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城的重逢是短暂的，但对于毛泽东和郭沫若来说是十分愉快的。
重庆谈判的结果，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毛泽东返回延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充分阐述了和谈的意义。在紧接着召开的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告诫全党，“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重庆谈判后，郭沫若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不避艰险，以社会贤达的特殊身份，在国统区坚持斗争，或以笔作武器撰写战斗檄文，或发表声情激昂的讲演，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内战阴谋。
11月7日，郭沫若在中苏文协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上，当着陈立夫、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的面，指出苏联革命的胜利是由于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的团结，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同时刺痛了在座的国民党内战分子。
11月19日，郭沫若出席了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民主国家的一切事情要问人民，内战是反民意、反老百姓的，谴责了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打内战的阴谋。会上，他当选为常务理事。
12月9日，郭沫若参加重庆各界追悼昆明“一二·一”惨案遇难师生大会。惨案起因于昆明大学生集会反对内战，结果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屠杀。郭沫若在追悼大会上宣读了《祭昆明四烈士》哀辞，痛斥国民党匪徒杀害学生的罪行，声援昆明各校的联合罢课。
12月15日，郭沫若发表文章《历史的大转变》，高度评价了“一二·一”运动的历史意义：“中国近来时局的大转变，每每以学生运动开其端。‘五四’运动固然是历史上划时期的最辉煌的先例”，是“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原动力’”“‘一二·一’惨案，今天又吹起了推动车轮的号角”。他强烈谴责了阴谋实行独裁统治的国民党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应该是某一党的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主人。”他预言：“历史在大转变！谁能领导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英雄；谁要阻挠并逆转这个转变的便是民族的死敌。人民在希望着新英雄的出现！”郭沫若尽管没有明言领导这个转变的民族英雄是谁，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领袖毛泽东。
12月24日，郭沫若与陶行知等28人代表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联名分别致函毛泽东和蒋介石，务希立即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使和平建国大业早日顺畅推行。
由于郭沫若等在国统区内的顽强斗争，给蒋介石政府立即发动内战的企图造成了很大的阻力。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此期间对解放区的局部军事进攻遭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有力反击，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条件尚未准备好，于是国民党继续玩弄起和谈的花招，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7日，郭沫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茶话会。晚上，他偕于立群出席政协中共代表团为招待中外各界举行的鸡尾酒会，与到会的各界人士为民主团结干杯。会上，郭沫若夫妇高兴得跳起舞来，李公朴在一旁高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
2月10日，郭沫若参加在校场口举行的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蒋介石布置的暴徒跳上台去，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被打伤。“校场口事件”暴露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真实嘴脸，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事后，郭沫若曾风趣地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受财，而我却发过‘挨打财’。”他在《我更懂得庄子》一文中，对蒋介石打着和平、民主旗号，实行内战独裁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深刻的讽刺：
为之和平以召之，则并与和平而窃之。
为之自由以要之，则并与自由而窃之。
为之民主以号之，则并与民主而窃之。
为之整编以调之，则并与整编而窃之。
5月8日，在国民党政府搬回南京以后，郭沫若按照党的指示，携眷由重庆到了上海。当时，内战的危险愈益加重。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继续奔走呼号。
6月20日，郭沫若来到南京，以第三方面代表的身份，参加促进国共和平谈判的工作。在南京的一周时间里，他广泛会见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一起邀请政府代表和各民主党派代表举行商谈，讨论和战问题。他特地前往梅园新村拜望了周恩来。他在后来出版的《南京印象》中描写道：“仅仅两个月不见，周公比在重庆时瘦多了”，“但是，轩昂的眉宇，炯炯的眼光，清朗的谈吐，依然是那样有神。对于任何的艰难困苦都不会避易的精神，放射着令人镇定、也令人乐观的毅力。”郭沫若从心底里“深深地为人民，祝祷他的健康”。
6月23日，国民党特务暴徒殴打上海各界人民和平代表团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人，发生了“下关惨案”。这是“校场口事件”在各地的轮番上演。郭沫若义愤填膺，当夜与周恩来等人赶到中央医院慰问受伤代表。他在《南京印象·慰问记者》中写道：“目前是悲剧的时代，然而也是群神再生的时代。四处都游漫着飞扬跋扈的旧时代的阴魂，然而四处也都闪耀着圣洁无私的新时代的晨星。”显然，所谓“旧时代的阴魂”指斥的是蒋介石之流，而“新时代的晨星”正是人民心目中的共产党人。
和谈已成僵局。6月26日，就在郭沫若返回上海的同一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同时，蒋介石对国统区人民进步力量也实行了血腥的镇压。7月中旬，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的行径，郭沫若悲愤不已。他写下了《让李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和《悼一多》等悼念文章，告诫人们，“希特勒还活着”，“为了人民，扑灭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他与上海的民主人士冲破了当局的重重阻拦，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中共代表团都献了挽词。
