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然，毛泽东也是蒋介石通缉的人物。
4月18日，蒋介石在共产党人的血泊中建起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政府所发布的秘字第一号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通缉令通缉陈独秀、鲍罗廷、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197人，要求“务获归案重办”。
其时，毛泽东正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工作。他对蒋介石的叛变无比愤怒，曾将农讲所400余名武装学员编入部队，反击夏斗寅叛军的进攻，在那些反革命空气日益严重的日子里，毛泽东仍以极大的革命毅力推动着农讲所的工作。在那里毕业的学员最后都带着一枚刻有“农民革命”的铜章回到各省。他们在后来的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张国焘也曾承认，在武汉对农运的反感日益严重时，“却在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他是一心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对于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早有怨言，并与之作过激烈的斗争。
1926年底，在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如果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领导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农民，就一定能够在北伐战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有效地遏制蒋介石的反动倾向。但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拒绝这样做。他在192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日益向左，蒋介石日益向右。于是，会议决定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
对于中共中央的错误决定，毛泽东站出来作了尖锐的批评。1927年2月16日，他在《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经过调查，“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他列举了中央对农民运动的许多不正确看法，一一加以指正，明确地说：“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在后来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则进一步严厉批评各种攻击农民运动的谬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的反对。”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在武汉国民政府召开的土地委员会上明确提出，应当进一步扩大农民协会，着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解决财政问题和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和陈独秀的拒绝。随着陈独秀右倾思想在大革命后期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未能及时组织和领导当时的农民运动，反而放任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不断发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再退让中失败了。
在这个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心情是压抑和痛苦的。他在1927年春写下的《菩萨蛮·黄鹤楼》一词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曾给这首词写下一条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沉痛地指出：大革命时期中共党的第一个大错误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始终无当主人的决心；其次，毛泽东气愤地指出，农民要革命，党的决议却“完全站在地主方面”，我的报告（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最后，毛泽东批评了我们党放弃军事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错误，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至理名言。
为了挽救大革命失败而造成的危局，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和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9月9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共5000多人，计划先攻打萍、浏、醴各县城，然后攻打长沙，但因部队缺少经验，内部收编的军阀残余部队叛变，给起义军造成很大损失。
毛泽东在此刻毅然否决了继续“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决定进军罗霄山脉中段。早在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就拒绝接受秋收起义后组织一师人去广东的主张，认为“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10月27日，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建立了我们党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二）
参加南昌起义的郭沫若，在起义失败后随军南下，后来患上了斑疹伤寒，几乎丧命。
睡在医院的病榻上，郭沫若思绪万千。他不甘心于大革命的失败，他盼望着工农武装的兴起与胜利，期待着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获得成功。于是，他写下了《我想起了陈涉吴广》的热情诗篇，对于中国革命充满胜利的憧憬：
可我们的农民在三万万二千万人以上，
困兽犹斗，我不相信我们便全无主张。
我不相信我们便永远地不能起来，
我们之中便永远地产生不出陈涉、吴广！
更何况我们还有五百万的产业工人，
他们会给我们以战斗的方法，利炮，飞枪。
在工人领导之下的农民暴动哟，朋友，
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郭沫若在诗中倾注了对毛泽东等武装斗争领导者的深情与厚望。他说：“我已准备一杯鲜红的寿酒，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要让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郭沫若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中国的古代历史。
毛泽东背负着人民的期望和革命的重托上了井冈山。对于他这个从未进过军事学校的书生来说，一切都要从实践中学习。
井冈山是个藏龙卧虎的好地方，但上了井冈山，并不等于进了安乐窝。在周围各县保安队、靖卫队、挨户团的不断骚扰、进袭下，红军不得不为生存而殊死战斗。
1927年底，正值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发生之际，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多数卷入混战，这就给初上井冈山的毛泽东一个生存发展的好机会。
毛泽东利用这一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频繁发展游击战，向四周扩展地盘。据当时的文件记载：“以宁冈为大本营，分派部队向各处去游击，平均九天一次战争”。这些战斗大多以对付当地保安队、挨户团为目标，然后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为部队筹款。红军在山上过着极艰苦的生活，缺食少衣，武器基本上靠从敌人手中夺取，然而，毛泽东终于在井冈山上站住了脚。
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最初较量中，总结出十六字的游击战争口诀，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蒋介石以他极为庞大的武装“机器”却奈何不了毛泽东的革命队伍。
毛泽东于1928年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成为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胜利起点。
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感到毫无办法。国民党的史书说：“一般匪薮，多系贫瘠闭塞之区，若江西之匪巢，在军事上为天险，在经济上亦差可自给。著名匪巢井冈、东固，皆最宜于隐势藏形之地，匪每溃败，则退据匪巢，扼要坚守不出。”又说：“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民众之协从，避实就虚，随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不过，毛泽东的武装斗争并非毫无阻碍的一帆风顺。共产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毛泽东的根据地是“农民意识”的反映，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要求毛泽东把队伍拉到城市中去，与强大的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井冈山的红军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对于整天钻山沟，打苦仗感到没有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为了抵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导，消除红军和党内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继续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于1930年1月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批评了那些不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指望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实行城市中心暴动的武装斗争方式是不正确的。指出：“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巩固和扩大之，最后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要求革命者作长期斗争的打算，把建立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波浪式地发展红色地盘，为最终战胜蒋介石作持久斗争。
针对红军中一些同志对于革命前途的悲观论调，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于革命前途做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描绘。他说，革命高潮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即的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于当时反击蒋介石的武装斗争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不仅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方法，指出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且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的信心。在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念上，毛泽东与郭沫若是心灵相通的。更可贵的是，毛泽东又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他在领导革命军队的武装斗争中实践着自己的信念，他在对蒋介石的“枪的反击”中迅速地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他带领着革命的军队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中，以弱制强，以少胜多，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