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曾这样评价毛泽东：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的确，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极富浪漫情怀的伟大诗人，诗始终与他的革命生涯相伴随。战争年代，他即使在马背上也喜欢“哼上几句”。1945年《沁园春·雪》词的公开发表，立即轰动山城，流誉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57年1月，《诗刊》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一时间人们排队争购，传为佳话。
郭沫若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诗友。他们俩都属浪漫派诗人，意气相投，旨趣相近。重庆时期，郭沫若步毛泽东《雪》词原韵填词二首，开始了两位浪漫诗人的诗词交往。建国后，他与毛泽东在诗词方面的唱和、赠答、阅改、诠释、切磋，构成了二人一生交往中的精彩篇章。
毛泽东敬重郭沫若诗家的才华，时有新作，常请他“加以笔削”；郭沫若崇敬毛泽东的慧识和高妙，每有新作，抄送毛泽东求教，又常引发毛泽东的诗兴，与之唱和。在群众性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热潮中，郭沫若自然地成为解说毛泽东诗词、探索毛泽东诗词创作方法的最具影响的“权威”。
（一）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里，藏有大量的文史古籍，其中有不少中国古典诗词的总集和专集，特别在许多书中留有毛泽东生前阅读时所做的圈划和批注。这就充分反映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对于古典诗词的爱好。
毛泽东一生中究竟读过多少中国古典诗词？读过哪些？爱读哪些？曾经在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根据毛泽东阅读过的书中留下的印记，汇集成一份毛泽东圈划批注过的诗词目录。这是一份长长的诗词目录，包括诗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首，总计1590首，涉及诗人429位。当然，毛泽东读过而未在书上留下印记的、读过而又散失了的诗词集究竟有多少，已无法统计。
尽管这份目录仅是毛泽东所读中国古典诗词的一部分，但是，通过这份目录我们仍可了解到，毛泽东阅读的两大特点；
一是对中国古典诗词涉猎极为广博。
毛泽东阅读的范围，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汉魏乐府，以及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各家的诗、词、曲、赋，直到现代鲁迅的日体诗作，几乎无所不包。他既读各种总集、合集、选集、专集，也读各种诗话、词话、韵书、词律。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读诗词也是如此，因此在他读过的诗词集中，留下了大量的圈划、批注的印记，为我们研究诗人毛泽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资料。
二是对于古典诗词有着个人的偏爱。
毛泽东爱读《楚辞》，喜爱屈原。1957年12月，他曾请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1959年、1961年，他又两次要《楚辞》。1961年6月，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毛泽东尤爱读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离骚》是一篇浪漫主义杰作，寄寓了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向往光明、生死求索的斗争精神。正是这些，吸引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直到晚年。
毛泽东爱读唐诗，故居藏有《全唐诗》外，又收集有各种唐诗选本，仅《唐诗三百首》就有好几本。唐代诗人中，毛泽东更喜爱“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喜爱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这位继屈原之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时常表现出对他的一种特别的偏爱，直到晚年，乐此不疲。如在故居藏书里，有一份李白《梁甫吟》的手抄本。它是用一寸大小楷体的毛笔字，抄录在16开毛边纸上的，共7页。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读过两遍的圈记。了解情况的同志说：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眼疾视力减退，为了读这首诗，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出来的。
毛泽东欣赏李白不畏权贵、不崇拜偶像、追求个性自由的诗作。如毛泽东喜爱李白“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教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句，在这些诗句旁都画着着重线。李白一生坎坷，这些诗作都写于政治上失意之时，不免流露了消极出世的思想，但是诗中对于封建权贵和偶像的蔑视和大胆挑战，诗人豪放浪漫的气质和鲜明的叛逆精神，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在好几本唐诗选集中，毛泽东都在这些诗的标题前画着两三个圈。
毛泽东欣赏李白诗歌的感情热烈、想象丰富、纵横恣肆、雄奇奔放。如《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它以雄健奔放的语句、夸张的手法，描写了由秦入蜀道路上奇险壮丽的山川，表现了诗人独特的想象，极富感染力。毛泽东称赞这首诗写得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又如《梁甫吟》，诗中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和朝政的黑暗，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极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早在60年代就曾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后来多次吟诵此诗，直到晚年因视力减退，还请人用大字抄写此诗，以便诵读。
毛泽东喜爱李白，也喜爱向亲友推荐李白的诗。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书写了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的四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注明：“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同是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儿媳刘松林写信，劝慰她读点李白，不要因岸英在朝鲜牺牲而伤了身体。毛泽东信是这样写的：“你的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话，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解闷的作用。”信不只是反映出毛泽东对《庐山谣》的偏爱，更表现出毛泽东看重李白诗歌开阔人的胸襟、使人获得生活力量的积极作用。毛泽东曾对毛岸青、邵华讲过，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劝他们多读点李白的诗。
