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北陕北朋友多，
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南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
这是郭沫若作于1938年的《陕北谣》诗中的两段。于立群在《难忘的往事》一文中回忆道：郭沫若和毛泽东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10多年没有见面了。抗战爆发后，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阔别10年的北伐战友，那里是抗日救国的堡垒，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的这首《陕北谣》，表达了他迫切地想与毛泽东，与陕北的革命同志相见的心情。
据诗前序言：“立群有志赴陕北，作此赠之，时同在广州”，这首《陕北谣》原是郭沫若送给于立群的临别赠言，其间还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1937年7月，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第四天，去中国公墓凭吊流亡日本时结识的挚友于立忱。于立群是立忱的胞妹，从姐姐留下的遗诗知道，她与沫若之间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
不久，经友人的介绍，郭沫若认识了立群。第一次见面，他顿时感到惊异：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像个乡下姑娘。立群当时二十来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但对一般时髦气并没有丝毫的感染，对于抗战却很出力地工作。二人相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沫若后来做的《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之四）诗中这样描写道：
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
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从此他们经常见面，并相互产生了爱恋之情。沪淞战局的爆发，上海的文化工作者都在考虑着离开这个孤岛，有的计划北赴革命圣地延安。于立群也决定到陕北去读书。这时，郭沫若突然接到安娜的来信，得知她们母子备受拘禁之苦，方寸已乱。他劝立群先期取海道经香港，绕往武汉，再设法到陕北去。随后，他也离开了上海，准备转道香港到南洋去，向侨胞募款办报或搞其他抗战文化工作，连护照都办好了，还取了个“白圭”的假名。
郭沫若来到了香港，故地重游，徒增兴亡之感。他又想到南洋之行恐难有收获，不免又增加了几分惆怅。他很后悔，在上海时未能与周扬一同北上延安，假如到北方去，情绪会是完全两样的。他沉思着，烦恼中成诗一首《南下书怀》之四，表露了当时思念革命圣地陕北与延安的复杂心情：
遥望宋皇台，烟云郁不开。
临风思北地，何事却南来？
第二天，情绪正忧郁的郭沫若在街上与于立群、林林等人不期而遇。意外的惊喜，使他重新振奋起精神，对立群更增加了几分爱恋。他终于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与立群等人一起返回广州，筹备已在上海停刊的《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
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于立群正替郭沫若高兴着，郭沫若在同一天突然接到陈诚从武汉发来的电报：“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当时京沪失守，军事和政治的中心已经移到武汉，陈诚在那儿担任警备司令。郭沫若再三考虑后，决定到武汉去。一则中共已在武汉筹设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正在那里，自己未能北上延安，借此机会与阔别多年的领导和战友相见，正是机会；二则立群早就计划转道武汉到陕北去，这下正好陪她一起走。
郭沫若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立群，立群十分高兴。她是一个生性文雅娴静的女子，整天不声不响只是读书写字。由于从小受家庭的熏陶，认真学写过《颜家庙碑》，写得一手大颜字，而且还用悬肘。郭沫若从小也学写过颜字，深知悬肘走笔非用一番功夫不可。他为立群的书法已悟得颜真卿笔法的妙诀惊喜不已，身不由己也陪她写了几天大颜字。郭沫若在《在南岳避空袭寄怀立群》（之六）中描写这段生活：
学书腕力强，楷法甚堂堂。
彻底临《家庙》，崇朝胜过郎。
广东话把男女手挽手蹓马路叫“拍拖”。此时此刻，他们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拍拖”着了。6日晚上，郭沫若偕于立群离粤，很多朋友前来送行。夏衍与郭沫若握手告别后，又握住于立群的手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引起大家一阵爽朗的笑声，于立群羞得低下了头，郭沫若也一失往日的潇洒，不自然地憨笑几声。
别离的滋味是苦涩的。离开广州前，郭沫若心里知道，自己不可能马上去延安，而立群有志赴陕北，不仅要支持她，而且正好让她带去自己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和对延安友人的关切之心。他又想到就要与立群分别了，心中的依依惜别油然而生。在这复杂的心态下，郭沫若又一次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于是一首临别赠言《陕北谣》，在情人尚未离去时就已经吟咏而成。他在诗中咏道：
陕北陕北天气寒，
羡君此去如登山，
登山不至觉衣单。
陕北陕北多风沙，
风沙扑面君莫怕，
怕时难救我中华。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一块。
诗中表露的不仅是与于立群生死相爱的真挚感情，更反映出革命圣地延安在郭沫若心目中崇高的位置和由衷向往之情。
（二）
是的，“临风思北地”，这“北地”就是陕北和延安。那里有10年未曾见面的毛泽东，他正领导着人民“拯救祖国出牢笼”。
是的，10年了，过去的10年，对于毛泽东和郭沫若来说，都是不寻常的10年。
