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推动文化产业出口，对外提升文化软实力。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对策性意见或者具体建议。陈少峰认为，应当分别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建立中国文化产业出口基地，推动产业升级和出口。同时，他认为应当采取重点措施，打造中国文化出口十个一工程。
关于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海外发展基金”，陈建国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遵循政府倡导、民间参与的原则，充分调动中国文化产业中多元主体的力量，通过市场的形式进行组织管理；明确基金的主管部门，成立专门机构协调与文化产品出口密切相关的部门；把现在分散在不同部委的、用于鼓励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资金集中起来，作为基金的基本金，同时吸纳社会各界的捐款和赞助；通过专门委员会，对于基金的投放项目进行严格科学系统的评审，对具有优秀文化内涵，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从选题立项开始就进行支持；为了保证基金健康持久的运营，可根据质量水平和影响效果，对所支持的文化项目分别实施无条件支持和有条件支持。有条件支持主要是根据文化项目的具体情况，从其产生的收益中回收一定的比例。
周纪安认为，当前国内文化企业关键是要建立起自己的信用。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如果能向银行、保险公司拿出自己连续几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就是双方的一个合作基础，否则就很难获得金融机构的帮助，只能望而却步。
对于如何扩大文化出口，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提出了要从六个方面来考虑：培育文化品牌，搭建合作平台，建立营销网络，培育文化产业链，促进文化产业“走出去”，推进中国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探索文化出口的规律。他说，文化出口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作为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化的创意，怎么能创造出既要中国人喜欢，也要全人类接受的文化产品。是当前作为文化企业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向勇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国家政府间的文化年、文化节都是文化自上而下走向世界的途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消费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寻找我们文化中最能反映中国特点的，同时和国际接轨的文化形式，提炼和表达适合国际传播的中国元素。文化产业走向世界是软实力的体现，它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比如当年日本电影《阿信》在埃及热播，给埃及人留下了日本人都非常勤劳能干的印象，其后日本的汽车等产品在埃及的销量一路飙升，这就是文化潜移默化的带动作用。
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课题组在《中国文化出口对策研究》一文中更指出了：一方面，中国文化出口的现状是，传统文化出口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东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市场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充分利用国际性文化资源，开拓市场空间；世界华人文化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在支持政策上，要对文化出口进行宏观统筹，注重文化出口效益的提高，实行重点与多元的内容战略；增加发行网络和发行渠道；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对中国文化出口的财政支持，建立文化出口信息交流与数据统计平台；设立中华文化传播奖，鼓励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2006年5月18日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也呼吁，中国文化贸易当前首先要选择“四名”战略：名牌企业、名牌产品、名牌工程、名人效应。通过“四名”战略把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要培育国内名牌文化企业。柳斌杰认为，没有名牌的企业就不可能打开国际文化贸易的局面，更不可能形成国际文化的竞争力，而我们中国的文化企业主要是按照行政机制配置文化资源，相对分散，实力弱不成规模。培育和造就名牌文化企业是中国当前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之一，必须要下工夫，通过改革塑造新的市场主体，培育一批名牌文化企业，担当起我国文化国际竞争的重任。“美国的大片、英国的教育、巴黎的现代艺术——这些名牌产品走向世界，并不是因为许多人都看过，而是因为它的名牌产品占据着国际主导地位。”柳斌杰认为，打造中华文化的名牌是文化贸易的一个长期战略。当中国创造出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名牌文化产品，并被国际文化市场认可时，我们的文化就成为了国际文化消费者的必需品，中国文化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发达国家长期形成一批知名的国际文化工程和国际文化交易的平台，带动它们的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柳斌杰认为，文化交易的体制和机制应该由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公司化的名牌企业应该成为文化贸易的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去运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进入外国的主流文化市场，必须按照文化生产传播消费规律办事，用名牌企业推动名牌工程，创造和推销名牌产品，在竞争中占领国际文化市场。
此外，还应当充分发挥中国文化名人效应：“几千年前的孔子、老子以及近代的鲁迅先生等至今仍是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柳斌杰说，要把文化产业做强做大，要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必须要有中国的文化名人，并且还要借助这些名人的形象推广中国文化。应从文化人才中培养出知名的重量级的思想家、文化家、艺术家，“没有这样的人才，中国的文化就会显得软弱无力，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地位就会受到影响”。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能把经济全球化片面地理解为可以不顾国家利益的完全的文化经济自由化或产业发展自由化。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仍然是国家利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跨国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损害它所在国的根本利益的。这是一种文化认同使然。