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春苑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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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附师院学校1993杨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剖析

一、战争的主要起因

杨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纳粹德国有了下列各条件而发动的:

a。为复第一次大战战败的仇恨;

b。为具体的经济利益的获得;

c。为求政略上的发展;

d。为世界霸权的争取,所以先发制人,以摧毁一切可能的抵抗中心。”

“归纳以上四点,即是实现第三帝国的美梦。”

由此,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得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次总较量。战争后期,十月革命胜利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帝国主义面临人民革命的威胁,都想赶快结束战争,以便腾出手来镇压革命。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11月3日,奥匈帝国投降。德国在内外交困之下,11月11日晨,在法、德边境康边森林的雷通车站,德国代表到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的列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被迫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杨杰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的矛盾。“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都在互相磨擦之中。”

杨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剖析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从德、法两国来看,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法国志在报仇雪耻,用泰山压顶的力量,放在德国人民的身上。用意就是要把德国压制到底,使德国永无反抗之日。“法国的这种做法,是对德国民族、国家了解不够而造成的。”当然,德国以前曾压迫法国过甚,可是采用报复行为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都知道,德国这个民族在俾士麦时代,全国人民曾经经过严格的训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感非常强。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失败,杨杰认为“这可以说是政策的、军事的失败,对于民族思想、民族力量,还是不可漠视。”而法国对德国的办法就是偏偏忽略了这一点,法国只知道雪耻报仇,用泰山压顶的力量来压迫德国,这样的结果,使德国对法国的仇恨又滋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经历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德国又得了一番很好的经验。而且凡事都是压迫愈甚,反抗的心理愈增强。

法国对德国,就连一些形式上的事情也不愿意放过,在处置德国的巴黎和会上,法国以东道主的身份,有意选择了凡尔赛这一地点,因为这是四十八年前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在凡尔赛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现在以此地签订条约作为报复。

凡尔赛和约多达440条,其内容十分苛刻:关于领土问题,和约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取得了萨尔煤矿的开采权。萨尔区则由国防联盟代管十五年,期满后经过公民投票决定基归属。莱茵河左岸地区由协约国占领十五年,右岸五十公里为不设防地区。关于赔偿战胜国的战争损失,后来决定同盟国集团赔偿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绝大部分由德国承担,法国就分得了其中的52%。

战胜国对德国及其盟国所签订的这一系列和约,正如列宁所指出:“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

杨杰说:“从凡尔赛条约以后,国际上产生了欧洲政治冲突的现象有三:一个是’国际联盟‘,所谓集体安全制度,即英、法两国维持现状之工具,换言之执行凡尔赛条约之机构也;一个是受压迫最甚的德国民族,因压迫过甚,于是有极端的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之德国国社党之产生;一个是俄国自1917年10月大革命成功以后,共产主义之产生,英法非常害怕,积极防备共产主义,自1918年到现在,这三个现象,隐然成为三个政治冲突的因素,互相磨擦:或用国防联盟压迫战败国,或用法西斯主义反抗战胜国,或组织防共战线,这样磨擦,当然世界就不安了。”这样,杨杰就具体全面的概括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埋下了。事实上,他分析的这三种政治冲突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符合历史的实际。

可是,当时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使美、英、法、日等战胜国,完成了战后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新体系而友好和平。

这些政治评论家就是只从表面上看问题,而没有看到帝国主义战胜国之间,战胜与战败国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矛盾,以及杨杰所分析的三种政治冲突,决定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绝对不可能长期稳定。因而,在各国人民反对下,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逐渐打破了这种体系的“均势”,加上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德、日法西斯对外侵略的猛烈冲击下,维持不过十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便彻底破产了,从而导致帝国主义重新争夺世界霸权的新战争。正如斯大林所指出:“各战胜国之间并没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装的和平,只有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

尽管凡尔赛条约对德如此的苛严,但是,资本主义更怕共产主义,因为他们认定共产主义才是他们的死对头。不久,英美为了把德国变为重要的反苏基地,不惜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在经济上扶植德国,又在政治上抬高德国,这就必须调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满足法国对保证其东部边界安全的要求。于是,英国在美国支持下,推选欧洲“均势”,撮合德、法接近,改善关系,于1925年10月5日至16日,策划了洛迦诺会议,法、比、德、英、意签订了互相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以及德法、德比、德波和德捷伸裁条约。五个条约总称《洛迦诺公约》。资本主义政治评论家们认为公约“巩固了欧洲和平。”实际上,这个条约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暂时妥协的产物,是他们之间实力变化的反映。它不但未消除,反而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的争夺。德国却在洛迦诺会议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加入了国际联盟。

此时,德国为什么要加放国联呢?

