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在书法艺术达到最巅峰的时候，却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由于远离故土，偏居台湾，所以他的晚年生活很不愉快。
1964年的一天，蒋经国专门来看望于右任。当时的于右任已经从蒋介石的人事布局中推测出，将来蒋经国一定会接他老子的班，成为台湾未来的统治者。
对于蒋经国，于右任还是寄托着一些希望的，希望他能够为两岸统一做出一些贡献。
在会谈中，蒋经国对于右任说：“许多人都有于老的条幅，我还没有，能否请于老题一墨宝给我作纪念？”于右任思考了一番之后，给蒋经国书写了一副条幅：
计利当计天下利，
求名应求万世名。
于右任的这十四个字，显然很有深意。“计天下利”所指的绝不是台湾一地之利，而“求万世名”，显然在规劝蒋经国完成统一，万世留名。
蒋经国看了这副条幅后，很高兴，当即向于右任表示，这副条幅要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于右任晚年在台湾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看书、写字之外，便是与朋友相会。
说到朋友，于右任一生知交遍天下，早年时候，无论在西安，在北京，还是其他地方，每餐必定有客。据于右任身边的人说，从来没有见过仅有于右任一家人吃饭而无客人的时候。于右任若是回到故乡三原，更是日日宾客满座，说门庭若市也丝毫不为过。据说有些不速之客，在于右任家吃完饭后，遇到熟人便会迫不及待的夸耀说：“于先生留我吃饭了。”
于右任到了台湾之后，腿有寒症，所以出行不便，不能四处造访朋友，只能等朋友上门。而当时出入于府最频繁的就是莫德惠老人。
莫德惠，东北人，但出生在新疆，他的父亲当年是跟着左宗棠一起到的新疆，后来便留在了新疆，1883年生下莫德惠。莫德惠与于右任都是“院长”级的高级官员，两人在一起除了谈诗写字外，也免不了谈到张学良将军的近况。
自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就被蒋介石软禁，后又被带到台湾。在台湾，只有莫德惠能去看望他。因为莫德惠曾经在东北出任过县长、道尹、厅长、省长等职，是东北的耆宿，他以同乡和长辈的身份去看张学良，蒋介石不好说什么的。
在谈论起张学良的时候，于右任对莫德惠透露，1949年蒋介石在南京下野，他曾当面问蒋介石：是不是把张学良、杨虎城放了？当时蒋介石说：我已下野，请于先生和李宗仁商量。
于是于右任便去催促李宗仁，李宗仁便以代总统的身份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但遭到军统的拒绝，这些人说，必须要有蒋介石的手令，才能释放二人。
这事虽然已过去十多年了，但于右任每次提及，总是摇头叹息。
于右任在台湾的官邸，位于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是日本人在台湾时建造的一座住宅，以木质结构为主。院子里有几株老树，还种着几盆海棠。
于右任的书房名叫“老学斋”，取“活到老，学到老”之意，因为书房还兼作他的会客室，所以面积很大。反倒是卧室等房间都很小。于右任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来客不用通报，也不必上什么名帖，就和老百姓家没什么区别。
身为国民党监察院长的于右任，生活俭朴，家里除文房四宝之外，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身上穿的是土布做的袍子，鞋袜也是土布做的。于右任曾对人说：“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受。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
由于来看于右任的人实在太多，所以开销也不小，并且总有一些朋友向于右任借钱。因此，于右任也算是个“月光族”，有时候甚至不到月底，工资就用光了。无奈之时，他只好向人借钱。这让人不禁想起另一位书法大师——颜真卿。
颜真卿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作品，那就是向朋友借米的一个字条，名曰“乞米帖”：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辛，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意思是说：我不擅长谋生的活计，全家人已经吃粥吃了好几个月。现在，粮食又吃完了，心里更加忧愁。想到我们之间往日的深厚情谊，因而写信向你求助。希望你能借我一点粮食来让我渡过难关。麻烦到你了，对此我再一次请求原谅。
于右任和颜真卿都是书法大家，而且也同是“政府高官”，但一个借钱、一个借米，都是两袖清风的才子。
草书大师米芾评价颜真卿说：“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可惜米芾没见过于右任，否则他也一定会觉得，此评语放到于右任身上，也一点不过分。
于右任晚年时，希望能活到100岁，因为他想等到有朝一日可以回大陆一趟，见一见自己的夫人高仲林。1958年，是他与高仲林结婚60周年，那一天，于右任从保险箱中取出当年于夫人为他亲手缝的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并写诗一首：
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
但是，于右任的这一愿望始终都没有实现。
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后，感到身体不适，他自知在世之日可能不多了，便在日记中写下：“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后来，他又补充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两天之后，先生又写出了开头的那首诗《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此刻，当我们再读这首诗的时候，更能体会到于右任的那种悲痛与失望。
