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者们来说，他们通过发表研究成果和举办论坛、发表评论等方式提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观念和建议。学者们在十年中发表了许多著述、调研、分析报告，成为文化产业实践领域重要的指导观念和可资借鉴的意见。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为推动文化大繁荣和产业大发展做了许多积淀。特别是过去的十年，是研究文化产业最活跃的时期，有许多学者各自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同时具有实践指导性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或者指导产业研究的进展方向，或者指导企业完善经营管理方法，或者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等等。
根据有关学者自己提供的资料，以及作者所做的部分摘录资料，可以反映出过去十年中，特别是近几年来专家们思想的活跃程度。通过对以下一些学者的观点的整理记录，可以引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1.厉无畏
创意产业是将文化资本重新组合引入经济系统的新兴绿色产业，其特点就在于把文化、技术、产品、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并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创意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可以通过提供文化含量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实现另类崛起。政府要积极支持创意产业发展，特别是要支持本国具有优势的创意产业项目；要鼓励各行各业通过文化创意实现产业创新和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全面发展。
创意产业可以把各种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源，振兴城市经济的发展。我们过去总是把各种资源转化为资本，现在则应该注重创意产业的营利性，通过创意策划和市场运作，把各种资源转化为经营资源，为城市发展提供建设资金。
创意产业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重在创造观念价值，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广泛的融合性，能与各行各业相互融合，因此成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方面。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重要的是要努力实现文化创意的产业化，构建以价值创新为核心的，把文化创意、技术、产品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完善的价值系统。
大多数大城市在实现工业化后，都把发展创意产业作为催化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创意产业已不仅是一个发展的理念，而是有着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实。只有促进创意成果转化为经营资源，通过向传统产业的渗透和产业链的整合与延伸，进行深度开发，才能充分获取创意产业的效益。
发展创意产业的核心是要构筑创意产业链，并尽量拓展延伸，以形成规模，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要在较短的时间里领跑全国，赶上西方国家，就必须打造出若干符合市场规律的、完整的创意产业链，并围绕产业链培育出一批富有竞争力的创意产业集群。
上海应以现有的创意产业集聚地为基础，加强区域和行业的协调，从完善创意产业链和优化资源配置出发，进行规划和整合，探索建立几个功能定位合理、具有明显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
创意产业发展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产业层面上的作用，更在于它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和创新。农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产业，运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模式进行创新和发展，能够提升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乡互融互动。
2.王国华
旅游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方式，起源于社会生产劳作，发展于商贾贸易，并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文化进步的推动下逐步多元化、多样化，成为人们超越自然、追求人性自由发展的一种手段。但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与束缚，以及“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观念影响，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农耕文化社会里，旅游一直都受到限制性的发展。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迅速崛起，帝国主义列强依靠其坚船利炮广泛对外扩张，中国农本社会才开始解体，被迫发生巨大的转型，开始了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旅游这一社会现象也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而复兴与发展。世界的一体化，跨文化圈的联结以及不同文化空间的交融和异质文化的冲击与整合，使近代武汉的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使旅游不再是少数达官显贵的专利，也不再是地区性的内循环，更不仅仅是吟风咏月、观山玩水的一种游观行为，旅游成了跨文化空间传播和异质文化圈交流的工具，旅游成了广大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旅游成了人们认知新世界、了解新文化的工具，成了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一种催化剂，成了一种新的经济产业。由此可见，旅游的发展变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血脉相连、互为因果。武汉近代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与武汉近代旅游的勃兴与活跃密不可分。旅游的现代化历程反映了近代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互联网的诞生主要因为它独特的规则和不断开放的内在体系。互联网络的规则使得资源利用的方式得到根本的改变。网络技术对于社会系统中的既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家庭、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基本规则等，都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因而要求我们对其做出迅速的“规则创新”与“规则变迁”的反应，以降低或限制因特网高速发展的制度成本。
网络的一切信息、符号都要借助一个“视窗”终端来显示。所以它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都有一个终端“视窗”。视窗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视窗既是实时在线的，又是变幻无穷的；视窗既是公众认同的，又是个体独具判断的依据；视窗是有其特殊的规则的。它是透视社会的窗口。
网络本身是一种互动的游戏。游戏，不仅仅是儿童的专利，也让许多成年人流连忘返，如痴如醉。儿童通过游戏认识自己和世界，而成年人则通过游戏找到更多和久已逝去的快乐。“游戏精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人们往往希望游戏精神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由于现实生活中许多缺乏游戏精神的现象广泛出现，使得人们借助网络在虚幻的世界来达到游戏精神的实现。网络游戏的盛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游戏精神的缺失。