杨杰认为:“因为他战后非常穷蹙,一面招架,一面调整,恢复自己的力量。”

英、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杨杰认为:“一方面维持欧洲现状,一方面抵制共产主义的发展,这样,他们认为他们的产业永远不会受到威胁了。”可是,虽然英法处心积虑想维持现状,结果不能长久。所以,1931年日本乘列强在欧洲的争夺以及利用他们害怕苏联的心理,就在远东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

杨杰认为:这时英法本应实行国联盟约和洛迦诺公约,制裁日本,这样,世界和平才能保障。但是,当时英法并不这样做,他们认为国联盟约是他们的御用品。要制裁日本,随便说说,日本不会答应,一定要用武力,用武力自己就要发生许多困难,所以不敢制裁;还有一个原因,英国以为中国自己不能抵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同时在西方怂恿德国,作抵制苏联的急先锋。达到东西两面夹攻苏联的目的。希特勒看透了英、法的用意,于是利用民族的心理,推翻凡尔赛条约的压迫,为此,他亦隐隐约约的迎合此种心理,以引诱英法的妥协,恢复自己的力量。

南欧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自从执政以后,内部实现法西斯政治,积极整顿对外,起而角逐,遂取得阿比西尼亚。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之后,英法很为着慌,要利用盟约制裁,各国却认为,国联威信已扫地,对意大利之制裁多不起劲,结果制裁失败。英法更加恐慌,也知道国联不中用了,于是,只发想出一个以敌制敌的办法。法国和俄国结合,成立法苏协定,同时邀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

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杨杰认为:他就是想推选共产主义,伸张国力到国联。双方互相利用。

可是,双方的利害、主义思想都不相同,彼此都是同床异梦,此后德国不断侵略,意大利也不断侵略。西班牙事件发生后,德意都派兵到西班牙,短兵相接,英国处处拉拢,处处妥协,于是又有苏台事件。英法看到国际联盟没有法子了,共产主义又一天天发达,只好向德国让步,于是在明兴地方开会,张伯伦与希特勒两人一见之下,简直是相见恨晚,希特勒善为说词,一张嘴天花乱坠,说得张伯伦高兴得不得了,于是订了明兴协定。

张伯伦回去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非常靠得住,以后不会再有什么要求了,是一个很诚实的政治家,于是国会批准了协定。明兴协定批准还不到两个月,希特勒竟将捷克整个并吞了。英国只好用了三十万金磅的国防准备,法国也赶紧起来备战,添设飞机工厂,增加军需生产,以备与德国一搏,接连的但泽事件又发生,张伯伦看见大势不好,于是又想以敌制敌的包围策略,想以英法苏同盟来掌握欧洲和平。苏联虽然觉得明兴四强会议不要苏联参加,现在又要利用苏联,究竟他们有诚意来维持欧洲和平吗?姑且接受英法的请求,于是,英、法、苏在莫斯科举行谈判。

这时,中国正在抗战,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扩大,中国也能参加,建设整个的世界和平,可是英国不肯,他说,这个谈判不包括远东问题在内。中国的要求遂遭到英法的拒绝。

很显然,英法之所以拒绝中国的要求和提议,就是英法对苏联仍怀有鬼胎,他们还是不放过苏联,不放心苏联,还是想利用日本到相当时期牵制苏联,因而放纵日本的侵略行动,由于英法怀着这种鬼胎和苏联谈判,谈判必然陷于僵局。

