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松
本文着重记录了笔者在老家湖南常德农村调研时的一些见闻和感受，反映了当地农村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粗略地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1.土地问题
村里原有耕地1000多亩，分属于各个村民小组。村民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按照一定的比例承包一定面积的土地。按照村里的规定，村民可以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进行耕种，但无权租让或是转让土地。近年来，国家不断对这些土地进行征用，剩下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小，到现在，耕地面积已经从1000多亩缩减到500亩。每征用一次土地，各村民小组就需要在各自剩下的土地上重新进行分配，此称为“调田”。每调一次田，农户所分得的土地就会少一些。过去一户4口人的农户能分到1亩多地，但是现在，一般的村民小组人均能分到的耕地仅有0.1亩，这根据各组土地被征用的多少而略有些差别，有的组土地被征用得少，那么该组内的村民所分到的土地就略多一些，土地最多的组人均分到的土地也不超过0.2亩；有的组土地被征用得多，组内村民分到的土地就少。还有三个组所拥有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征用，这些组的村民就全部被转成城市居民。
国家对于征用的这部分土地，会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费用，主要是对农民田地里种的各种作物的一种补偿。据了解，稻田的补贴最少，为980元/亩的23倍。其中的8倍归村民小组所有，剩下的15倍则是给土地承包者的补助。菜地的补贴最多，为1920元/亩的23倍。分配的规则和稻田一样。这样算下来，每一亩地村民能得到的补贴在14700元～28800元之间。但我认为作为安置费，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常德现在每亩土地的价值大致在40万元，也就是说，村民每亩地得到的补偿不到土地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了土地，农民实际上是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虽然得到了一笔补偿费用，但是他们以后干什么？其他省的农村，有的村里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发达，为当地的农民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有的农村则大力发展副业，养禽、养鱼等，也为他们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还有的农村外出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也是一条出路。但是，在皂果树村，这些途径都不太现实。首先，当地村委会严格限制了一户人的居住面积不超过80平方米，根本没有地方养鸡、养猪。村里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又极不发达，原有的乡镇企业都纷纷倒闭，现在已经没有乡镇企业，而私营企业的规模一般都偏小，不足以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对于外出打工，当地农民多数都不太乐意，具体的原因不太清楚，可能是这个村的传统吧，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人一向就不多。也可能是由于现在外出打工工作比较难找，农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又不高，找工作就更难，尤其是要在常德市或者是省内找工作，因为，整个常德市乃至整个湖南省的工业和第三产业都不发达。在常德，主要的税收来源靠的是常德烟草公司这一家企业。所以，当地农民宁可在家呆着，也不愿意外出打工。
现在看来，国家对土地的征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基本上成天在家里呆着，无所事事。这是当地赌博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当地的社会治安也不稳定，犯罪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犯罪的人多半是一些生活窘迫又缺少经济来源的农民。所以，我认为国家在对土地进行征用时，应该同时考虑到农民以后的生活出路，比如可以适当地给他们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等等。
2.市场低迷，农民无利可图
这次返乡，一个很深的感受是整个常德市的消费水平都相当低，人们的购买力不强，商品的价格普遍偏低。农产品自然也不例外，这可就苦了当地的农民，辛辛苦苦一担粪、一瓢水种出来的菜，在市场上卖不到一个好价钱，有时甚至还卖不出去。我做了一些对比，差别最大的是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一斤菜在常德仅卖0.1元，即使是春节前，价格最高也就0.2元；而同样的一斤菜，在嘉兴则要卖到1.0元～1.2元。所以，可以说，卖菜基本上无利可图。水果就更是如此，在家乡看见许多桔树上还挂着去年秋天结的橘子（笔者返乡是在春节前后），大部分都烂掉了。农民们宁可让果实烂在树上，也不愿将其采下来拿到市场上去卖，市场的低迷由此可见一斑。另外，当地菜市场的管理很差，菜贩子统治了整个市场，农民获利不多。
3.村干部作风不正，虚报浮夸现象严重
1992年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在提高干部的素质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干部的整体素质的确有了一些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认真负责、为百姓干实事的干部少了；混日子、为自己谋利的干部多了。因为对于干部，国家缺少必要的奖惩制度。干部失职，最大的惩罚莫过于撤职，一般的仅仅是调职，换个地方继续过他的太平日子。这使得一些地方上的干部有恃无恐，利用职权以权谋私，收受红包，挪用公家财产。该村的主要干部已经换过好几次了，换掉的干部一般又被调到其他村去当干部，这样根本达不到监督的目的。村民对此事是敢怒不敢言。
前几年，当地政府还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村的产值达到了某个指标以后，该村主要干部的职称就可以提升一个级别。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职称，不惜浮夸虚报，而且虚报数目大得惊人。据村民说，该村的年产值曾经被虚报到八九个亿。这样做，受益的是村干部，而吃亏的是当地的村民。因为，村里必须从所报的产值里提出0.5%上缴。虚报的数额越大，上缴的数额就越大，而农民受到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条规定持续了几年，直到2000年才取消，虚报浮夸的现象才有所好转。
4.村里房屋出租盛行
在该村，当农户有一定的积蓄后，主要会将积蓄用于建房。自改革开放以来，村里的村民普遍修过2次～3次房，现在，一般的村民居住的都是三层的楼房。这样的一栋楼房从最初打地基到建成总共的开销在10万元左右，对一般的村民而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修这么大的房屋用于一家人居住是绰绰有余，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进行房屋出租。前面提到过，该村外来的暂住人口多达40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主要的谋生手段以做小生意和打工为主。这些人的经济水平不高，在城市里租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对他们而言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普通商品房里最便宜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每个月大约需要200元，而在农村，租农户的一间房间的费用则低得多，每个月仅需要70—80元。这是村里房屋出租之所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的农户至少都能出租3间～4间房，这样，每个月仅房租的收入就有300元左右。这对于土地已被征用，又没有找到其他工作的农户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一笔收入。房租的收入已经逐渐成为该地区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
1992年该村的人均年收入就已经超过了3000元，可是到了2001年，人均年收入也仅仅只有3700元。可以说，该村近几年里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我所访问的农户中有好几户实际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3000元。
对于今后的生活，村民们普遍不太看好，因为当土地被征用后，他们将转成城市居民。到时该做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