3.李向民
创意是精神经济时代最本质的生产力，也是时代的生命所系。简单的重复劳动被视为愚蠢的粗活，最有利可图的核心流程早已超越了机器的轰鸣，而是在优雅甚至休闲的氛围中轻松完成，就像当年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一个民族失去精神的创新能力，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民族，一个濒危的民族，一个任人屠宰的民族。民族的崛起就是文化的崛起，文化的衰落预示着民族的衰落。因为，精神经济时代，文化是经济的真正命脉。
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力来自两个巨大的引擎，一是文化产品本身的市场交易，如演艺收入、电影票房收入、光盘销售收入等；二是文化衍生产品，如文化信息业（如手机铃声下载，手机短信和游戏，文化艺术网站，网上音乐电影下载）、文化制造业（如光盘生产线，玩具制造）、文化器材（这其中应当包括电视机、影碟机、音响器材等视听设备等）、文化标志物产业（如授权许可证业）、文化服务业（如票务系统，服装道具制造，相关的饮食住宿运输业等）。
打破观念的桎梏，拨开重重迷雾，我们更应擦亮双眼，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尽快突破几个制约瓶颈：（一）体制（企业制度）瓶颈。靠政府的奶水，在政策垄断的精心呵护中成长起来的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无法自立和自强。……（二）技术瓶颈。要克服技术瓶颈，重在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三）人才瓶颈。只有高水平的文化企业管理人才、文化经纪人才、文化技术人才、表演人才和文化包装策划人才等，才能演奏文化产业宏伟磅礴的交响乐。……（四）资金瓶颈。传统的“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和“管理机构所有制”等凝滞了国有文化机构的大量资产。而忽视效益的财政投入不能够建立产业化的管理模式。……（五）行业结构瓶颈。文化产业需要真正的旗舰，而不是在国际争霸中成为箭垛的草船。中国文化产业的行业分工体系还没有形成，大多是小而全的作坊。……（六）行业规则瓶颈。使得我们幼小孱弱的文化产业雪上加霜的是行业无序经营、暗箱操作。……（七）管理体制瓶颈。从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分的讨论，文化产业的是是非非由来已久。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犹如两根绞在一起的绳索。……当务之急，在管理体制上要分成公益性文化事业、经营性文化事业两类，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行业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
4.朱建刚
新闻出版工作要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
是否自觉树立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价值观，不仅是思想境界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人们群众的态度问题，与人们群众的关系问题。因此，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新闻出版工作是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工作，天然具有人本特性。
牢牢把握新闻出版的正确方向，用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提高人的素质，武装人的头脑。……精神文化需求有健康和不健康之分，向上、向真、向善、向美的健康需求有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应尽力满足；低级、消极、庸俗的不健康需求污染人的灵魂，不利于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不可消极迎合。
加快发展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生产新闻出版产品和提供服务，不能仅仅面向少数消费能力较强的精英层、领导层、有钱层、有闲层、时尚层，而是要最大限度地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大力繁荣经营性新闻出版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由政府负责，多层次文化需求靠市场调节。
5.魏鹏举
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探讨的热点，但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中国的文化产品如何走出去，如何去赚取外汇，似乎只要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与国际接轨了，我们的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有了。这种简单化的“走出去”思维偏差，是因为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内生型经济现象，其最突出的市场特征首先是在地（local）消费，首先要满足、深化和涵养本土的文化体验与文化消费。在激发文化认同的同时也要强化文化认同，在以创意提升产业附加值的同时也培育涵养全民创意活力；在满足本土文化创意消费的同时也增强本土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与创新能力。
中国文化对于创造的理解是强调阴阳互补，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生生不息”之周流变化（即“周易”），这是天地人文的根本“道”理。如果说科技创新是刚性的，那么内容创新是阴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特性就是要将科技、文化、自然以及个体的创意高度融合，而只要达到这种融合，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创新发展才会做到“生生不息”。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之所以要重视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负有深刻的文化责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人类过去的意义在于保护和开发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文化资源，使其成为人类继续发展的动力和重要资源；对于现在的意义在于丰富人类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建构和谐繁荣的文化生态，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升级；对于未来的意义在于，培养具有广泛人文关怀和良好精神风貌的新人，尽可能地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开采掠夺，依托日益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创意精神，建设人类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和谐社会。
6.花建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Nye）在《美国定能独霸世界吗？》一书和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区分硬权力（HardPower）和软权力（SoftPower）的观点。在他看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每一个国家都试图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而硬性权力主要是指靠经济和军事实力支配的力量，采用的是指示式的或命令式的实力运用方法，在他看来，这种“命令式的实力运用主要靠诱惑（胡萝卜）和威胁（大棒）”。然而，除此以外，还有一种间接运用力量的方法。“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收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的某国产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航空母舰和导弹驱逐舰那样气势汹汹，把导弹对准你的脑袋，也不像金融市场上的投机家“大鳄”那样掀起滔滔巨浪，让股票指数一夜狂泄，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和感情，从而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