毛泽东已经从一个书生型的革命家，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一位在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人民领袖。忆当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共产党人“逼上梁山”。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之秋，担起了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任。他在与蒋介石血腥“围剿”的斗争中，练出了打游击的本领，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理论著作。毛泽东在指导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才华，令蒋介石这个在日本军事学校的留学生黯然逊色。他在三次反“围剿”中“以一当十”，多次击败蒋介石数倍优势兵力的进攻；长征途中，他略施小计，就让蒋氏忙得不亦乐乎。所有这些，在郭沫若这位军事上的门外汉听来，都像是传奇人物的经历，令他惊叹不已。
现在的毛泽东，已在陕北建立了坚强有力的抗日根据地，在日本人的后方建立了一块块“犬牙交错”的战场。毛泽东的“阵地”，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绿洲”与希望，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陕北、延安已成为革命的摇篮和象征，成为进步人们向往的地方。
10年来，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使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同样，过去的10年，对于郭沫若也是光辉的10年。
当年蒋介石的通缉，迫使郭沫若离开祖国。他在《跨着东海》中描写过当时的心情：“我真是个孤孤单单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在开船的时候，我望着沉默着的祖国，潸潸地流下了眼泪。”为了保存力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郭沫若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临行前，周恩来送来一笔生活费，郭沫若考虑到组织上也有困难，谢绝了。
在政治流亡的日子里，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文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这同样是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对于郭沫若的历史研究，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亲笔信（1945年）中曾热情洋溢地称颂：“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1941年）中对郭沫若流亡日本的研究工作，做过具体而高度的评价：“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他的海外10年，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10年内，他的著译之富，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许多真实。”
革命领袖的赞颂，郭沫若是当之无愧的。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史学新纪元。此前，李大钊已经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但真正构建起中国历史科学大厦的是郭沫若。
在此我们更应看到，毛泽东称赞郭沫若的历史研究“有大益于中国人民”，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的。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革命暂处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以“中国国情不同”为由，大肆诋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反对中国革命。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还适合不适合中国？这成了中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郭沫若虽然人在异邦，但心系祖国，人在书斋，心系革命，他没有忘记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郭沫若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指马克思主义）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觉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而来。因此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跨着东海》）
郭沫若正是用自己的研究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马克思主义完全适合于中国。他通过中国具体的历史实际，驳斥了对唯物史观的各种污蔑和歪曲，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不少进步青年正是在阅读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走向革命之路的。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20年代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郭沫若则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结合起来，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真理。显然，郭沫若的研究与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十分有益于中国革命。
