无量谷生产队一共二十四户，一百二十六人，他们分别住在河西河东两岸，河西的人数稍微多于河东的。”村庄通往外界的道路极其艰难困苦，而一场浩劫却轻松顺畅地进入其中。一个近乎与世隔绝，像桃花源的地方，也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如同当时的宽银幕黑白电影，演员是当地的居民，有某些脑筋灵活的主角，还有因历史问题戴着另类“帽子”的移民，被流放到这个地方，这些人的融入，使这个地方多了些人，也多出了许多事，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像蜘蛛网一样轻地附着在人生的生活上”，构成了整个小说的经络。
无量谷生产队——中国大地上西部的千千万万小村庄之一，“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维护着自身的生存状态、社会结构、生产格局、道德秩序、邻里关系和传承下来的稳定意识。在民众追随支书或者反对支书，与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运动中寻求平衡。人本质的二重性使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了社会问题，这个主题在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食色，性也。”也成为作者表现主题的隐性线索。无量谷二百多人的生产队，同样也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以政治斗争为主导，农业生产为主体，村人们世俗的情感生活为内容，演绎了一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生活情景剧。原始淳朴的无量谷，在一场浩劫中将人性最本质、最阴暗的一面曝光，三角眼，向后梳捋着大背头的杨来人和钟川这两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最后被群众抛弃，也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百姓觉醒时代的开始，民众追求个人权益，渴望改革春风吹进山谷。作者借助几个关键人物命运的起落浮沉，将人类最本能的一些特性表现出来，生活的无奈与趣味尽在字里行间隐藏着，阅读中能体会到小时候见过的一些类似的人物和情景，甚至迷惑这是生活的真实还是艺术的真实。
《无量谷》艺术地解构了一个特定年代意识形态领域对农村人力物力财力造成的破坏与浪费，也解构了一个特殊年代人们在道德门槛上的进出，凭借本能与潜意识运动，摧残着正直、善良、纯朴的传统底线，成为一处精神“凹陷地”。村庄的人局限于山塬的遮蔽，他们心灵、思想、感情的视野只关注着脚下的土地、眼前的温饱或生理需求的满足，闲时“胡谝、串门、私情、赌博”，无谓地消耗着精神和体能。在个体只是社会“螺丝钉”的年代，集体无意识使这个地方的人们如“井底之蛙”，有人也试图攀爬仍然半途而废（钟川开小卖部被砸），直到搬迁，最后剩下几户人家，人们终于从意识的深渊里挣脱出去，趋向正常的生活轨道。
整个村庄在解构，趋于崩溃的边缘，又走向重构，对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怀抱某种期盼，人文关怀的一丝凉风，在遭遇重创后的反思中微微轻拂。改革开放之后，原有的一成不变被颠覆，“打工、通电、吊庄、打油井、土地补偿”等新事物的引入，在这一潭死水中击起了波澜，冲垮了一些旧有的观念“堤坝”。在偏远的山村改变是缓慢的，有时以某些出格的形式引发动荡，比如姚连虎诱惑没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根翠“私奔”，从某种意义上也表现反叛，即主动探索着改变。钟川在桃源开小卖部发财后，大年三十竟然只顾赚钱，无视无量谷多年流传下来的祭祖活动，也是商品经济对传统规范的挑战。无量谷的小伙子找不上对象，“当无量谷人推论到这一层时他们纷纷开始往外搬迁，把住所选在距离桃源很近的地方，选在公路能到的地方，人们纷纷跳出这个祖辈生息繁衍的沟谷。有的人家从沟谷中迁出后又上了高高的山梁，他们这种极端的行为表明了要与这沟谷彻底决裂的决心。”人们主动从“深谷意识”中拔拽出来，根深蒂固的“家”的意识也在改变，农耕社会结构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在风云变幻中经受着考验。无量谷人的觉醒与行动也表现出，他们迁移了住所而离不开的深层土地情结。
无量谷生产队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村支书杨来人，在老婆被疾病折磨的时候表现出冷漠，老婆死后作者写村人的议论，也忍不住公开抨击：“人们对这个‘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充满鄙夷的神情，当年思想最红、路线划得最清的杨来人支书原来是这等货色，他的思想最坏、私心最重，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无量谷的领导而且一干就是十几年。”两个关键人物杨来人和钟川的形象，在权威与无赖之间游走，体现那个年代颠倒黑白、泯灭人性的一些阴暗面。作者借人物的行为进行批判，有反讽意味，多少又带点程式化的味道。杨来人的下台，钟川的下台是典型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标志，作者巧妙地将时局动荡通过人物的行动表现出来，一个时代英雄的谢幕，总是伴随某种相应的变革，胡氏家族依靠家族力量竞选成功，既反映民众维护自身利益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暗示了农村变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人们，命运都随时代的曲折变化跌宕起伏。