聪明的希特勒也看透了英法的心思,英法反而被他利用了。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希特勒急切地要求同苏联迅速达成协议,为此,他不惜作出一系列的让步。斯大林面临错综复杂的外交形势,为了避免苏联陷于德、日腹背夹击而又没有任何外援的险恶处境,当机立断地作出同德国谈判的重大抉择,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对于苏德条约的签订,杨杰说:“这个协定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呢?这很难说。这是苏联打破罗马、柏林、东京轴心的策略,同时自己不愿滚入战争的漩涡,这是很明显的。”这说明他对希特勒所玩弄的伎俩本质是比较了解的,对斯大林果断地处理形势的策略也是有认识的。也说明战争的对象是可以转移的。只要希特勒不让他的猪嘴拱进斯大林的菜园,问题还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从杨杰对以上形势的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出欧洲形势纷繁错综,特别是奥地利、捷克、阿尔巴尼亚相继被并吞后,真有浓云蔽天,暴雨欲来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但是,为什么还能苟安一时,没有马上酿成世界大战呢?除了兵凶战危,各有顾虑外,杨杰认为还有下面几个原因:

从德意轴心看,德意名为同盟,对外政策并未一致。远之如德之并奥,意大利实有难言之痛。近之如意之并阿尔巴尼亚,而促进土耳其与英法合作,德又启阻其南下之忧,意见两歧,已肇罅隙,且内部财政之困难,原料之缺乏,以及人民反战空气之蕴积,随在皆形脆弱,设英法苏之阵线完成,更有楚歌四面之顾虑,故以希特勒、墨索里尼之雄心,犹不得不审时观变,待机伺隙,择其可噬者而噬;未敢与英法作正面之冲突也。

从反侵略阵线看,德意虽无意与英法作正面之冲突,然要求殖民之狮吼声响彻云霄,对中欧及巴尔干各小国,时怀恶意,都给英法无限的威胁。英法为增强壁垒及操胜算计,自不能不盘马弯弓,积极进行所谓反侵略阵线,但是,英法合作虽已水到渠成,而英、法、苏谈判究难银河直泻,原因英对德一再让步,姑息养奸已难辞咎,而法又以种种关系,处处须仰英鼻息,一失战后盟主之地位,能否毅然坚持强硬态度,苏联不能不考虑。且此次谈判英法于波兰、罗马尼亚外,未肯保障波罗的海各小国,而苏联则坚持如苏尼亚拉、多维亚、爱斯多尼亚等不在保障之列,即非平等同盟之道。加上最近英国国家银行应德国请求,将捷克前存现金全数缴德。这样,即使三国同盟勉强成立,各小国是否深信不疑,竭诚拥护似系问题;德意更是从中挑拨离间,事齐事楚,未可定论,盟约力量亦难尽量发挥。

从集体安全组织国联来看,这是最理想实行集体安全的组织,但是,国联本为欧战后英法操纵欧洲政治机关,自阿比西尼亚、奥地利、捷克、阿尔巴尼亚以会员国地位被并吞后,国联威信已沦破产,空洞之集体安全更无存在之可能,故英法以主要会员国地位,或以进行个别外交为主,其欲牵制欧洲问题则联络美国,此外,英法与德意如各有单独接洽也没有请教于国联。至于远东问题,除德、意、日互为犄角遥相呼应,以牵制英、法、苏。中国若在国联中寻求援助,则水月镜花,必无所获。

杨杰认为,由于上面他所分析的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虽然世界形势之紧张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可是山雨终究还未来到,也就是世界大战爆发还有苟安一时的原因。然而,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终究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德国一心要剥英法的皮,要霸占世界,英法不甘丧失自己盟主的地位和皇冠上的珍珠,日本帝国主义一意欲以支那为基地,争霸世界,中华民族不甘沦之,要求独立解放,世界大战终究是不可避免。

从上面杨杰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可以明显地得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埋伏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特别是法国,对付以德国为首的战败国,采用泰山压顶之势的不平等条约,压迫德国,给了纳粹党希特勒等利用德国民族复仇主义的机会,以发动世界大战,争霸世界。

