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这部作品，始知作者的工作生活中还融入了某种无法分离的创造性劳动，“零拾积学，心性向学”的兴趣之作，既是科研所需，又是心灵偶得。现代作家的心灵苦闷，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乡土作家的和谐诗意——在作者温婉知性的文字中得以呈现。几句简洁的语言提纯了整部作品的意蕴及内涵，精炼到了滤去繁尘与芜杂后的平和、淡定、从容，一部作品再现一位作者的精神家园，二者的契合度理应如此。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作品第一次接触读不下去，文章透出的压抑、沉重令人窒息，至今仍然没能完整地阅读和理解，只能以旁观的眼光审视，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作品会有如此强烈的晕轮效应（投射效果）。在本书的第一章“文学治疗作用的理论探讨”中发现了一些解惑的蛛丝马迹，进而对郁达夫产生了同情的理解，也消解了自己阅读时堵在心头多年的“块垒”，《心灵探寻与乡土诗意》给读者带来的新鲜感正在此处。“现代作家苦闷期创作的特点及文学治疗的途径”指出，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纯生理的或纯个人的一切苦闷，都离不开时代、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而现代作家的苦闷是深受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苦闷影响的，他们的苦闷集中在对社会政治的抱负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其苦闷的核心诱因。中国现代作家又深受西方竞争奋斗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影响，不仅将个人的苦闷与国家人民的疾苦离乱相结合，还体现了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意志得不到张扬而产生的苦闷，而且一些深受西方文化背景影响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张爱玲等，他们的苦闷上升到了对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人性深处的大烦恼大痛苦的认识。这一段话探讨了现代作家苦闷心理的历史渊源，一是来自中国社会古代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积淀下来的文化心理印痕，一是接受西方文化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的影响，在中国二三十年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社会环境的动荡与个人生存际遇的颠簸，造成了现代作家内心的苦闷抑郁，这种内在的矛盾冲突，以一种共性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展示出来。鲁迅、郭沫若的苦闷多是时代的政治原因造成的；郁达夫、徐志摩等更多的是由于个人性格气质、个人追求与时代差异或爱情受到挫折，导致了其苦闷心态的形成；庐隐、萧红和张爱玲在寻求自我时又遭到了主流男权社会的排挤与压抑；许地山、丰子恺的苦闷则是由于社会的苦闷与个人佛家人生观发酵而成。作者对作家苦闷的缘由作了归纳与概括，让读者能清楚地了解现代作家苦闷心理形成的根源。心灵的磨难、精神的压抑又间接地激发了作家的心理能量，并使之得到最充分的宣泄，促成了作家苦闷中的奋进、体验、挣扎与超越。其他作家因个性所致有不同的宣泄途径，或轻或重。郁达夫也因个性所致，将所有的抑郁都倾注到语言文字上，因而其语言文字的承载与负重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作家及其作品，所以他的苦闷更胜一筹，因而也更具代表性。正如汪曾祺品李贺诗所言，别人的作品都是白底上显出黑来，他的作品是黑底上显出白来，在李贺是诡谲，在郁达夫是浓重社会阴影里透出的一团白气——艰难地喘息着，痛苦地忧郁着，苦闷地思索着。至此，对于从事创作的作家，他们借助语言符号，在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疏解郁闷，恢复情绪，调整自我，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就是作者推论的结果：文学长期以来重视三大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也不能忽视最初级的治疗功能，即第四种功能！
阅读这本书，终于能够找到一把解开疑虑的钥匙——“艺术创作既治疗作家的自我心灵，也治疗有同感的接受者，是积极的‘双向治疗’”。多年来，不能阅读郁达夫作品的心理疾患瞬间释然，心灵探寻的意义也因此而更加明晰了。作品本身可以通过故事表达情感，评论穿透作品，让读者看到了积淀于作品内里更深厚的底蕴，甚至将时代、社会、环境、个性组合而成的原型从某个特定的影像中剥离出来，让读者更清晰地懂得文学与人学乃至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包括隐喻和象征的意义。现代作家苦闷心理反映在作品中，对后代读者产生的深远影响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的警示和理疗。
第二章心灵篇“写作——寂寞中的一盏灯”，苦闷的暗影里，也折射出疗救的希望。如沈从文《边城》那样于现代社会现代人难以超越的精神困境中，拽出一片天地之间拥有自然乐趣的疗养空间来。《边城》里的老船夫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时间的变化在他身上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五十年里与一只渡船，一只黄狗为伴，借这些生活中最坚韧的底色情调，表现人的自然属性与天命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他身上，生命本身并不需要刻意追求变化的状态，只有死亡才是唯一的质变方式。许地山与丰子恺创作的皈依体验及其治疗作用，将人生的苦闷看作生活的一个本质内容，如佛经所说“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相反相乘”——障碍会增加力量，削弱会促进能量增长，苦闷与精神理疗同步进行，文学作品通过迂回的方式，把人最深层的焦虑与欲望变成社会可以接受的意义，现代作家的苦闷心理反映在创作中，正取得了这样的效果，因而触动了读者阅读的愉悦神经。苦闷是因为心灵的闭合，当其找到宣泄的窗口，即会喷涌而出，现代作家创作取得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因社会或因个体苦闷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于此，经由作者的细致分拣，将苦闷的独特性进行精淬提炼，赋予其新的内涵，本书能够让读者从另一途径去解读现代作家的苦闷心理，无论是沈从文和汪曾祺纯净的美学理疗方式，还是以郁达夫、鲁迅等挖掘深层苦难的理疗方式，都给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写作——苦闷中的一盏灯”，将多少人从生存的暗影中引向了寻找光明的征程！