（二）
蒋介石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旨在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无论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兵力和武器方面，国民党军总兵力约430万人，由于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并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其装备已有很大加强。此外，国民党军还拥有大量的炮兵和一定数量的飞机、军舰和坦克，并掌握了一些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火力和机动能力均强于人民解放军。在战争资源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面积为73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l%。人力物力资源都很雄厚。
而内战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勤机关共66万人。解放区人口为1.36亿，土地为230万平方公里。但解放区大多处于工业落后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国民党军，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和为数极少的火炮。
国民党得到了美帝国主义军事上、经济上的全面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就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3亿美元的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为抗战胜利前的两倍。美国为国民党军装备了空军飞机936架，向国民党移交海军舰艇131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止，由美国海运、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达54万人。
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感到不可一世，他在发动全面内战之初宣称，要在3至6个月内消灭关内共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甚至“大胆”采用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全面进攻的战略方针，狂妄叫嚣：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一时，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不少同情共产党的人民群众、民主人士都为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军民们感到深深地担忧。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恐美”情绪，惧怕美国先进的武器，特别是原子弹。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也有不少人对于解放战争的前途表示迷惘，担心是否能够打败蒋介石的进攻。因此，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鼓舞全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信心，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十分重要的任务。
全面内战爆发不久，7月1日，美国军部在比基尼珊瑚岛上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示威。
郭沫若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恐吓行为极为愤慨，奋起给以有力的揭露与鞭挞。他在《怎样使双十节更值得纪念》一文中明确指出：“经过了八年的苦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了，然而却换来了一个比日本更加厉害的帝国主义。……我们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教育文化等等，差不多全部都受到了美国的控制，我们在事实上竟成为了‘菲律宾第二’了。”
对于美国所依仗的令世人恐惧的原子弹，郭沫若并不以为然。他在美国军部试验后的第10天，发表了《比基尼岛上的试验》一文，首次提出了“原子弹是一个纸老虎”的论断：
美国军部违反人民的意愿，在比基尼珊瑚岛上试验原子炸弹。这一试验毫无疑问是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特别是向苏联人民示威。然而，幸还是不幸，原子弹才是一个纸老虎。投弹的结果，军舰上的山羊还在吃草，毒水里面的那条鱼还在游泳，地球不仅没有被劈成两半，就是要吃一个面包依然是我自己的手把它劈成两半的。
郭沫若在文章中进一步嘲笑道：“原子弹即使是十分凶，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东西来骇人？靠着这个东西想来独霸世界？譬如我们狭路相逢，一位手里马刀，一位没有，有马刀的一位便哼着没有的一位，要他一切得依从他，不然便把马刀斫下。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看见这样的情景，谁都晓得那就是强盗行为。今天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拿着原子弹去唬骇人，这不分明也是强盗行为吗？然而头脑昏迷了的杜鲁门，竟称这东西为‘神圣的托付’。真是神圣吗？山羊要发笑了！”
当然，郭沫若并不是在麻木地嘲笑美帝国主义，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原子弹的威力骇不了人，还有比原子弹更凶的人民威力，假如美国的野心家们一定要试验的话，也不妨试验试验一下”。郭沫若在文章的最后尽情嘲弄道：“不认识人民力量的人是没有自信力的。这种人必然要求神拜佛，惟他力是愿。信仰原子弹，在我看来，和向着猪神叩头的图腾主义，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
郭沫若关于“原子弹是一个纸老虎”的论断，说得及时而有力。它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揭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雄厚伟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坚强信心。
