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才-
（一）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制度背景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而推动这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主要有：
第一，由集体经营到分散经营的家庭承包制的经营制度变革，是推动我国农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制度基础和制度保证。
家庭承包制实行后，农民拥有了比较大的自主权，拓展了农民行为选择的空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拥有自主权后的农户，在追求收入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很自觉地将自己拥有的资源配置到能带来高收益的生产活动中去，而反映在农业结构上，便是那些能给农民带来高收益的产业得到了更多的资源配置，获得了较大发展，资源在农业内部各产业中配置的不均衡，必然引起农业结构变动的不均衡。因此，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以及农民自主权的获得，便为其后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化准备好了制度条件，没有农业经营体制的根本性变迁，就不可能有其后农业的大发展和农业结构的大变化。
第二，农业的市场化改革，使农业发生了由原来根据计划安排生产到现在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的重大转变，而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引起农业结构的变化。
计划体制下，农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政府计划安排好的，市场对农民的生产基本上不产生影响，农业结构也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而80年代之后的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被逐步推向了市场，加上承包制后农民自主权的获得，使得农民不得不紧跟市场需求的变化来安排生产，否则，不仅将影响其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而且很有可能使其面临增产不增收的亏损局面。一般而言，市场需求的变化总是与居民的消费水平变化相关联的。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相关消费理论，伴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将不断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产品消费的数量扩张逐步下降，而对农产品消费的质量追求却不断提高；二是直接的食物消费不断下降，而间接性食物消费却不断增加；三是主食消费不断下降，而副食品、蔬菜水果类农产品的消费却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反映到市场上便是农产品需求价格的变化，这样，农产品价格的变动便直接决定了农民所有资源在农业内各产业间不同的配置，农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三，农产品分品种渐进改革导致了不同品种的发展水平及其在农业结构内地位的变迁，使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动与政府在农业政策上的创新快慢及安排先后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总体上，农产品分品种渐进改革推动了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采取了分品种渐进推开的方式，对有的品种还实行了双轨制。具体而言，对需求弹性较大的水产品、畜产品、水果和蔬菜等农产品，先行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对需求弹性小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粮棉等大宗农产品，采取国家定购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运行。其中，粮食价格实行双轨制，即国家收购粮食部分由政府定价，国家收购以外的粮食价格随行就市；棉花仍是由国家统一定价，统一经营，不放开市场。在这种改革中，虽然同时存在市场和定购两种调节方式，但市场机制对农业生产起了决定性作用，农户的生产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两种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下，农业内部各部门在效益上存在差异，如从事水产品、畜产品、水果、蔬菜等生产比种粮种棉的比较收益明显要高（以1994年为例，粮食亩减税纯收益为 72.8 元，棉花为159.38元，苹果为817.98元，柑橘为881.41元）。这种生产效益上的差异，则必然引起资源的重组和结构的变化。
第四，农村工业化政策及农业产业化政策的制度供给，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
建国之后，我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业化浪潮，其中第三波工业化浪潮发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强调“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乡镇企业获得了极大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这不仅刺激了农业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动，那些乡镇企业需求量较大的相关农产品产业得到了较快增长。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的第三波工业化成为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据统计，从1978年起的18年间，狭义农业中粮食所占产值份额下降了 24个百分点，非粮食作物份额迅速上升；广义农业中种植业所占产值份额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而林牧渔业份额却迅速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加快，呈现勃勃生机，农业产业化主要表现为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等特征，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由牵头单位与农户建立契约关系，组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经济共同体。农业产业化的推行，缩短了农民与市场的距离，减少了农民独创市场的风险，相对固定了农民从事投入和生产的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一般都是有较大市场和较高利润的，这对解决农产品市场实现和农民增收问题无疑是有较大作用的。此外，农业产业化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发展，促进了我国农业结构向市场优化的方向发展。
（二）个案分析：制度变迁与粮食结构的变动
我们这里所谈的粮食结构，系指谷物、豆类、薯类三大类的构成。虽然粮食总播种面积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所占份额是相对下降的，但粮食作物内部的豆类、薯类等杂粮的播种面积则在稳定地增长，并且谷物内部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很大变化。
制度变迁对粮食结构变动发生影响的“制度”是多方面的，首先看价格制度变迁对粮食结构的影响。1979 年国务院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时起提高 20%，超购部分在统购价格基础上的加价幅度，由原来的 30%调整为 50%。全国六种主要粮食平均统购价格，由 50 公斤 10.64 元提高到12.86元，实际提高幅度为20.86%。
1979年统一调整收购价格和超购加价幅度后，提高幅度超过平均水平的小麦、籼稻、谷子、玉米等的产量明显增长较快，而在这次调价中低于平均水平的则增长较慢。如大豆，则年产量此后一直徘徊在75亿公斤左右，供求矛盾突出。1981 年国务院决定：将大豆统购价格提高50%，即达到每50公斤34.5 元。大豆的提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播种面积和产量在当年迅速有了明显提高，该年比上年产量增加了 18%。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大豆播种面积扩大过多，挤了其他粮食播种面积的情况。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产品不同阶段，不同品种的不同的价格制度安排对我国农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其次，政府阶段性的农业政策制度安排对粮食结构的变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1995年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后，各地普通重视粮食生产，粮食作物内部结构也发生着显著变化。
如1999年，受价格政策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农产品产量与1998年相比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中负增长的为粮食、棉花、甘蔗等，而正增长的为油料、油菜籽、水果等，各增长了12.4%、20.5%、11.9%。其中粮食内部结构中的春小麦、籼稻等由于质量低劣、需求量下降而明显减产，而另一方面优质粮食，诸如绿色粮食等备受欢迎因而产量增加。国家阶段性的政策安排无疑促进了粮食结构的优化。
最后，一些非直接的制度安排也影响着粮食结构的变动。非直接的制度安排对粮食结构（或农业结构）的影响，有些会立刻显露出来，有些则需要个过程。如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不断发展，大批的劳动力进入到了非农产业，反映到对粮食结构变动的影响就是：粗放经营、劳力投入少，相应地粮食结构中需要精耕细作，而又需要劳力密集的，如水稻的种植就必然减少，而农村工业化最为迅速的 90 年代中期前的统计资料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三）几点总结
1.改革以来，对我国农业结构发生至关重要影响并起着决定性推动作用的是相关的制度变迁，不论是从农业结构变动的背景制度分析，还是从特殊的个案分析，我们都不难看出制度变迁对农业结构变动影响的痕迹。
2.直接、非直接的制度安排都影响着农业结构的变动，因而，这便要求不论是直接的制度安排还是间接的制度安排都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符合经济结构、农业结构优化的规律，否则就难以保证和推动农业结构的合理发展。
3.既然制度变迁成为影响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那么能否保持相关的制度持续供给就成为决定经济结构、农业结构能否持续合理优化变动的关键，因此，探寻经济发展规律，持续供给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4.就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结构变动而言，之所以做出了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更多地应归功于自下而上产生的强烈的制度需求。一般而言，制度需求总是产生于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而在制度供给相对比较充分的情况下，社会要做出正确合理的制度安排，其难度可谓不小，需慎之又慎。
5.我们认为，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都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变动，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更大意义上就是著名经济学家 T· W·舒尔茨定义的“制度”，他认为制度是用来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它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就执行经济功能部分而言，制度是某些服务的提供者，它们应经济增长的需求而产生。同样，我们认为，影响农业结构变动的制度也是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
6.一般而言，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更易于促进农业结构的合理变动，而供给性的制度安排则相对较困难，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更多的制度安排应该是供给性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后农业结构合理与否的关键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超前的、合理的制度供给。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