其次,英法争霸欧洲,相互矛盾。英国为了巩固他第一把交椅的地位,他要德国牵制法国的后腿,因此,处处纵容德国。德国使驻莱茵的驻军撤退,拆散了协约国的联合阵线,加入了国际联盟,使赔款的数目减少,恢复了经济的自主,加上萨尔煤矿的归并德国,于是,希特勒就撕毁了凡尔赛条约,解除了德国的枷锁,使德国很快地得到复兴。

第三,德国的军备在形式受到了限制,而它的国防建设却在大战结束后就早已秘密的开始而且逐渐完成。因为德国以民族复仇精神,优越的科学技术,灵活的外交手腕,集中全力,复兴国家。他们用小巧玲珑的袖珍舰代替大战斗舰,用发展大规模的民航,代替空军建设,用无限制地扩充党军,训练警察,代替庞大的正规陆军。相反,法国人民没有坚强的斗志,怕打仗,只是赶紧完成他们的马奇诺防线来避免战争,结果,希特勒却集中了兵力突破比利时的列日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去闪击巴黎,使坚固的马奇诺防线,根本失掉了效用。

第四,苏联经济的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于是,英法就从囚笼中把德国放出来,去抵制苏联,这也就是英法纵容德国的根本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弄得苏联气息奄奄,岌岌可危,苏联采用了新经济政策,并利用了德、美等国的一大批技术家解决苏联的技术问题,1928年—1933年的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发展成为一个大工业国,这下子,不仅英国发了慌,法国也发了慌,因此,处处纵容德国,德国也看透了英法的心理,于是便高举反共的大旗,大投英法之机,并且以此处处赖债要挟,猛力复兴国力。结果,希特勒吞并了捷克,准备进兵波兰,英法看大事不好,又转过来赶快派代表到莫斯科去拉拢苏联,希特勒更聪明,便趁英法代表举棋不定之际,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安定了东西,便对英法开始作战。这便是栽桑养虎,虎大伤人,自食恶果的下场。

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一些具体因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已经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帝国主义国家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几块殖民地而已,它已经发展到法西斯主义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奴役世界人民的战争了。

二、战争的性质

杨杰说:德国纳粹党发动战争的性质“不仅是为具体的经济利益之获得和政略上的发展,乃是为世界霸权和先法制人以摧毁一切可能的抵抗中心而动作”,这一切既是“实现第三帝国的美梦”。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问题,许多人多半从具体的经济利益之获得和政略上的问题来分析,也就是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杨杰在肯定了这些原因之后,却能进一步深刻地分析到是法西斯为了争霸世界,奴役世界的问题。

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美英垄断资本的大力扶植下,德国经济力量很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1929年,德国工业产量已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而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到1938年,德国的钢、铁、铝、电力生产都大大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在巴西、乌拉圭等国,已排挤了美国而跃居第一位。德国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增长,显着地改变了资本主义大国的力量对比。特别是法西斯上台后,积极扩张军备,疯狂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妄图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

意大利和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分赃太少,不满于凡尔赛和约和华盛顿会议英、法、美强加于它们的限制。意大利力图夺取英法在北非的属地,在地中海建立一个“罗马大帝国”。日本想独占中国,把英美势力排挤出亚洲和太平洋,建设自己的霸权。

美国则欲凭借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发展起来的经济优势,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

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杨杰认为:

法西斯主义国家需要战争。

希特勒需要战争。他把尼采的教条挂在嘴巴上:“爱和平吧,因为和平是下一次战争的准备,短时期的和平是比长期的和平更可爱。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而要战争。”

墨索里尼需要战争,他说:“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和适用性,故法西斯主义反对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在牺牲的烟幕之下,实隐藏着否认努力而倾向怯弱的素质。惟有战争能使人类的精力达于最高度的紧张,能在不畏惧战争者的身上给以高贵的确证。”

日本天皇所遗留下来的永久国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企图保持现状的民主国家反对战争,所以英美是不需要战争的。他们一天到晚呼吁和平,忙着开会。今天召集伦敦会议,明天召集华府会议,后天又召集海牙会议,九国公约啦,非战公约啦,海军协定啦,国际联盟啦,反侵略大同盟啦,翻了许多样,弄得有声有色。罗斯福相信世界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八需要战争,人类的幸福,只有在永久的安定与和平之中才能得到。