同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就是从原子弹的问题引发出来的，他指出：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毛泽东正是从人民的力量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败，而藐视反动派及其新式武器的。毛泽东坚信：“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郭沫若当年的文章发表在7月20日出版的上海《周报》第四十六期上，原题为《皮杜尔与比基尼》；毛泽东在延安与斯特朗的谈话，则在中国共产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郭沫若和毛泽东都将原子弹比作纸老虎，他们都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性，他们的思想又一次密切交流在一起。他们的这一论断，为中国人民阐明了一个根本的战略思想，这就是，革命人民在战略上、在全体上，必须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敢于去夺取胜利。在当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和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而且最终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
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同国民党谈判，继续进行维护政协协议的斗争，并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广大人民了解内战发生的真相。郭沫若在国统区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7年元旦到来之际，周恩来从延安给郭沫若来信，鼓励郭沫若：“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郭沫若始终牢记党的重托，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利用各种机会与美蒋作斗争。在党的领导下，郭沫若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上奋力呐喊，恰如他在《悲剧的解放——为〈白毛女〉演出而作》一文中所说的：“五更鼓响鸡在鸣”，他就是一只为了埋葬旧社会、创建新中国而引吭高歌的雄鸡。
1947年的下半年，上海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为了保护郭沫若的安全，决定让他离开上海。11月中旬，在叶以群的陪送下，郭沫若乘船到了香港。离沪前，他曾再一次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和诗一首，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一片忠贞和对革命先导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向往之情：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犹欣鬓有丝。
五十六年余鲠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这是郭沫若第三次来到香港。他在《野草文丛》第八集《春日》上发表文章《十载一来复》，引用了动身来港前一天写下的诗：“十载一来复，至今又毁家。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回顾了自己第一次1927年、第二次1937年、第三次1947年来港的情境，坚信新中国必将诞生，“再隔十年我必然要回来香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是人民的中国。”
的确，在香港的整整一年时间里，郭沫若在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后，团结起大批由内地转移来港的文化人，密切注视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为埋葬旧社会，创建新中国而战斗。他在香港的寓所——九龙山林道一幢楼上，很快又成为进步文化人士的聚集之地。
在这里，郭沫若向香港读者力荐解放区人民文艺，宣传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号召文艺界人士拿起笔来作武器，从文艺战线上向旧世界举行大反攻。
在这里，郭沫若一心紧系革命圣地延安，当人民解放军在主动撤离后又再次收复延安之时，他满怀激情地与茅盾等50名文化战士发起募捐。他在报上号召人们，为被国民党破坏的延安城的重建和流离失所的陕北百姓重返家园，“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在这里，郭沫若联络在港民主人士，声援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抗暴斗争，呼吁海内外爱国人士伸张正义，制止独裁。
在这里，郭沫若团结了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等民主人士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并拥护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接到电报后，复电郭沫若等人，希望共同研讨新政协会议由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会议的地点时间、会议讨论的问题等等。
（三）
解放战争的发展，并未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在3个月或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事实恰恰相反，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区内处处失败，节节溃退。经过两年的战争，国共两党、两军的基本形势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逐步超过了国民党，在战略上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的地盘。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在军事指挥领域内发挥出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才华。在蒋介石的大兵压向解放区的时候，毛泽东领导解放区军民采用“敌进我退”的“蘑菇战术”，把国民党的优势军队在解放区内拖得筋疲力竭，然后再加以沉重打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战略进攻。随着战略形势的好转，毛泽东又决然主动出击，发起了制敌于死命的三大战役，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消灭殆尽。
历史以极为雄辩的方式，证实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在打败蒋介石的过程中，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袖，威望与事业都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人民无比热爱和拥护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并且用各种方式表达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早就将毛泽东比作了“红太阳”。这是根据地人民对于革命领袖真诚的拥戴。
据马可回忆，1943年的一天，当他们“鲁艺”秧歌队来到黄河边上的山城葭县附近时，远远地就被一阵歌声吸引住了。那是一支本地民歌，曲调相当亲切、新鲜。他们随着声音找去，看到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山川秀，天地平，
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
咱们边区满地红。
葭县移民走延安，
一心要开南劳山，
不过几年你来看，
净是一片米粮川。
