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晨清明的天光中”，清真寺的梆克有节奏地响起，清脆、淡定，“这声音总让人肃穆，让人生出无限的虔诚来”。那些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表情虔诚的老者，头戴盖头、身着长袍的妇女，他们沉静、平稳、安详，走向清真寺开始一天的早课。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就这样在作者的笔下徐徐拉开帷幕，他们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世俗生活里的烟火味，进入清真寺仿佛进入了另一种洁净的精神世界，源自心灵底层的虔敬，与寺内神秘的宗教气氛融合，两位一体，模糊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排除了琐碎的利益纷争，一群人坦然真实地展示年轮在心灵上形成的皱褶，额头经岁月洗礼留下的痕迹，渐渐被苍老的双手抚平，他们的心灵在那一刻透明澄澈，这是多少人修行中期待的瞬间，在他们却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出自西海固作家古原笔下乡邻们的生活场景。桥镇、大场、麦垛这些自然情景，面容安详的老者，头戴白帽的妇女，这些村庄的主人与冬天的枯树、秋天的草木、夏天的马莲花，一同在湛蓝的天空下和谐相处。这样慢节奏的农村生活，在作者的笔下，呈现着平和与安详，阅读《白盖头》读者也不由自主地跟随转移的情节，进入了以六盘山为屏障，固原山城为核心周边乡邻们朴实的日常生活情景之中。
故事从《绿苜蓿》开始，叙述那个非常的年代，饥馑使母亲想要一点苜蓿叶做浆水，都无法正常地获得。我和姐姐从学校回来，我还得了奖。娘问我“你敢不敢掐几把苜蓿叶去？我问谁看苜蓿着呢？娘说是队长他大六十子老汉。我姐在一边说六十子拐（坏）得很，拉住掐苜蓿的恨不得一把捏死”。几句简单的对白，如果对那个特殊的时代没有一点儿深层理解，就不明白其中竟然埋藏着一家人生离死别的线索。苜蓿刚刚长出嫩绿的叶芽，在一位母亲的心里，可以为孩子们准备食物，多一点儿新鲜的味道，饱含着母亲对孩子们的一片爱心。两个孩子去掐苜蓿，姐姐被六十子打了一顿棍子，“姐姐的坟选在了我们的老坟院里，紧挨着十年前无常的奶奶”。一朵鲜艳的花儿，就这样无声地凋零。作者貌似轻松的笔墨，实则让读者感受着沉重的压抑。那个年代，是非恩怨无从定论。“事情过去了许多年之后，我对六十子的举动有了新的认识，我还是理解了六十子。”这种经历可能在农村生活的同时代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触动，一个简单的故事，实则是作者心灵上无法愈合的创伤。“每到春天，苜蓿芽就绿绿地长上来。”苜蓿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希望依然在生长，不知人世的变迁中经历了几重灾难，物是人非事事休。一个时代对人性的扭曲，不能一语道破真谛。反过来说，六十子这种类型的人，倒是正直、无私、一心为公，当作者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他终于有反思：“如果都让我们掐了，那让支书、队长、会计还有保管家掐什么，所以，就要寻一个厉害人看管苜蓿。这个厉害人就是六十子。他能把偷掐苜蓿的孩子们如羊一般一棍子打趴下，再说，他是队长他大，如果连队长他大都看管不住，别人能看管住吗？”这一段心灵自白，有对村官损公肥私的含蓄批评，有对六十子仗势欺人的讥讽，还有发自心底的幽怨。姐姐逝去的遗恨，种种复杂的情绪，作者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如同邻里之间闲聊，时光似乎填平了心灵坑穴，旧事重提，昔日波浪难免再次汹涌而至，让人欲罢不能。作者愤慨又无法遮掩仁慈的本性，“把我姐埋到坟院后不长时间，队长全家包括六十子老汉连家起营上了新疆伊犁。不知他们现在生活得还好吗？”一个村子两家人，一家人承受着失子的痛楚，另一家人背负着良心的谴责逃离了故土。一个简单的故事，叙尽了农村邻里之间的是非恩怨，爱恨情仇。不仔细阅读，体会不到作者深藏其中的悲伤；仔细阅读，让读者浸染了更深重的忧伤。