本书最独特的地方还在于对鲁迅——“最痛苦灵魂”的理解，称为“痛苦是生命最高的颜色”。到鲁迅这里，现代作家的苦闷心理终于得到了升华。作者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将文学创作对作家心理“治疗”的实现途径归纳为几个方面：满足了作家把握自己、认识自己的需要，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发现、调整和逾越；在苦闷中，通过创作，突破了现实局限，达到了寄托追求无限美好理想的目的，在自我修炼的过程中，促使心灵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境界，在创作中释放了苦闷，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精神自足；苦闷期的创作疏导了“负性情感”，保证了作家心理健康，人格健全。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很多人写到了疾病，既是社会阵痛的个体心理反应，也是个体心理苦闷在身体上的反应。现代作家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国家民族挣脱奴役走向独立的过程，也是个体经受考验的时代，这些都在现代作家的作品中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由苦闷到呐喊，自内至外是最典型的反抗方式；苦闷期的“负性情感”同时附着了审美化色彩，产生了超功利的想象性情感。作家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痛苦、焦虑得以缓解、平息，生命借此得以活跃与升腾。据周作人介绍，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主要是写鲁迅自己，《伤逝》中也有一些与自己内在情感相契合的隐忧。任何一位作家完全将自己从作品中抽离，作品人物身上不留一点个性化的思想感情印痕，抹去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读者阅读的时候又怎么能辨别“这一个”呢。现代作家作品中的苦闷色调，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共性，同时又各具特色，形成文艺世界丰富的原野风情。解读现代作家作品中反映的苦闷心理状态，作者的深入探索，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慎思与审美的视角。反观庐隐、萧红、张爱玲等女作家的苦闷心理，会多一些知性的理解，少一些盲目的曲解。
从现代作家的苦闷心理移笔于当代作家的悲悯情怀，作者对余秋雨的独特评述很有见地。余秋雨恐怕是当代作家中受到非议较多的一位。尽管其作品存在诸多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他的作品对读者有一种来自作品深处的吸引力，这种力量也许来自深厚的历史文化中汲取的营养，作者说“他跳出传统站在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上，面对着自然、山水、风物，面对着看似沉寂的断墙残垣，用他的笔对民族的文化历史命运进行反思”，这是与读者产生共鸣的认识，当我们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感受着失意、落魄、惆怅、迷惘，总以为那是作品中散发出来的沉重气息压在了心头，仔细思量，又何尝不是呼出了我们内心深处弥漫着的一种隐忧呢。终于明白大师级作品的悲悯情怀是有感染力的，他的审美视点，是被岁月侵蚀过的事物，其沧桑之美、悲壮之美、距离之美不是常人凭借常识可以接近的，因为悲悯的程度有深浅之分。从苦闷到悲悯，再回到当下本土的创作田园里，石舒清的《果园》《暗处的力量》《黄昏》这些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品，不仅有鲁迅式的清俊、通脱，更有古典的和谐与冲淡意境，表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郭文斌的《大年》《点灯时分》《吉祥如意》以安详诗意与某种不易言传的柔韧度再现西海固地域文化特色；《秦腔》《花旦》那些渐行渐远的乡村背影，重新回眸这些为乡村留下的记忆，在追寻与逃离的征途上，民间的生存智慧与纯良人性，又蕴含着多少原始的、生动鲜活的、沉重甚至宿命的忧乐，让人难以忘却！
宁夏文学的田园里，西海固作家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作品也占有相当的分量，作者对本土作家充满乡情的评说，读者能体会到其中的自豪和荣耀，因为是在同一蓝天下，同一块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也能感知对他们的言说里，中肯地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最后探讨关于“女人回家”的话题时，作者经过历史追因，提出“女性在完成生育后的生命历程应该是创造意义的线性方向，而不是圆形的回归。”关于女性问题，无论是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波伏娃的《第二性》，还是英国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女性都在探讨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女性现代至当代，从庐隐、冰心、丁玲、到新时期女作家一直在为女性争取“人”的地位而努力，女性随着经济地位的独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以自己的声音宣扬了自身的价值。这本书，也许不能完全称作女性文学，至少给西海固文学乃至宁夏文学的原野里增添了一种略显柔媚的色调。其中还有许多精彩篇章有待细细阅读，本篇阅读后记仅表达一己之见，与作者共同分享现代心灵与诗意乡土之间，以及诸多伤痛、诗意的人文情怀，以期更加接近现代作家的苦闷心灵和那些超越世俗生活、经历非常人生的心灵世界，领略艺术对心灵的疗救作用，回归艺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寄寓对流年岁月的那份真切的纪念和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