流亡海外的郭沫若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以后，对民族的危机十分焦虑。1932年冬，郭沫若作《相对一樽酒》诗道：“相对一樽酒，难交万斛悉。乍惊清貌损，顿感泪痕幽。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人归欲上路，冰雪满汀州。”诗中已隐约流露出想归国的愿望，但由于白色恐怖，这一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1935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郭沫若在须和田的家中接待来访的朋友。他们从红军反“围剿”谈到长征北上抗日，从东北沦亡谈到华北危急，心情十分激动。郭沫若一跃而起，大声说道：“这样的形势，我们不能置身世外呀！”随即挥毫成诗一首：“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充分表达了渴求早日归国，为中华腾飞而斗争的强烈愿望。然而，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具备，郭沫若只能忍受痛苦的煎熬。
1936年春，郭沫若的友人林林从国内寄到日本神保町青年会的书报里，得到一份印在红纸上的《八一宣言》，是我党在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组织抗日联军，成立国防政府。他立即赶到郭沫若家中。很久没有党的消息了，郭沫若非常兴奋。
后来，“左联”东京支盟的同志约请郭沫若写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开始，他对这一口号表示过怀疑。他觉得，那时的“国”是蒋介石统治着的，他当年声讨蒋介石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影响尤在，他对蒋介石憎恶极了。但经过几天的思考和对《宣言》精神的体会，他认识到当时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的“国”，而不是蒋介石个人的。他又听“左联”的同志讲，这一口号是经党决定而提出来的，因而便表示：“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拥护和宣传这个口号。
做党的喇叭，多么形象而贴切的比喻！郭沫若正是凭着这一精神，接连写了《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苗的检阅》等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批驳了认为搞统一战线是“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的极“左”观点，号召进步作家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些文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充满了爱国救亡热情，体现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利于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郭沫若在日本时期，还写了一些自传，如《我的童年》（1928年）、《反正前后》（1929年）、《创造十年》（1932年）、《创造十年续篇》（1937年）、《北伐途次》（1933年）等。郭沫若试图通过自己丰富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正是在《创造十年续篇》中，他记述了与毛泽东在广州的相识。毛泽东也读过不少郭沫若的自传，如称赞《反正前后》对辛亥革命前后情况的真实描写，“和我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引为知音。
1937年5月下旬，郭沫若接到好友郁达夫来信。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回国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蒋介石“有所借重”的，是郭沫若在海内外文化界的重大影响。日本元老、前首相西园寺公一望曾经对郭沫若的研究十分看重。于是，国民党亲日派误以为郭沫若与日本上层人物什么特殊关系，可以利用郭从中做工作。陈布雷也向蒋进言：“郭沫若是日本通，我国抗日理应借重他。”
蒋介石终于同意撤销长达10年的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郁达夫在得到消息后，迅速转告了郭沫若，使急切盼望归国的郭沫若心花怒放，激动不已。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归心似箭的郭沫若如坐针毡。由于日本当局对他的监视，他只能一人秘密回国。7月14日，他赋诗夹隐语致友人托买船票（即《归国杂吟》之一），表达了“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渴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抗日洪流的心情。
24日夜，郭沫若在即将离别安娜和孩子们的前夕，于枕上用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原韵，和泪吟成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努力，同心同德一戎衣。
此即《归国杂吟》之二，诗中倾注了郭沫若归国抗战的满腔赤诚。
25日凌晨4时30分，他为不引人注意，穿着和服和木屐，悄悄从家的后门走出。他身上只带了5毛钱电车费，时候尚早，还没有电车，于是步行了两站路，才坐上北上的头班电车。到达东京时已经5时30分，在朋友的接应下赶到横滨，借换了不大合身的西服和鞋袜。9时30分，又由朋友陪同，乘“燕号”特别快车，下午5时30分到达神户，改乘加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轮船，乘风破浪，奔向祖国。
郭沫若一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和夏衍等人创办起了《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他们宣传爱国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一时间影响很大，充分发挥了人民的喉舌、党的喇叭的重要作用。他人在上海，但总是关注着陕北的情况和友人。当一位来自延安的同志说到老友成仿吾缺少生活用品时，郭沫若特地拿出100元，托他买了一条丝棉被、两套毛衣裤和一枝派克钢笔，带交成仿吾。