《白盖头》也隐匿着忧伤，叙述一个含泪而笑的故事。两位戴白盖头的老姐妹，在贫困山旮旯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苏家奶奶，远嫁到了富裕地方的河洲奶奶。两位老姐妹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河洲奶奶带走了孤苦伶仃的苏家奶奶唯一的亲人——孙子伊黑牙，让他走出大山去读书。这件事引起远亲近邻的闲言碎语，矛盾冲突，而作者叙述得不蔓不枝，仿佛就是从老家探亲回到城里，讲述乡里发生的事情。作者于平淡的叙述之下，表达了强烈的求知愿望：孩子们都得读书，然后才可以改变，迎来明天的美好生活。从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身上看出，这种愿望尚未泯灭，何况正在成长的小孩子，这是西海固作家写作中潜在的主题，虽然显隐不同，但有其内在深度。
这本书从《绿苜蓿》的悲情到《白盖头》的苦涩，初读以为是随意的乡村抒写，细读却被一种忧郁的情调牢牢粘住，不能脱身，幸而乡村版的爱情故事《冬季的日头》《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让读者在忧伤之外，获得了一丝欣喜。《冬季的日头》叙述一个爱情故事，女孩果果和男孩阿斯巴哈自小在一个村子长大，劳动中互相帮助，果果长大了，她的父亲嫌阿斯巴哈和他母亲孤儿寡母，日子贫困，把她另嫁了一个富裕人家，结婚不久果果离婚归来，碰上阿斯巴哈和他母亲在地里干活。三人一起往回走，“老人颤颤地爬上了车子，果果把蓝布包袱给老人铺在腿下。阿斯巴哈驾驶着车辕，果果搡着。冬季的日头满世界照得通亮。”作者设置了一个悬念式结尾，常情常理，又不露痕迹，让读者跟随人物的行踪去猜测最后的结局，别有意趣。最有分量的作品当属《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庄子的西头是一座清真寺。清真寺的背后是一处老坟院。”两句话道尽了一个庄子，祖祖辈辈的精神归宿与肉体归宿。主人公兰风奎阿訇六十六岁了，“每天清晨领着兰家大庄上寺的人们礼完‘邦布达’（晨礼）”，还要去坟院。“坟院里埋着老人的五个亲人，他的爷爷奶奶，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八岁就离开人世的哥哥。老人跪着念‘索儿’的一旁，是他的母亲的坟头。”这一段文字，让读者看到兰风奎阿訇为什么对坟院有这么深的感情，这里是他的亲人们安息的地方，也是他未来的安息地，这是一个让他当作未来的“家”一样的地方，他每天逡巡其中，已经超越了生死的门槛，在“顿亚”（现世）与幽冥之间自由出入，像一个接引的使者，带领那些上寺的老人们能安详走向最后的栖息地。读到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兰风奎阿訇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历每一位亲人的无常（死），直到送走最后一个亲人——把他的母亲也送进了坟院。“他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几岁，他看到了一个人的‘无常’，看到了人是要离开生活了很多年的家，最终要去住在庄子边缘的那个土堆的‘家’里，住在那个土房子里。”他的思维在瞬间穿透了阴阳相隔的两层云雾，但他还坚韧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有了家，有了女儿，有了孙子辈，“娃娃们的笑声在这座土墙厚重的老院子里，如一株百年老树上发出了嫩绿的新芽。”他也是个普通的农民，“坟院左侧就是他的庄稼地，干完寺上的事情，他就在那块地里务弄自己的庄稼，他种麦子，种胡麻，还种玉米，也种点向日葵。一年四季，他在坟院和庄稼地之间走动，也便一年四季陪伴着他的亲人。”这一篇作品让读者详细了解了一位农村阿訇的真实生活，他们是宗教人士，引领普通人渡过阴阳的最后一道分界线，身上一定有某种超脱的特质，否则这个复杂的角色是不好扮演的，因为人们对他有着更多源自内心的精神需求和依托。