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经历了10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先后粉碎了蒋介石发起的兵力数倍、甚至10倍于红军的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执行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毛泽东排挤出军事领导岗位，致使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了严重失败，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与蒋介石斗智斗勇，写下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艰难壮观的一幕。郭沫若在诠释毛泽东长征路上的诗作时，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战争经历的伟大与艰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民族兴起了抗日斗争的伟大高潮。郭沫若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再一次由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他仍然用他的一枝笔动员和鼓舞人民参加抗战，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剧和文学作品。
郭沫若身在重庆，心系延安，与毛泽东鱼雁往来，书信传情，共同抒发抗战的决心，互相传递别后的挂念。
郭沫若的父亲去世，毛泽东从延安向重庆发出了唁电。
毛泽东重视郭沫若的成就，将他看作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针对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污蔑，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毛泽东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号召全党学习。
当延河的春天到来之际，毛泽东派人来到了重庆，向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国统区文艺工作者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
延安与重庆，两地书，思念情，把毛泽东与郭沫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
1934年10月上旬，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要失败了。根据地内的红军已经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整个中央根据地在敌人重兵的猛攻下，日益缩小，原来纵横近千里的苏区，只剩下兴国、雩都、瑞金、宁化等县，周围战区敌人的枪炮声都已侧耳可闻。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长征命令。16日以后，主力红军先后离开瑞金地区。部队离开根据地时，因为保密，来不及像往常出征那样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都来不及通知。但是，根据地的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红军的行动上感到，此次转移非同寻常，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部队出发时，苏区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往战士的口袋里装，有的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这一幕场景既包含生离死别的沉重，又饱含骨肉相连的深情。从此，红军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悲壮的行程。
长征的红军出发时，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中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殿后。队伍以甬道式队形开进。
蒋介石还在红军长征前就已预计到红军的突围。他曾在1934年9月20日致电其北路“围剿”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谓：“长汀之匪主力，企图突围西窜”，命令薛岳做好围堵准备。后来，蒋介石先后在红军向西突围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布下40万大军围追堵截。
中央红军从10月中旬撤出根据地以来，一路闯关夺隘，先后突破国民党三条封锁线，但是，中央红军的早期突围行动也隐伏着巨大的危机。这主要表现为主力红军向着一个箭头缓慢行进，一路背着“坛坛罐罐”，给了敌人调动兵力从容布围的机会与时间。部队的行动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
红军越过粤汉路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正式沦为“流寇”，并且“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调集重兵，在桂北湘江边构筑了最严密厚实的一道封锁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压迫红军西进，逼使红军主力强渡湘江，形成重兵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从而造成于湘江东岸围歼红军的有利形势。这次的封锁线，蒋介石调集了10个军近40万的兵力，在湘江边上布下了一张黑压压的大网。
红军在博古、李德的率领下，向蒋介石布下的黑网走去。部队仍采取甬道式队形前进，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在中央、军委纵队两侧行进，红九军团和红八军团在后分左右翼紧跟，红五军团在最后担任掩护任务。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离不开甬道，更谈不上主动实行运动战歼灭敌人，而只能是在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阻击敌人，四面出击，打消耗战。
两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为掩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直属机关的安全，我各战斗部队与敌进行了殊死搏斗，血染湘江。
经过几天激战，情况越来越严重。敌人用飞机、大炮摧毁我军阵地，接着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向我阵地发起冲击，恶战一波连着一波，红军战士已经三四天没睡觉，一天多没吃饭，仍然坚持在阵地上，与敌人顽强拼杀，从射击到拼刺，喊杀之声震天，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有的阵地是在红军战士全部牺牲以后才落入敌人手中的。
历时5天的湘江大战，给予参加“追剿”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担负着主要狙击任务的红军，与数倍于我之敌连日激战，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过了湘江以后，全军团只剩下1000多人。这时的中央红军已从出发长征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的严重失败，事实上宣布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面对布满湘江两岸的红军英勇指战员的遗体，负有重要指挥责任的博古，感到一筹莫展，心情无比沉重，行军中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不住比划。惨重的失败和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共党内的领导者们。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一路向西前进，进入贵州境内。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终于结束了“左”倾路线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受命于如此危难的生死关头，又面对丧失根据地的优良环境、孤军作战的空前艰险的形势。他表现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所特有的坚定和顽强，充分发挥了他指挥战争的超凡才智与勇气，与蒋介石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生死搏斗。