李贺是继李白之后，唐代又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称之为“英俊天才”，惋惜他的早逝。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他本人是精心研读过的。在故居的书房里，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每本都留有毛泽东的圈划。
毛泽东圈划较多的是李贺的《南园十三首》《马诗二十三首》。这两组诗是诗人写景状物，抒发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抱负和见解的。此外，《致酒行》《浩歌》《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苦昼短》《昆仑使者》等诗，毛泽东都圈划过，非常欣赏。《致酒行》一诗，李贺以汉唐时代曾“零落栖迟”、后被重用的历史人物自勉，表达了“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云，谁念幽寒坐呜呃”的愿望。“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意境开阔，凝铸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就化用了李贺的这句诗，表达了中国由黑暗走向光明的新意。《金铜仙人辞汉歌》一诗，描述了魏明帝将汉武帝所铸金铜仙人由长安迁往洛阳的传说，寄寓了无限兴亡之感。诗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是说天如果有情，看到金铜仙人离别汉宫，也会忧伤而衰老。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中，曾借用李贺的诗句，推陈出新，赋予了新的主题。
李商隐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他继承了李白、李贺的浪漫主义风格，又受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取得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毛泽东喜爱他的诗，尤其喜爱他的“无题诗”，如在“相见时难别亦难”、“身无彩凤双飞翼”、“春心莫共花争发”等著名诗作的标题上，都多次划圈，有的诗甚至划有五个圈，表露出极为欣赏的心情。
毛泽东还爱读宋词，爱读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开创了词坛的一个重要流派——豪放派。辛词继承了苏词的豪放风格，又熔铸了南宋初期爱国诗人的战斗传统，豪迈中见慷慨悲怆。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的《稼轩长短句》（四册），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翻阅的一部书，每册，的封面上，他都用粗重的红铅笔画着读过的圈记。此外，毛泽东还指名要过南宋一些爱国词人陆游、张孝祥、张元等人的词集。他们的词作的共同特点是，爱国主义的内容和豪放的艺术风格。
当然，毛泽东也说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他还明确表示，他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毛泽东本人的阅读兴趣，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位政治巨人的性格和精神风貌；他偏爱屈原、“三李”、苏轼、辛弃疾等浪漫豪放诗人，这与他本人豪放浪漫的诗人气质是分不开的。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也继承了这些诗词作家的优秀传统。
与毛泽东有着密切诗交的臧克家曾经指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的基调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细味《毛主席诗词》，就会觉得，他立足于现实，但着重于革命理想。有些作品用的现实主义手法，如开卷头几篇；革命浪漫主义气味浓重的作品就更多了，特别惹人注目的是《蝶恋花·答李淑一》，这样悼念烈士的手法，古往今来是绝少的，堪称创格。每次读这首词，我总是想到李太白和李贺的诗格与诗风。读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力避平庸，注意展开想象，使作品幽深而又新颖，这可能是受到李贺和李商隐的影响。在他的某些词作中，也可以感到一点辛稼轩的味道。”
（二）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最具成就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与毛泽东意气相投，旨趣相近，是他们数十年诗交的基础。
郭沫若是新诗的开拓者，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的优秀传统哺育了他，他所受诗教的第一课就是唐诗。他在六七岁时，已经将《唐诗三百首》念得透熟。当然，他对唐代诗人是有偏爱的，这就是，与毛泽东十分相似，他也偏爱李白。李白是四川人，郭沫若自幼在母亲的影响下，就喜爱读李白的诗。他曾在《谈诗》中说：“至于唐代的几位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代替我的嘴巴。‘如水到口，冷暖自知’，这是佛家名言，颇合道理。对于杜甫，我就不太喜欢，特别讨厌韩愈；喜欢李白、王维，柳宗元也胜过韩愈。他们更接近诗的本质。”
郭沫若所理解和欣赏的李白诗歌的本质，一方面是李白诗歌那种藐视权贵、亲近平民的品格，以及对祖国雄伟秀丽山河的无比热爱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指出的：“一般地说来，李白的性格和诗歌是比较富于平民性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刻画李白的四句，倒是传神之笔：‘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一方面同市井平民亲近，另一方面能藐视帝王的尊严，这正是李白好的一面。……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好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个吧？”
另一方面是李白诗歌那种自由的个性、丰富的想象、热烈的情感和豪放的风格。李白的诗歌，感情热烈，想象丰富，处处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特色。郭沫若认定，诗歌的本质，就在于“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三叶集·致宗白华》）“诗以限于抒情，这个传统很值得宝贵。”（《今昔集·今天的创作道路》）在郭沫若看来，李白诗歌是最富于“主观性”、“冲动性”的，是最合于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的。
显然，郭沫若对李白诗歌的理解和欣赏与毛泽东是相一致的。