相比之下，采用“软权力”，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播之类的无形力量，利用大量制造的文化产品和现代传播工具，从观念上、感情上、心理上去影响别国的人民，则是另一种代价小而收获明显的软力量资源。而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充分发挥“软权力”的作用，必须有强大的文化产业作为基础。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运作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否则，无论它的意识形态如何地先进，也无法去影响整个世界的舆论，更谈不上争取自己的国际盟友。比如发达国家的巨大舆论影响力，就和它们强大的出版产业密切相关。
文化产业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贡献更为突出。知识经济时代把知识、信息和知识型的劳动者作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绿色革命和材料科学的兴起，已经降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拥有自然资源不一定能够致富，自然资源贫乏也未必是致富的障碍。现代金融系统和信息化的结合，特别是大量风险投资基金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也不一定是资源优势，而掌握了关键技术和优秀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优势。商品的附加值主要来自产品的研究开发、知识内涵、技术改造和市场营销。这里所说的“知识内涵”不仅是指与物质产品开发紧密联系的技术知识，而且包括提高人的创造活力，提高产品的舒适度、美观性和文化艺术品位的人文知识，特别是提升产品的文化品牌。这里面，不仅包含着与物相关的科学知识，而且更包含着与人相关的文化知识和文化创意，所以，“科技以人为本”将成为21世纪的人类共识，也对文化产业提出了质量和数量上的更高要求。有鉴于此，掌握新时代的知识型劳动者，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不仅是纯粹的技术人，也应该是丰富的文化人。当代文化产业的大有作为，就在于通过教育、传播、交流、培训、娱乐等多个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人的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造就一大批活力澎湃的“知识英雄”，对知识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把知识型劳动者的培养放在中心，而成为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信息资本相结合的文化资本，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文化产业对社会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产品销售而获得的直接收益，而是在对人的塑造意义上，提升了人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激励了人的创意活力和创造热情，开发了人的创新潜能，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跨越。
7.范周
2006年，范周提出了文化产业发展“三个乐章”的理论。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历经三个阶段：首先是概念的纷争。必须从理念上弄清楚文化产业的外延与内涵，之后才能明确如何去发展，去发展什么；第二阶段是政策的出台。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性，政府必须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出台各种优惠扶持政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三阶段即资金介入阶段。在这一阶段，资金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只要完善投融资体系，才能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这一理论在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这一理论已被收录进澳洲昆士兰科技大学博士生的教材中，并在国际学界得到广泛传播和赞誉。
2007年，随着中国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兴起，范周提出“聚集区：中国文化产业的焦点”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载体去容纳产业的衍生和人才的汇集。他将文化产业集聚区分为大树型、池塘型、蜂窝型等多种模式，从源起和形态上为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2008年，范周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产业的县域突围”理论。他以国家级重贫困县——平泉县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提出了文化产业县域突围的“平泉模式”——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传承历史文脉，彰显地域个性，打造特色品牌，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全民参与”的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中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典范。该理论在中俄韩高层论坛上得到广泛好评，并被评为优秀论文一等奖。
2009年，范周以“四大措施唱响文化产业的‘大十年’战略”回应了文化产业下一个十年如何发展的疑问，他提出如下建议：政府作用强力凸显，调控能力需进一步加强，战略谋篇应“虚实结合”，远近目标应相得益彰，注重版权，内外统筹，确保中国文化品的顺利输出，立足集团建设，推动产业发展由“链条”向“网状”发展。该理论被《光明日报》专版头条刊登，在业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考和建议。
8.罗争玉
分类推进是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新突破的关键。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的改革，大的方面来讲，是将文化事业分成两大类，公益性文化事业和非公益性文化事业，在此基础上分类推进改革。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是深化机制改革；对于非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是深化体制改革，当然，也包括机制的创新。
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的机制改革主要是两个方面：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当前社会仍处于转型时期，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子，从而出现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现象。这种机构设置已经很难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进行机构改革。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的机构改革可以从宏观机构改革和微观机构改革两方面着手。所谓宏观机构改革是指由国家统筹全局后对现存的所有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机构调整做出的决策，而微观机构改革则是由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基于自身业务和功能思考后对其内部机构做出的调整。无论是宏观机构改革还是微观机构调整都应该以职能为核心衡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作为调整依据，避免出现“为减而减”或者是“该减不减”的情况。