斯诺在后来采访毛泽东的记录中写道：“在经过江西、广东、广西和湖南的行军中，红军蒙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他们到达贵州边境的时候，人数减少了1/3左右。这首先是因为大批辎重妨碍了行动，单是从事运输的就有5000人之多。先头部队受到严重的拖累，这在许多情况下，使敌人有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来堵截红军。其次是因为从江西出发后红军保持着一条毫不偏离地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路线，这使南京能够预料到红军的大多数行动。这些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促使红军在贵州采取新的战术。他们不再作箭头式的推进，而开始采取一系列分散敌人注意力的行动，使得南京的飞机越来越难以侦察出红军主力部队每天行军的目的地。”这种新战术的变化，就是毛泽东声东击西战术的出台。
1935年1月下旬，毛泽东处理了一直带着行军的笨重物资机器，留下少数部队阻击敌人，率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此即为一渡赤水。
蒋介石获悉红军到达扎西的消息后，急忙调整战略部署。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中央红军，采取分进合击的部署，纷纷向滇东北杀奔而来。龙云更是占着地利之优势，断然宣称，红军“已入死地”，“不久即可一网打尽”。
然而，就在蒋介石的各路大军张网奔来之际，毛泽东却带领红军神速东返，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将国民党重兵抛在了长江两岸。毛泽东以红五军团1个团向东北方向的温水开进，一路招摇，吸引追兵，主力红军却直下东南，迅速占领桐梓，直逼娄山关。
娄山关是桐梓通遵义的必经关口，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黔军首领王家烈派其精锐部队第六、第十五等团防守。红军经过一天一夜苦战，打下了娄山关。随后，王家烈又派出3个团企图夺回娄山关。红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而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人后方之板桥地区迂回，经过激烈战斗，击溃了敌人的反扑，歼敌大部，并相继攻占了娄山关以南之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逃往遵义城。
2月27日，红军又在遵义以北的董公寺击溃黔敌3个团的阻击，28日占领遵义城。这时前来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进至遵义附近的忠庄铺地区。毛泽东当即决定集中主力，歼敌于遵义以南地区。红军在老鸦山一带与增援的国民党部队展开激烈战斗。28日下午5时左右，红军对敌人实施全面反攻，一部红军迂回敌后同时发起猛攻，敌军招架不住，兵败如山倒，慌忙向乌江方向逃窜。红军紧紧跟踪追击，整整追了一天，追到乌江边，俘敌1800多人。
遵义之战，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枝，子弹10万多发。这次胜利是在敌情非常严重，红军处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它鼓舞了全军的士气，获得了物资补充，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蒋介石得到这次的失败消息后，气得大叫，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毛泽东则在这次战后写下了极为悲壮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二）
《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是毛泽东一生诗作中最为雄伟悲壮的一首。它是工农红军十年内战中千万次苦战的缩影，也是毛泽东在长征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与蒋介石追剿大军作殊死搏斗的艺术写真。20年后，毛泽东在广州重读这首词时，曾深有感慨地自注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1962年，《人民文学》5月号上拟发表毛泽东十年内战时期写的六首词，编辑部将六首词抄送给郭沫若，请他写些注释性文字，他欣然从命，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说，毛主席的词，“正是革命的史诗。这史诗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在这儿文艺与革命合而为一，创造与生活合而为一，为我们从事文艺活动的人揭示出了文艺创造过程中最深奥而又最显豁的秘密。”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娄山关》这首词。他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做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是在冬末春初。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
郭沫若继续解释道：“‘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着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郭沫若在对《娄山关》一词做了上述解说之后，说：“我对于《娄山关》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又说：“主席的诗词虽然人人爱读，而不一定首首都懂。其所以然的缘故，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席那样的生活经验，而于主席酝酿每一首作品时的客观情景与主观气氛，不容易揣度。”
郭沫若最后的一句话的确是说对了。由于他缺少毛泽东所经历的那种实际的环境，也没有毛泽东当时的那种深切感受，所以，对于毛泽东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场面是陌生的，故而在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中出现错误也是难免的。
毛泽东在读到郭沫若送给他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清样时，将其关于《娄山关》的解释部分全部删去，在清样的边旁空白处，用郭沫若的口气改写了一大段话，对《娄山关》重新做了解释。毛泽东说：“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
说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毛泽东又说：这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这里，毛泽东纠正了郭沫若解释中对于时令上的误解，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诗词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战争生活体验。这是郭沫若这位脱离战场多年的文人所难以“揣度”的。
遵义会议不仅是我们党的生命的转折点，也是长征由失败走向成功的转折点。过了娄山关，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向云南挺进，越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打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帜。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要求全国军民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在国内首倡各党派团结抗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为中国人民一致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带领红军一路北上，最后到达陕北，在延安建立了中国革命基地，从此延安成了众多革命者向往的地方。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日斗争后，对于延安怀着一股特殊的感情，写下了一首首歌颂延安，向往陕北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