郭沫若所欣赏的李白诗歌的特点，也正是郭沫若本人创作个性和艺术追求的两大特征。他在《论国内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肯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很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芦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很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
郭沫若重主观，重冲动（表现），重情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浪漫派诗人。当然，他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是革命的诗人，是一位勇敢地肩负起时代使命的伟大战士。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的诗歌创作都紧扣时代脉搏，和现实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郭沫若的积极浪漫主义是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他的诗歌创作与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的共同点和立足点。
早年的郭沫若致力于新诗的创作，旧体诗写得不多。中年以后，他的诗歌创作则是新旧并举。他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做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心中冲出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游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沫若诗话》）这生动的描述不仅反映出新诗发展的艰难，而且也反映了以写新诗闻名于世的郭沫若，在写作旧体诗时的尴尬心态。
事实上，新旧体诗歌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但是，郭沫若这种尴尬心态的消除，是在建国之后。他在1956年12月曾以《谈诗歌问题》为题，专门论述了新旧诗的问题，特别为好的旧诗正名。而毛泽东旧体诗词以及给《诗刊》编辑部的信的公开发表，更端正了人们对新旧诗的看法和态度，即新诗应当提倡，旧诗也可以写。毛泽东在信中强调：“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毛泽东是喜爱写旧体诗词的。他曾对友人梅白解释过，旧诗不宜提倡，“那是针对当代青少年说的”。“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这实际上也就消除了新诗作者对旧诗的偏见，鼓励了郭沫若当出现创作冲动却又“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时，能够大胆地用旧体诗来表现。郭沫若从小经过严格的旧体诗的训练，当他与毛泽东相互唱和时，旧体诗词本就更为得心应手和驾轻就熟。
也正是毛泽东诗词的发表，使得郭沫若公开向世人宣称，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少年来，浪漫主义者曾被标榜现实主义的人们误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1958年，郭沫若写下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表达了他本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
这是一篇关于文艺创作方法的重要文章。在毛泽东诗词的启发下，郭沫若全面论述了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论述的重点更偏重于为浪漫主义正名。他说：“认真地说，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的。前者主情，后者主智，这是大体的倾向。但情智是人们所具备的精神活动，一个人不能说只有情而无智，或者只有智而无情。……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就是现实主义的。但文艺活动是形象思维，它是允许想象，并允许夸大的，真正伟大的作家，他必须根据现实的材料加以综合创造，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创造过程，你尽可以说它是虚构，因而文艺活动的本质也应该就是浪漫主义。”
郭沫若以毛泽东为例，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我也敢于说，毛泽东同志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近年来正式发表了十九首诗词，更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
郭沫若具体分析了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他指出：“这首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①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②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③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④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像同志一样，亲密无间。这些思想仅仅用六十个字便把它形象化了。这里有革命烈士（杨开慧和柳直荀）的忠魂，有神话传说的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绝唱。”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革命浪漫主义基调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
郭沫若同时还指出了毛泽东的理论文章也是善于使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使文字增加鲜明性和生动性的。他认为，千言万语的抽象的说法，有时候抵不上一个具体的例证。这也就是形象思维有生命力的地方。
郭沫若在文章最后强调指出：“诗歌是抒情的，它更喜欢和浪漫主义握手或者拥抱。”他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那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和现实主义结合了，诗歌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和浪漫主义结合了，小说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
郭沫若是把毛泽东引为革命导师和诗坛知音的。的确，毛泽东词创作的基调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郭沫若，当他与毛泽东诗词唱和、切磋诗艺时，就能配合默契，心灵相通；当他对毛泽东诗词作解说时，对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尤能心领神会，从而成为解释毛泽东诗词最早、也是最具影响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