与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机构改革相呼应的是人事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实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全员聘用制和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一般都建立了聘用制度，现在的问题在于，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在有了聘用制度后，新进人员大都按新制度管理，而原有人员却游离在新制度之外。大多数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样在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影响了聘用制的推行与效果。此外，全员聘用制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领导人的聘任制，从现状来看，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的领导人基本上仍然实行委任制，也影响了全员聘用制度的施行。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薪酬制度设计要坚持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收入分配机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人才奖励机制，力求在理论和实践中突破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一潭死水”的分配制度。
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包括机制改革）主要是指国有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即国有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的转企改制，主要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制度。
在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转变职能，进行战略性调整，从直接经营非公益性文化事业退出。政府要设立出资人机构，和从事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分开，落实国有文化资产监管的责任，建立国有文化资产委托代理体制，把产权责任落到实处。出资人机构受政府委托拥有股权，以股东的方式行使出资人权利，履行出资人职责，不直接参与具体经营。一些地方成立独立的文化国资委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转制后的文化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建立现代文化企业制度。现代文化企业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文化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契约制度和人格化制度设计。其中，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管理制度是制度设计的具体内容，契约制度和人格化制度实际上是制度设计的契约化和人格化，它们也作为企业制度的内容存在于企业之中。另外，党和政府为支持非公益性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下发的多个文件，内容涉及财政税收、投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等，现代文化企业进行制度设计要积极贯彻落实。
对于非完全公益性文化事业组织，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深化机制改革为主，一般不进行体制改革，如果进行体制改革则要保证国有绝对控股；其部分部门、部分领域可以进行体制改革，但必须保证主体部分的事业体制。
文化事业改革虽然困难重重，但不改革则危机重重。只有勇于抛弃阻碍文化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事业才可能得到快速健康发展；只有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新突破，文化体制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
9.张胜冰
文化传统是由文化资源赋予的，文化资源越丰富，文化传统就越深厚。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得越好，文化产业就越发达，文化“软力量”的作用也就越突出。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所说的：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文化体现出的“软力量”与文化资源密切相关，它不仅同文化资源的分布状况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还在于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有关。文化资源为综合国力带来某种条件和可能性，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但它要成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关键在于文化产品的影响力，而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的一种表现形态，它是通过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实现的。因此，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资源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不仅能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最直接的保证，而且还能使文化产业的发展获得最坚实而深厚的文化根基，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10.李怀亮
2003年，李怀亮提出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是全球化时代的重大主题，不平衡、集中化、复杂性是国际文化贸易的核心本质，WTO正在成为国际文化贸易的游戏规则，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文化贸易规则的塑造，为建立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多变文化贸易体系而努力。他首次在中国文化产业学术界引入或提出“文化折扣”、“文化消费资本积累”、“文化贸易逆差”、“文化热战”等重要概念，成为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理论研究第一人。
2005年，李怀亮提出不同的贸易模式会影响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整体趋向。他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会把我国文化产业带向与国际文化市场刻意“求异”的道路，实践证明当代国际文化贸易属于典型的“产业内贸易”，我们应当用“产业内贸易”理论来指导我国的文化贸易实践：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要遵循内容的国际化标准，即产品类别的选择和结构的调整更加大众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并利用品牌策略、商务平台、国际营销网络等市场化、产业化方式参与国际竞争。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的对外文化交流“送出去”模式，重新阐释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涵和机制。
11.其他学者
在过去的十年中，许多学者和专家化官员发表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除了以上提到的专家和我本人之外，希望读者同样关注丹增、王永章、熊澄宇、张晓明、刘玉珠、齐勇峰、向勇、祁述裕、傅才武、喻文益、崔成泉、田丰、金元浦、王育殊、施惟达、沈望舒、欧阳友权、张荆、皇甫晓涛、周城雄、胡惠林等人的研究著述和学术观点，通过全面性的了解来把握中国文化产业十年中的思想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