从开篇“坏分子刘仁进谷”，劳动改造后“他动作迟缓、踽踽独行，近十年的劳动改造已将这个纵横捭阖的商人改造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十年后，他返回自己的宅院，“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租下一间门面房，开始了布匹生意的经营。”“一个年过花甲的人，天生的经商才智得到无以复加的发挥，仿佛要将十年的损失弥补回来。”“这期间，十年的噩梦逐渐被淡忘，无量谷也开始从记忆中退出。”刘仁的经历是大多数被下放到农村改造锻炼的知识分子和小商人的共同写照。农村从“文革”到改革，从集体劳动到个体单干，二十多年缓慢的解构与重构中，人们的生活、心理、观念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从混乱渐渐回到了人性的轨道上，这一独特的转变过程，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来表现。作者塑造了比较复杂的男性形象胡成贵和女性形象刘英。这两个次要人物身上，集中诠释了人性本质的二重性——外在世界的同一性与内在世界的复杂性。胡成贵战争年代被抓去当兵，他几次历险逃跑，为了他孤苦伶仃的娘，他的执拗与孝心让人感动；集体劳动时因为饿，带儿子女儿偷生产队的玉米，被批斗之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杨老汉娶儿媳妇，他三番五次暗中搅乱；发大洪水，他的同宗兄弟胡成荣捞了一只油罐，他向郜家三兄弟这些恶霸告密，被抢走；议论分地的时候他的同宗兄弟胡成荣又告密，差点引起两个家族的械斗……这个人一双流泪的眼睛看不真切事物，却思谋的很多，一直是个不老实的分子，说他好他老干坏事，受过的磨难使他又很有承受能力。最后因为女儿根翠被姚连虎诱拐私奔，心灵上精神上遭受了重创，击溃了他的道德防线，忧郁痛苦而死。这是一个极柔韧的农村生命个体象征，不能单纯用好坏这样的两极标准来评判这个人物的品行，他是农村某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有农民的淳朴、狡黠，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用墨较多，因为这个人物的颜色在黑底上显出白来，在白底上印出黑来，介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个人物身上附着了人性的复杂性，心理的复杂，行为的复杂。无量谷这个小世界的复杂，与农村社会同等复杂。
与胡成贵相对的另一个复杂形象是刘英。得于其父小商人精明遗传基因的刘英，并不想扎根农村。“在这样一个如此寂寞的地方，她静静地耗费着青春，耗费着生命。这种日子大概接近十年了……”听到钟川告诉她，政策可能马上落实，“刘英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她两只眼睛盯着地上一动不动的，神情非常专注，那鹰钩鼻更显得刚直有力。”一个女孩子被生活磨砺出的“奸巧”（鹰钩鼻一个外在的象征），让她在获得解脱的时候，能压抑住内心的波澜，巧妙地伪装着，生存着，保全了自己的纯真，进入城市之后，又完成了蜕变。刘英有自己的生存选择，至少在无量谷她一个孤弱的女孩子，在十年的磨难中用智慧保全了自己的世界，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作者塑造的复杂人物形象中比较成功的女性。
典型的悲剧人物是胡氏家族晚辈中比较优秀的胡学成。胡学成考上大学，在大学恋爱，经历了一场跳楼风波，其实是农村观念与城市观念两者之间矛盾冲突在个体身上的体现。毕业工作的时候又遭遇了与环境气氛不相适应，无法融入、大学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距离，又造成了胡学成新的矛盾困惑，在极端的挤压与困境中，胡学成潜意识中的“深谷”意识又得以复苏，没有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能积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选择了投入水窖，让自己跌进了无底的深渊。胡学成的出路是无量谷人寻求改变中的一条道路，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经受了各种伤痛与考验，他妹妹娟子因换亲而被逼出逃，其父胡成荣遭受打击后郁郁而终，这些变故不仅仅是个别家庭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对保守与落后的抛弃，也是农村社会在整体迎来土地承包、社会变革中必经的分裂与阵痛。在这些悲剧人物身上作者寄托了某些时代变革中共性的因子。