然而,英美终于被这百分之八需要战争的家伙拖到战争的漩涡里面了。

苏联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的,和平也好,战争也好,斯大林曾经说过:“如果有人让他的猪嘴拱进我们的菜园,我们就要给他以无情的打击。”

不管人们的主观意志怎样?纳粹党却叫嚷:“除非国社主义的新秩序扫荡了全球,世界决不会有和平。”“新的和平将使德国成为全球的主人。”

民主国家的领袖说:“击溃希特勒主义,消灭法西斯。”

可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只有两种角色,侵略者和反侵略者,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侵略者的愿望是要“征服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类做他的奴隶,都服从它的命令,到那时候,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现世界主义。弱小民族的愿望,是自由独立,大家相安无事的过日子,只要不受任何国家民族的欺侮和压迫,他们也衷心地希望着世界主义的实现。因此,两种世界主义思想的矛盾,就是酿成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杨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和轴心国家的战争,也就是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总清算。”

德、意、日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后,对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公开走上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在东亚首先点燃了侵略的战火。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进一步扩大侵略我国的战争。11月6日,德、日、意侵略轴心形成,于是他们利用英法美共同反苏的心理,以《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掩护,进一步扩大侵略世界的战争。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策略当然不能实现。

于是,1938年8月29日,德国下决心收回但泽市和波兰之走廊,9月1日向波兰突然袭击,英法惊慌失措,向德国提出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遭到了拒绝,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英法虽对德宣战,但未派一兵一卒去援助波兰,使德国法西斯军队得以长驱直入,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灭亡了波兰。英法在七、八个月按兵不动的目的,是期待德国吞并波兰后去进攻苏联,可是法西斯德国却没有以英法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乘机扩大了对西欧的侵略。1940年4月初,德军占领了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侵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并绕过马奇诺防线,侵入法国。不久占领了比、荷、卢三国。之后,德国的主力由色当沿圣康坦、亚眠一线于5月21日,直趋英吉利海峡。并把英法联军三十万人围困在敦刻尔克海滨。在德军的猛烈袭击下,英军丢盔弃甲,狼狈逃回英国。6月初,德军由北向南推进,直迫法国首都巴黎,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22日,贝当政府在巴黎附近的康边森林签署了向德国的投降书,24日又向意大利签署了投降书。德国开始了攻英战役,双方形成僵局。

杨杰说:从波兰战役到法国的大陆战争,转到准备侵入不列颠海岛,并进而夺取巴尔干半岛,又转到对苏联的战争,扩大到非洲、澳洲、印度和太平洋战争,可以说东欧发端到西北欧到西欧又到南欧,再转回到东欧,更延及到全世界,这部不可遏止的战争机器开足马力正向前驶着,不知何日何处才能停止,所以清算这部战争机器的帐目,不能在中途上来清算,更不能成为地域性的,必须彻底全面清算。因为法西斯的“新秩序”逼着人们不能不坚强的应战。

杨杰进而指出:轴心国标榜的“新秩序”有三:欧洲新秩序,即德意宣言;东亚新秩序,即日本宣言;世界新秩序,即轴心宣言。

所谓“新秩序”者,就是“消灭一切政治目标,是一种战胜国的权利,是新发明的宪章,他是只承认民族的存在,不准国家的存在,他们若是战胜,他们将要发出一种宪章,就是指定各民族的住在地,各民族为他们做农做工,完全受奴役,各民族的人们永远做他们的奴隶,这种办法是各民族不能接受得了的,这也就是各民族奋斗到底的所在。”