9月下旬，蒋介石电召郭沫若去南京晤面。对于郭沫若，这是一件感情上觉得很别扭的事，他向往的是陕北，盼望见面的是人民领袖毛泽东，怎愿意去和自己10年前讨伐过的蒋介石会面？周恩来给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争取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劝导他一切以大局为重，使他理解去南京的必要性。
在南京，蒋介石以“格外的和蔼”和“相当的职位”拉拢他留下来，郭沫若都婉言拒绝。在宁期间，他还拜访了叶剑英、叶挺、博古及国民党的一些要人。叶剑英和叶挺是北伐时的革命战友，一个在八路军后方办事处，一个在筹备改编新四军。郭沫若在拜访中了解到不少陕北的近况和友人的消息，真想到革命的圣地去和他们并肩战斗。
返回上海后，他很感激周恩来的劝导。他对夏衍说：“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当然，这不仅是郭沫若个人的胜利，而是作为“党的喇叭”，在国统区争得合法地位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我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
（三）
沪淞战局爆发后，郭沫若辗转香港、广州，并因陈诚的电召而到了武汉。叶挺此时已在武汉，当郭沫若和于立群到达的第二天，他把郭沫若夫妇接到太和街26号新四军筹备处去住。老友重聚，分外高兴。
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已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担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在酝酿人选时，周恩来竭力推举了郭沫若。由于陈诚等人在人事安排上耍花样，引起了郭沫若极大的不满，不肯就职。周恩来一再与他倾心长谈，最后推心置腹地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周恩来还不放心，又给郭沫若亲笔写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周恩来”以前，周恩来给郭沫若的信，都是以“沫兄”、“沫若兄”相称，落款自称“弟豪”、“弟恩来”。而此次以“同志”相称，落款写姓名，这表明事情的严肃性。周恩来是希望他要有革命的理智，不要感情用事。纸短情长，郭沫若拜读再三，思想豁然开朗，终于走马上任。
当时，郭沫若是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公开参加抗日民主活动的。他一回国，就已经恢复了党籍。他本不愿意党外人士身份的寂寞，如今还要到国民政府里去做事，因而他向周恩来请示：“让我以公开党员的身份进行痛痛快快的工作嘛！”周恩来劝他还是要从大局出发，耐得一时的“寂寞”，因为以现在的身份出现，更利于团结广大的进步人士，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郭沫若服从了党的决定。作为中共特别党员，他暗中受党中央长江局周恩来等少数负责人直线领导，不过组织生活，不与任何地方党委发生关系。
就这样，郭沫若重新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进入第三厅，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传阵营，宣传抗战、募捐资金、慰劳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当武汉汇集了众多文化工作者时，郭沫若又根据党的指示要把集中的文化力量分开，鼓励大家把文化触角尽量伸向战区，伸到前线去。他向周恩来请示，除了把孩子剧团留在后方流动演出外，把三厅直属的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日宣传队，全部分散到战区去。
据当年在演剧队工作的吕复回忆，他们对党给演剧队的任务和郭沫若把各演剧队派到战区去的打算理解不深，还常闹些思想问题。一次，他和郑君里带了一份报告去见郭沫若，反映他们的演剧队希望出发到西北战区去，以便就近转入延安的要求。
郭沫若很生气地对他俩说：“你们都要去延安，这里的工作谁做？”然后，又仔细地向他俩传达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要他们懂得应该带领演剧队在国统区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这一党的主张，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和占领文化宣传阵地的重大意义，耐心地解决他们不愿意在国统区工作，一心一意要去延安的思想问题。
其实，同志们要去延安是可以理解的。“陕北陕北我心爱”的郭沫若正是在周恩来的慰勉下，认识到，到反动阵营去工作、争取合法地位的重要性。他清楚地知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与毛泽东领导的陕北等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缺一不可的。因此，郭沫若心向往陕北，人坚持在国统区的斗争，并教育身边的同志们安心国统区的工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在陕北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毛泽东。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第三厅的工作更加难于开展。武汉失守，政治部撤退长沙、桂林，又转到重庆。
1938年12月27日，郭沫若在“一别夔门廿五年”后，携于立群回到了山城重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他对蒋介石钳制和刁难第三厅抗日宣传工作的种种行为极为愤怒，在一首《有感》诗中写道：
相煎萁豆何犹急，已化沙虫敢后艰？
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
“朔郡健儿”正是指毛泽东领导下的陕北抗日健儿，郭沫若多么想摆脱“相煎萁豆”的困境，北出潼关，投身革命圣地延安啊！这是他多年来在许多首诗作中反复表示过的强烈愿望。
当然，郭沫若知道，国统区的进步文化工作需要他。周恩来不是长期工作在国统区，与国民党蒋介石巧妙周旋吗？的确，郭沫若始终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比喻为“一棵擎天大树”，向他学习，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