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写作对于张爱玲来说无疑是这种踏实。
张爱玲（1920～1995年），40年代上海红极一时的才女。真正走进张爱玲是在母校宁夏大学读研时，郎伟老师讲现当代小说，第一次认识到张爱玲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托师弟买了一套张爱玲的小说细细研读。惊讶于那浸着荒凉底色的情感基调，感动于那纤细华丽的人情世界，她所有的语言正如她在小说中写的：“只不过是一个苍凉的美丽的手势。”她是自己那高贵的家族在急剧裂变的时代逐渐瓦解、破败的见证者。心中的失落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她敏感内向、天分极高而又悟性颇深，父母的复杂关系，祖父、外祖父家的辉煌如同神话般遥不可及，她又成了这个没落阶级和家庭解体的受害者。双重的失落，迫切使她在寻找这个官宦世家沉落的原因，同时也在寻找着自己独立生存的位置，内心深处无尽的悲凉像一个强力的漩涡，震荡着她的思想和感情。
张爱玲说：“弄文艺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张爱玲以她敏锐的眼光，率直的个性在纷乱的时代里忠实于自己的声音。在“五四”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爱玲更加敏感自己的另类与时代无法和谐相处，所以她选择了离开。主动撤离大陆，她只是文人，有关“风月”却与政治无关，所以成就自然在文学，红颜薄命是注定的，何况那样一个天才落难，她某种程度上的老而成精，也不费解。
她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社会更朴素，也更放肆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的。”这是让读者理解她创作根源性的解释，也是给写作以启迪的话语。张承志曾有这样的诗句：“即使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回声。”张爱玲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她在她的时代坚持了自己的声音。
偶尔看到她的一本摄影集，里面没有看到一个人生路途上陪伴她的男人的身影，很惊讶为什么，最后的遗迹中竟没有留下任何一点曾经陪她同行的男人的任何印迹，她对他们的舍弃，要说明什么，因为伤害不想存留，因为舍弃而欲得轻装？不知道，这就是她一个谜一样的人生，一个红蝴蝶一样的身世。
“在她那里，个人跨越国家、民族，直接通向普遍人性。在小说世界里，她不允许国家、民族遮蔽个人。所以，她只谈‘风月’，或者，偶尔谈谈人类学。”这样的观点是被读者认同的，因为读她的作品，有时对人性的复杂性会领悟得更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