1964年5月1日，是于右任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这一天，于右任勉强支撑着病体，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青年人们谈了“立志”的问题。
生日不久后，于右任入院。其实在入院之前的几个月，他已经是言语困难，饮食顿减、脚腿浮肿。但是，因为没有医药费，又拖了三个星期，身体已经濒临衰竭的于右任才住进了荣民医院。
11月10日晨，于右任的状态非常差，呼吸、血压都极其微弱。中午，“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台糖公司董事长李崇实、“立法委员”程沧波、于之长子于望德、秘书张振蛰等人，为了寻找于右任的遗嘱，打开了他自用的保险箱。他们所看见的，仅仅是日记、书札以及于夫人早年为于右任亲手缝制的布鞋袜，没有珠宝、没有钱财。
当晚8点整，于右任先生与世长辞！一代革命先驱，近代草圣，就此离开了人世。
于右任虽然离世了，但是还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谜团。在先生住院期间，老部下杨亮功去看他。于右任很高兴，想对老部下说些什么，但因病情严重，说不出话来，杨亮功见状，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伸出一个指头，杨不知是何意，问：“院长，我不知您讲的是什么意思，您用笔告诉我行不行？”于右任点头同意。
杨亮功递给了他一枝笔，不料于右任此时已经没有力气握笔了，一代书法大家，竟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3个指头，杨亮功不知何意，做了一些猜测，于右任连连摇头。杨亮功只好对于右任说：“院长，等您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
后来，于右任的病情每况愈下，杨亮功始终没能从他的口中获悉其三个手指的秘密。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一些朋友多次说起此事，希望他们能帮助解开这个谜团，但始终无人能破解。
后来陆铿去看杨亮功，杨将此事说给陆铿听。陆铿左想右想，觉得于右任的“一个指头和三个指头”可能是在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遗骨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陆铿的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但于右任到底是否是此意，恐怕已经无人能够知道了。
于右任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被安葬于玉山。敬仰他的台湾青年学生自筹资金，请了台湾著名雕塑家陈一帆，为于右任精心雕刻了一座高达3米的全身铜质塑像。1966年11月10日，这座塑像竖立在美丽的玉山之巅。但是在1995年11月初，人们发现于右任塑像的头部被人故意锯断，丢弃在了山谷之中，不知行此恶行之人是何用意？难道一生慈善、奋发、仁义的于右任在死了之后还能得罪什么人？这岂不是笑话！恐怕是那些别有用心而又见不得天日的无耻之徒，才会如此下作吧。
“他人评价”
周恩来评价于右任说：“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他还不能算是一位真正的左派。他态度不坚定，旗帜不够鲜明。”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陕西省三原县参观于右任纪念馆的时候亲笔题词：“半哭半笑啼骚心，髯翁春雨写太平。”
著名诗人、书法家、楹联艺术家、思想文化建设者陈志岁先生写挽联评价于右任：“爱国情深，隔海时时望大陆；拯民志定，领军早早应中山。”
§§第五章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为文化而殉节的“国之瑰宝”
他是一介大儒，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最终位列“清华四大导师”之列，可却在55岁之时自沉于昆明湖——这，就是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
“王国维的一生”
生平：1877年6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盐官镇的一个汉族士绅家庭中，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谥忠悫，为清末秀才。1899年进上海《时务报》，业余时间去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23年，应逊帝溥仪之召进入北京为没落的清王室效力。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门生弟子遍天下。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
著作：《人间词话》、《曲品新传奇品跋》、《崇正讲舍碑记略》、《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等。
任职经历：1899年，任职《上海时务报》书记；1923年，被清逊帝溥仪赐封为“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