……
教唱的青年告诉“鲁艺”的同志，这首歌是他的叔叔李有源编的，在当地广泛流传。民歌把毛泽东喻为天上的太阳，唱出了人民对革命领袖无比崇敬的心曲。是的，毛泽东就像那天上的太阳一样，听到这淳厚朴实而寓意深切的歌声，“鲁艺”的同志已经深深地被感动了，他们立即把它记录了下来，这就是日后著名于世的一首颂扬人民领袖的伟大赞歌——《东方红》。
郭沫若加入了中国人民热情歌颂自己领袖毛泽东的队伍。
他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发表了大量热情赞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文章。如他在《为美帝扶日向爱国侨胞呼吁》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在中共的领导之下，是在争取我们全民族的生存，全中国的解放，要彻底推翻反动势力，并打败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求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与民主。”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适合了人民的要求，获得了中国的人心”，所以中国的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实现“只能是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当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新政协时，他马上发表文章《为新政协催生》，号召“以大无畏的精神响应中共的主张，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一次，他在《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他明确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郭沫若正是这样做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不怕做中国共产党的“尾巴”、不怕戴“红帽子”。
郭沫若对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赞颂，是在把毛泽东与蒋介石做了一番比较后得出的历史性结论。他在《谁领导了北伐和抗战》一文中指出：“我是参加过这两次战役的人……破着嗓子也不知喊了好几万声的‘蒋总司令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蒋主席万岁！’不仅口头喊，而且笔下也在写，当成天经地义一样地写。然而在今天是应该戳穿西洋镜的时候了。”这西洋镜就是蒋介石在北伐和抗战中背叛人民，顽固坚持独裁立场，屠杀中共党人。因而，郭沫若对谁领导了北伐和抗战的问题做了断然的回答：“领导者断断乎不是蒋介石！一万个不是蒋介石！一万万万个不是蒋介石！谁呢？——人民！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武力！”
郭沫若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民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他说：
中共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今天的人民领袖了。他凭着他卓越的思想，高远而稳健的政见，正确而坚强的领导，实实在在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救星，我们中国人民有了他，事实上是值得庆幸，值得夸耀的。
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比作救星，对毛泽东如此推崇和公开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在当时，在非解放区，确实是很少见的。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反革命宣传，对我党和领袖诬蔑中伤，致使国统区的部分群众和海外一些人士对中共和毛泽东缺少正确的认识。因此，郭沫若最早宣传毛泽东、歌颂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人民领袖和革命政党的光辉形象，对于团结全国人民，打倒蒋介石、创建新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当伟大的战略决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之后，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与连贯、宦乡、翦伯赞、马叙伦等在港30余名民主人士，由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前往东北解放区。
真正获得解放的郭沫若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临行前他作有五言诗《赴解放区留别立群》十首，表达了对亲人的依依惜别和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充满必胜信心的深厚感情：
其一
此身非我身，乃是君所有。
慷慨付人民，谢君许我走。
其九
寄语小儿女，光荣中长大。
无须念远人，须念我中华。
其十
中华全解放，无须待一年。
毛公已宣告，瞬息即团圆。
“毛公”是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敬称。11月23日夜，郭沫若登上了赴东北的华中轮。同行者每人备一金戒指，以备万一之用。郭沫若即以金戒指为题，赋诗《金环吟》，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对毛泽东“衔环”以报的崇敬之情：
郁郁黄金环，胡为灿指端？
贱子将远行，欲以防偶然。
偶然傥不逢，金环复何用？
慰劳寄前线，欲以表寸衷。
寸衷知良轻，积轻自能重。
十寸成一尺，十环成一凤。
凤飞岐山岭，衔环献毛公。
取之自人民，请为人民用。
轮船安全抵达安东。随后，到达沈阳。当郭沫若踏上解放区的土地时，又是一阵狂喜。他在《北行组诗》中反复吟唱着“我今真解放，莫怪太癫狂”、“我今真解放，仿佛又童年”，诗歌也难以表述喜悦心情之万一。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犯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党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1月22日，郭沫若和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1月26日，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以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为赴北平参加新政协路经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举行盛大的欢迎会，郭沫若出席并讲话。他畅谈在东北解放区的喜悦心情，并表示“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而彻底奋斗”。
2月25日，郭沫若与李济深等35人从沈阳抵北平。
3月25日，郭沫若与黄炎培等人前往西苑机场欢迎进驻北平的毛泽东。当毛泽东走下飞机时，他们的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郭沫若与毛泽东共同迎接新中国这轮“东方红日”的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