一个时代的变化，在最偏远的小村庄里，也有自己的余波。鲁迅笔下的“未庄”也有如此以点及面的表现手法，作者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偶尔与某些经典的艺术表现方式相吻合，从中看出作者也在不断地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也用本土野生的草木作底肥，壅厚实创作之根。叙事中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有顺叙、平叙、补叙、插叙，特别是钟川老婆喝药后的一段回忆，运用倒叙手法，追忆两人从相识到生活的过程，像电影的慢镜头，拉长了时空距离，放大了细节，让读者感觉这个苦命的女人，在短短的时光里像是走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无量谷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遭际都是微不足道的，却又是充满顽强生命力的，是脆弱的，又是柔韧的，刘仁、胡成贵就是这一类。
从“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角度出发，抒写阅读感受，回忆起童年的一些模糊印象，再看看那些当年在村庄里用自己的吼声代替扩音喇叭的前辈，有的早已与黄土为伴多年，不是与作品中人物相像，匆忙的岁月中都快遗忘了他们曾经的容颜，与作品一同追寻的只剩下他们虚幻的背影。还有一些佝偻的身影在村子里缓慢地移动着，昔日的强势在岁月的洗练中渐渐地枯萎，人为的悲剧造成了时代悲剧，时代悲剧也酿成了人的悲剧。时代风云翻出人性最恶的一面，任其肆虐，祸害乡邻。想起彭德怀、陈毅几位将军的最终归宿，老舍、傅雷这些被迫害致死的前辈知识分子，以及大批受牵连而命运悲惨的知识分子。一个小村庄就是中国大地上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从建国大业的将军到一个偏远地方的小商人，他们都没有躲过那场浩劫，这只时代的大象，无论瞎子从哪个角度触摸，都有些许的相似皮毛，令人感慨，引人深思。作者写这些熟悉人物的命运遭际，只是想提醒一种不能忘却的存在，曾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悲剧，正被渐渐冲淡。在文学领域，从伤痕到反思，从本土的大墙之父张贤亮先生的《老人与狗》到《无量谷》，一个时代在人们心灵上烙下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作家在表达、在申诉，也在反思和追问缘由。
写作中渐渐获得了一种乐趣，评论是在不知不觉中借他人的“酒杯”（作品）消融了自己心中的“块垒”（思考）。作者升玄追求一种超脱，《无量谷》在容纳之间呈现着原始古朴的风貌，人可以有为改变，也可以无为而生，自然生态的“晕圈”或“锈迹”包容着断裂与突生的曲折过程。自然并非以静止的状态沉默着，而是在无声地生存着隐逸着，但所有的生命都有天生的进步趋势。萨特说：“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一切又不像原来那样存在着。”《无量谷》以时代潮流为主线，反映深谷“意识”给农村带来的危害，也反映时代的意识形态给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小说借助家族斗争史，掺和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一个文化原生态的无量谷生产队，进入时代洪流中，人物的心灵、思想、感情、行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震荡着山谷，震撼着人心，解构与重构都在农村的大地上缓慢地深入进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蓄势待发，其实是人们久已期盼的。作者描写的笔触愈是沉重，愈是体现一种打破重构的本能愿望。
作者以流畅的语言叙述故事，夹杂着一些方言俚语，把无量谷人的大胆豪放，不拘小节，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听觉效果；把农民豪爽、狡黠的小农意识描绘得如同熟悉的乡邻。但主要人物概括化类型化明显，典型性不突出，缺乏细致的心理描写与细节描写，细部的丰满尚欠火候。不过在西部这样偏远的地方，能读到本土作家复原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活原型，有感慨、有怀念，还有一些复杂的心理动态，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作者为本土文学事业做出的贡献。将其归入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都不妥，因为它从历史走到当下，历史人物已被历史洪流淹没，无量谷物换星移，新一代的命运正在改变。社会的进步力量总是让人们对生活充满希望，这是文学世界最温暖人心的东西，作者穿透云遮雾绕的时势，回归到人性，回归到人间温情，给作品中的人们铺开了一个新天地，作品的全部底蕴作者的全部识见，慢慢地展示给读者，使作品显现着独特的现代性意义与力量。
美国大卫·雷·格里芬说：“现代性是以无家可归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力量就像一柄巨大的铁锤，无所顾忌地砸向所有旧的社区机构——氏族、村庄、部落、地区……毫不奇怪，这一过渡招致了严重的不满。”无量谷的变化，再现了农村社会从六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尾声，思想观念上的解构与重构，行为上的固守与改变，都被时代裹挟着，滚滚洪流，泥沙俱下。人们惊惧慌恐，犹疑彷徨，寻找出路与归宿，现代性和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土地是根，农业是本，农民和粮食正经受着阵痛，《无量谷》字里行间的山塬与沟壑都是绝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