从法西斯标榜的“新秩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野蛮性、狂妄性是达到了何等的地步,它将要把全世界人民置于它的铁蹄下,任意蹂躏,任意奴役,使人类面临着空前的灭顶灾难。但是,有些顽固的守旧派,他们还不明白“新秩序”的厉害,常常用老眼光来看现实,用老古的尺度来衡量新秩序,以为可以和侵略者妥协或是一时屈服,这是大错特错的见解。因为,这些人实在不了解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赤手空拳抱着“人类之幸福,发生于互助”的观念,主张打破国家界限,解除人类武装的世界主义者,消声匿迹了。认定“我们存在,你们也存在,大家共存共荣,互不侵犯”的国家主义者,也不多见了,有的十九都是冒牌货,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面的只剩下侵略者和反侵略者,帝国主义和弱小民族。为什么呢?法国失败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惨痛的教训。

法国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长期以来顽固推行的绥靖主义迅速发展到投降主义;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防御的保守军事战略,结果拥有五千万人口三百万大军,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短短六个星期就迅速败亡。

杨杰说:“法国就是这样败了的,法国扬起白旗说:’我们这次战争暂停‘,但是,希特勒回答得更好:’我们两国不再有战争了‘。诸位想想,如果法国不被毁灭,那又怎能没有战争呢?”

杨杰进而指出;从前两国交战,一方战败的时候,只要投降,只要肯接受割地赔款,更加上一点拘束性的条件,仍然可以生存。但是“新秩序”则不然了,他是要消灭政治目标,永远做他的奴隶,你说讲和,他说你是战败者有什么资格和我谈判,你只能接受我们的命令罢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想亡国,只有奋斗到底,击溃轴心国打倒狂妄的“新秩序”。

杨杰的分析,揭露了法西斯“新秩序”的实质,深刻地指出了它的厉害性、野蛮性和狂妄性。他提醒人们,在“新秩序”面前,没有什么苟安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对“新秩序”抱有任何幻想都是大错特错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起来与“新秩序”的标榜者,战斗到底,彻底打垮消灭狂妄野蛮的“新秩序”,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杨杰对“新秩序”的分析,剖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科学分析问题,对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由于“新秩序”实质的被揭露,我们更明显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者妄图奴役全球人民的狂妄野蛮计划,因此,除了彻底粉碎,完全打倒“新秩序”的标榜者,别无出路。

这就是杨杰面对“新秩序”而一直耐心地向人们解释、分析、揭露法西斯标榜的“新秩序”的目的。

三、中国战争对大战的影响

杨杰说:“中国的战争如果不变质,仍然是革命战争的话,并且很艰苦的把战争坚持到底,这样,在东亚大陆上,世界反轴心集团就能有一个坚强的堡垒,就能有一个反攻法西斯的据点,由于有了中国这个东亚大陆上的反轴心集团坚强堡垒,因而,反法西斯战争就比较容易获得胜利。”“世界上的民族皆获得解放,至少地球上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堡垒、和平保卫的柱石的中华民国,那末南太平洋和近东各小国可早日获得解放,而中华民族就能自由幸福的生存”。

这是杨杰还在中国抗日战争艰苦地进行着的时候,就实事求是的,客观地评价了中国抗日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是不容易的。资产阶级军事家和其史学工作者他们都否认中国战争对反法西斯的作用,否认中国抗日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甚至污蔑中国:“中国人民如果失去外援,抗战一天也进行不下去,中国是一个依赖性的民族”等等。直到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四十多年,他们仍然否认中国对世界大战的影响和贡献,他们论文及学校的教材,都极力地抹煞这些铁的事实。

然而,事实是客观的,历史是无情的,任何歪曲、否认、污蔑和谎言都站不住脚,历史终究要客观地反映出事实的本质。它同时有力地证明了杨杰对中国抗日战争于世界大战的影响的评价是正确的。

杨杰首先分析了中国的战争,他认为:中国在大战前,是半封建次殖民地的国家,因为是半封建的国家,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于是就不尚选用人才,就谈不上国家的富强,人民是在如猪犬一样的生活中喘息。这样,他就简单地概括了半封建社会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因而,这种现状不能继续下去,他说:要改变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民主政治,三民主义的实质。主义是要人民来拥护才有力量,目前主义固然未实现,但是,实现以后是如何的境界呢?人民是不知道的,政府也没有明显地揭示出来,主义不能推行,所以人民脑筋中的憧憬不是帝王就是军阀时代,如此,人民在岐途上般彷徨,自然说不上拥护和信仰主义了,而政府也容易在半封建的形式中,不能打破这种环境,仍然做的是半封建的政治,于是洋奴、买办、军阀、官僚地主也就出来活动了,使中国仍然停滞在农业状态。

