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关系而存在”。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象掉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似乎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不仅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虽然这一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抽象的、简单的、一般的，不可能用它来直接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但它却是马克思整个经济科学大厦的基础，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在评价李嘉图时指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这一段话用来评价马克思第一种形态的劳动价值理论，也是完全适用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内容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至第三卷的第七篇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剩余价值学说，其特点：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象掉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了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的经济生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一开头就指出：“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性。马克思在1860年9月的一封信中指出：“希望在复活节以前能出版第二部分（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资本》———引者）……这决不是出于我内心的要求，而是因为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而且，我在那里所叙述的关系比较具体”。马克思把《资本论》的出版看成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主要是指劳动价值理论第二种形态的内容。
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就应该包括上述两种形态的内容。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艺术的整体”。但是，提出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其依据何在？笔者认为：
首先，这一划分符合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事物一样，也经历了从产生、不发展到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发展阶段称为初级阶段，把比较发展的阶段称为高级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研究，资本这一概念还没有出现，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复杂因素也都暂时撇开了，这一“纯粹状态”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初级阶段大体相适应的。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开始，货币开始转化为资本，资本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角，与资本有关的各种复杂因素也依次进入马克思研究的视野，这一复杂状态是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大体相适应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经济学手稿中多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生产价格时指出：“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当时，有的学者对此持有疑问，甚至认为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说是一种“假说”和“虚构”，恩格斯明确指出：“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因此，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正是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历史发展过程的“思想反映”，逻辑和历史是相一致的。
其次，这一划分是马克思总结古典经济学派理论上失误的教训的结果。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代表人物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他们力图透过竞争的表面现象，探索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寻求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研究并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他们的学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和个人学识上的局限，他们未能把正确的理论贯彻到底，最终陷入了理论困境，使学派走向解体。以大卫·李嘉图为例，马克思指出：“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推测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实际上，这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从阶级局限方面说，李嘉图“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从李嘉图著作本身来看，在头两章中，李嘉图就“把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而也把被阐明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同它们的原则即价值规定对质，查清它们同这个原则直接适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查清它们给商品的价值关系造成的表面偏差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一方法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理论研究进入了死胡同。马克思指出：“怎样单纯从商品的‘价值’规定得出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甚至一般利润率，———这一点对李嘉图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他预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么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因为李嘉图不是从价值规定本身出发来阐述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而是承认那些与劳动时间无关的影响决定‘价值’本身……并且有时使价值规律失效，所以他的反对者如马尔萨斯之流就抓住这一点攻击他的全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不再适用于‘文明’时代了。”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李嘉图的理论失误在于运用劳动价值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时，没有分两步走，而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把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和具体形态搅和在一起，最终没办法走出困境。
再次，这一划分体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早在 1857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有二种可供选择：一种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如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分析开始；另一种是从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价值、货币等分析开始。马克思认为，第一种方法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事实证明这一方法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存在明显缺陷。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法。”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在详尽论述了劳动价值理论抽象形态的一系列规定后，遵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李嘉图学派遇到的四大难题，拟放在以后的具体分析中逐步加以解决。如：已知劳动力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论证工资。雇佣劳动学说将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这个问题在研究资本时解决；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的？这个问题在竞争学说中解决；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么，不包含劳动时间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将在地租学说中解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以劳动价值理论的抽象形态为基础和出发点，在第一卷第二篇至第三卷的各篇章中，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逐步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解体的若干难题，揭开了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变革。马克思曾批评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看问题的错误方法，并说明《资本论》中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的好处，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像后面说的这样，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那我就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相反地，这种方法有一种好处，它可以到处给那些家伙设下陷阱，迫使他们过早地暴露出他们的愚蠢。”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劳动价值理论具有抽象和具体两种形态，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依据。我们今天要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就应该摆脱传统的偏见，换一个新的视角，以劳动价值理论的两种形态作为出发点，并结合新的历史实际，加以继承和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第 219页。
-兼评“生产要素价值论”
-陈光耀-
进入21世纪，理论创新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新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急切进行探索和研究。如何深化对劳动和劳动力价值论的认识，便是当前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近些年来，报刊上发表关于劳动和劳动力价值理论研究的文章不少，作者看法不一，分歧较大。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人，自诩或被誉为“著名经济学家”，竟然亦将19世纪初期以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提出的三要素（资本、劳动、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重新抛出来，散步“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资源贡献价值论”等谬论，企图以此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见，在对待理论创新的问题上，也有一个是否坚持和正确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要深化对劳动与劳动力价值理论的认识，我们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是人类一般抽象劳动。这是马克思与以前一切时代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价值理论上的根本区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确认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但是他们并不懂得生产商品劳动的特殊性以及它和商品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