或者相当于一个尘世的心理医生，妥善安置那些远离尘世的，抚慰陷入悲痛的人，协调某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不是超人，只是“一个身上背负着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大的不幸的人，却心平气和，脸上带着微笑，平静而从容地生活在村人中间，刚强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作者的笔下，每一位主人公都是普通的，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悲欢离合的故事，却又有着让人不敢小觑的精神支撑，节制，隐忍，悲苦，执着地追寻，再遇见这些熟悉的乡邻，甚至会产生莫名的敬畏，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和土地一样真实而永恒。
《白盖头》的琐碎叙事别有情趣。宏大叙事有其历史意义，但故土与亲情却是人类初生的地基。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作者写这块土地上人们生老病死的痛楚，始终赋予其本色情怀，让读者体会源自生活的真实有着不为人知的艺术色彩，需要有眼光的作者去发掘，有生活体验的读者去领略。张爱玲坚持认为：“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这是非常个人化的表述，但也不难意会。在张爱玲看来，所谓“飞扬的一面”是纷繁的喧嚣，人生的表象，而“安稳的一面”，即琐碎的个人情态，则是人生至真。作者在叙事中，没有故弄玄虚去矫饰风起尘扬的故园天地，而是以《绿苜蓿》打头，引领读者进入他最惨痛的记忆丛林，感受幼小的心灵上被岁月划破的印痕，至今难以愈合，只有用写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公之于众，心灵的伤口才淡忘了当初的痛楚。每一篇作品都流淌着溢美故园的本色情怀，清新明朗，质朴自然。读作品如同与一位熟悉的邻人谈论故乡的陈年旧事，多少物是人非，在淡淡的忧伤情调里，诗意地随风浮起，又落入心田。沉甸甸的心绪，风驻尘香，欲语还休。作者在《后记》中说：“我生活在固原的一处，在平静中生活，在平凡里体验，在平淡中知感。如同此刻，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将光线铺满我的桌面，让我在静谧中感受这种直达内心的温暖。”
读古原的《白盖头》，与每一个人物接触，或真实或诗意地感受他们的生存际遇，如同品味到了久违的故土风味，分享“直达内心的温暖”，方觉本色之珍贵。古原的作品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对本民族的人物及其命运，特别以姐姐、母亲、奶奶这类女性典型形象为代表，格外关注女性生存际遇及其传承文明的使命，在他的作品中占据核心地位，让读者领略了一个作家热爱自己的民族，并为之贡献力量的一片真情。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宏大厚重；石舒清《底片》写“我的村子”细腻深邃，《果院》清新内敛；李进祥清水河系列小说呈现“沉郁的诗意”，古原与诸位名家在民族题材的取材和表现手法上都不同。他以“白盖头”这类回族妇女的典型头饰为象征，以回族妇女的命运为关注点，清新明朗、质朴自然的风格里更多了些温和与恬淡。正如他在《后记》结尾说，“生活在固原，挺好的。”安稳、踏实、满足、自豪的感情自然溢出，他没有把这块土地当作苦难的源头来抒写，而是于苦难中提炼了更多温暖人心的东西来表现。在民族文学创作的这棵树上，他是一片绿叶，有自己独特的芳香和气味；在西海固文学团队中，他也添上了一抹色彩；在整个宁夏文坛的创作阵营里，他的《白盖头》也是醒目的小标志。石舒清说“一个作家只能写你熟悉的生活”，这话是有道理的，古原的作品写的是自己熟悉的土地和人物。他背靠六盘山，面临泾河水，立足固原城，从自己熟悉的“桥镇、大场、麦垛”这些自然景物中，挖掘出了更多符合人性的常情常理。读这些琐碎叙事排列组合成的生命痕迹，还是印证着一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白盖头》能让读者了解一个民族的特定心理与生活习俗里也储藏着师法自然的天性。
（《朔方》2010年第5-6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