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就明确宣称：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是一个在国际舞台上讲“国家利益”讲得最多的国家，为了维护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它甚至可以把它的西部边界推进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是文化的。“没有文化方面的考虑，对外政策就不可能是有效的。”这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美国推动文化全球化的国家文化战略。这是一个可以“借鉴”和“引进”并参与“全球化”的战略：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文化利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也应当确定选择的战略。只有确立了这样的战略前提，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安全的发展也才是有保障的。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王永章说，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正日渐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着力点，也是扩大中华文化对外影响的重要渠道。本次奖励优秀出口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采取的是资金奖励的方式，旨在鼓励广大文化企业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战略，扶持涉外市场主体的成长和壮大，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培育一批有知名品牌、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努力扩大出口，逐步改变文化产品进出口严重不平衡的局面。
文化部外联局局长丁伟认为，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和推动作用就更为重要。应该加快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企业创造对外文化贸易的良好法律环境。要完善对外文化贸易的配套政策。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的统计指标和信息研究系统，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企业决策提供服务。要建立对外文化贸易与政府文化交流工作的协调机制。对于具有重大商业价值潜力的文化产品和项目，政府可先作为官方交流项目出资，帮助打造国际知名度，为其进入国际文化市场铺设道路。要建立推动对外文化贸易的政府服务机构。通过服务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境外各类信息，组织企业赴国外考察，实施对外援助计划，培训专业人员等。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花建认为，中国文化企业不可能如浩荡春水般漫游世界，只能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区域。他建议，当前可以借助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发展的区域合作关系加大文化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如借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逐步进入东盟文化市场；借助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合作，进入日韩市场等。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志认为，我们不妨可以借鉴中国在经济改革初期成立特区的经验，在一些文化资源较丰富且有一定经验的地区搞一些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再在全国推广，切忌一哄而上。
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十大建议》中指出，其实中国一直积极推行中外文化交流，在美、法、德、日等重点国家已经成功举办或参与举办了“中华文化美国行”、“法国文化季”、德国“柏林亚太周”中国节、“中国·日本文化年”、“中韩国民交流年”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但这些活动对于国民来说，仍然鲜为人知。中外文化交流应当调动全民来参与，它必须是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长期工程，而不能是零散的游击战。每年都应当确定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推广主题，有系统地推广中华文化。围绕主题，各地可充分发挥自己的历史和资源优势，设计丰富多彩的推广活动。这样才有助于国际人士系统了解中国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华。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朱树豪认为，通信、网络、软件、直播卫星、影视等技术和产品正在成为新的文化推广工具，应重视这些文化新产品的产业规划、生产和出版，使其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要鼓励设立公共和民间、私人文化推广基金会，以增强文化推广的资金投入和文化推广项目的具体实施；要鼓励设立公共和民间、私人文化推广基金会，以增强文化推广的资金投入和文化推广项目的具体实施。
周舜培在《找准版权输出的对接口》一文中呼吁，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海外的市场需求同中国的市场需求相比就具有同质性，其实海内外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短期内难以消除的差异。但我们不同文化之间也有着普适价值的存在，有着共通共融的方面，关键是看我们的出版人如何找准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对接口。少儿社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连环画图书《宝船》系列，从内容到形式既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在思想内容上又为海内外读者所喜闻乐见，因而在海外赢得了广泛的市场。可供比较的例子是，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文学资源尽管丰厚无比，却没能够像希腊神话、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究其原因，在于挑选版权输出题材时没有找准对接口。可能被中国古人视为至孝标本的《二十四孝图》在海外可能会得到意义完全相反的解读而遭受读者的强烈质疑。如此一来，我们在对外输出版权的图书的题材选择上要慎之又慎。
上述择例并没有囊括尽所有专家的意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对策也许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同大洲有不同大洲的针对性；同一大洲不同国家的情况定有区别；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项目也会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弱势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它需要几代人的韧性战斗。人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其文化也将逐步由低位向高位升级，中外文化交流的“拿来”与“输出”将稳步趋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