杨杰对二次大战前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是如此的深刻、准确,他不像国民党某些政客们为了达到长官发财的目的,不惜粉饰之能事,歌功颂德,认为民国已经进入了“外交新纪元”,中国已经走向独立富强了。他却胸怀坦然,毫无私衷,实事求是地、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社会,指出了它的弊病和改造的方法。在旧中国腐朽的政治,黑暗的社会里,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接着,杨杰指出:因为中国是次殖民地的国家,民族工业不能发展,重工业不能发展,永远停在农业国的地位,用低价卖出原料,用高价买进成品,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吸中国的血,使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贫血的人,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其中最狠的一个。处于这种情况中,大多数的中国人怎么能受得了呢?

杨杰以根据中国次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性质,指反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吸吮中国的血,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这也是中国人民受不了的原因。

杨杰以中国社会的性质,根据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他进而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原因及其性质。

他指出:目前中日双方的军事斗争,就是以双方政治内容做基础的,日本的军队是侵略的,武器是锐利的;中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所以,中国的军队是求解放的,而武器是劣而陋的。

“日本是一定要侵略中国的,中国必须要求得解放,双方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发生也当然是必然的。”杨杰指出了侵略和反侵略这就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必然原因。这样,杨杰就简单明了地指出了中日战争发生的原因的实质。而不像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地方事件因扩大引起的,甚而慌廖地指斥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而扩大引起的等等。

接着,杨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

他认为:中国在民国25年冬(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得到全国的响应,使中国造成了精神国防。

杨杰对西安事变是给肯定的,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普通的,年年都有的,不过中国年年在内战,所以对日本年年在叩头,因此日本年年在操纵中国的内战。现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使日本无空子好钻而很伤心。他进而指出: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战争的前提就是求解放的革命战争。

他说:“首先,对外求解放,然而,自身不先解放,就没有全民族的力量来从事解放战争。比如英国在殖民地的战争中大失败的原因,就是殖民地的民众不愿意替人家打仗。在二十世纪再愚蠢的人,都是希望替自己做工作而卖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只是对外求解放,而且首先要自身解放,所以,中国的战争是求双重解放的革命战争。”

杨杰从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得出与这种社会性质相适应的中国政治内容,是不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战争,因为在这种政治内容下,人民过着猪犬式的生活,中国的民族工业得不到发展,科学技术也落后,至使武器劣而陋,因此,中国的战争虽然是正义的,求解放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政治内容,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不起来,战争仍然困难重重。因此,他得出了“中国战争是求双重解放的革命战争”的论断。这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即对外求民族解放,对内求自身的解放,其前提必须是改造现实的政治。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那末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呢?杨杰认为:战争发展有两条道路:一种是革命的战争,始终是革命的,不变质的战争。这种战争是艰苦的战争,然而战争的结果是最灿烂的,最光明的。例如:美国对英国的独立战争,就是这种战争。

另一种是变质的战争,革命战争变成了反革命的战争。例如:拿破仑战争,拿翁的胜利是革命的,而拿破仑的失败,就是失败在拿破仑将求解放的革命战争,发展成了侵略性的战争,所以他失败了。

反革命的战争变成革命的战争,在世界上也不少有。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和沙俄就是这种战争。这两国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机都是反革命的,即是为了侵略,为了分赃,结果,两国出现了凯末尔和列宁两位民族英雄,于是奠定了两国革命成功的基础,直到现在。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苏联能抵抗得住纳粹德国。

杨杰进而指出:战争虽然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变化,但是要进行革命的战争,必须有一定的原则:这就是战争的利益和从事战争的人民的利益要一致,也就是说,战争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大多数,为了多数人民的解放。在以前,打仗是为了君主。大将军们抢宝贝、夺美人,那种战争,有谁自愿去打呢?今天,要不是为求民族解放的话,那又何必去打呢?又何必忍耐这些痛苦去和日本鬼子拼命呢?杨杰的论点是符合历史的事实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早就开始了。甲午战争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1927年6月7月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确立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最后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华政策纲领》。会议结束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目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奏呈天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可见日本侵略中国由来已久,日本要奴役中华民族已是他既定国策,因此,1931年9月18日,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点起战火,其目的是借此转移国际上对它侵占我国东北的注视和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同时取得一个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由于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与参加,上海抗战取得了重大战果。可是,蒋介石为了腾出手来,集中力量,进攻红军,消灭共产党,所以与日本侵略者寻求妥协,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破坏上海抗战和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使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所以,杨杰指出不改造政治,不求自身的解放,就不能求得民族的解放就是这个道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中国的全面抗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战场首先形成,它持续了八年的抗战,成为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指出:“共产党的方针是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为了实行这一方针,主张采取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改革政治机构、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等一整套办法,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另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跟着这一方针来的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给人民以压迫,照旧压榨人民、坚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的前途。

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第一种方针、政策指引下进行,坚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了动员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杨杰提出的中国战争发展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并指出革命战争虽然艰苦却是最灿烂最光明,而且举了世界上各种战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同时,也是符合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方针政策的,它起到了让人们,特别是国民党党政军的人员去思考、去追求这种战争的作用。

中国战争是革命的求解放的战争,那么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场之一的中国战争,对世界大战的影响如何呢?

杨杰认为:中国的战争如果不变质,仍然是革命的战争的话,并且很艰苦的把战争坚持到底,这样,在东亚大陆上,世界反轴心集团就能有一个坚强的堡垒,就能有一个反攻法西斯的据点,由于有了中国这个东亚大陆上的反轴心集团的坚强堡垒,因此,反法西斯战争就比较容易获得胜利。

杨杰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拖住了日军的后腿,使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线上无法组织新的进攻,极大地援助了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因而,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它不仅有力地援助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而且极大的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所以,中国人民坚持的抗日战争,就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杨杰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评价,丝毫没有夸大。

所以,杨杰说:中国抗日革命战争不变质,并且坚持到底,“世界上的民族皆获得解放,至少在地球上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堡垒、保卫和平的中华民国,那末南太平洋和近东各小国可早日获得解放,而中华民国民族就能自由幸福的生存。”

1941年1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命令海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使停泊在那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紧接着日本又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战争范围很快扩大到东起夏威夷,西至马来半岛的太平洋海面。希特勒德国也在十月十一日向美国宣战。到1942年4月,日本已占领了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法属印度支那,并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印度和澳洲。

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为了从泥足深陷的中日战争中摆脱出来,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的英美,为了把中国拉向日本一边,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对英美作战,更加紧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

1941年12月,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促使重庆屈服的工作方案》,决定“运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利用作战的成果,乘机促使重庆政权屈服”。1942年1月,日本首相东条在议会宣称:“今后帝国对重庆之方案,如其仍然继续抗战,则彻底粉碎之;同时热烈期待其反省,促其完全抛弃对英美之依靠性”。九月,东条在日本中央协力会会议上谈对华方针时说:“大东亚战争发生以来,中国沿岸完全被我压制,滇缅路亦被我完全切断,以及我屡次进行的作战与不断的讨伐,致令重庆政权之战力日益低下,现在它还依靠英美的援助而继续抗战,吾人当积极采取政战两方面之手段”,促使蒋介石国民党“参加和平阵营”。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是利用英美压蒋介石国民党投降,这时则转变为分化蒋介石国民党和英美的关系以促使其投降了。

在法西斯势力猖獗一时,国际国内反共潮流的高涨,诱降、投降的风气大肆活跃的情况下,人民关心的是假若中国抗日战争变了质怎么办?也就是说战争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怎么办?杨杰说:那末人民和政府要分离。

人民在艰苦的局面下过着饿肚子穿破衣的困苦生活,仍然坚持斗争,仍然坚持解放,也仍然要获得胜利的。

假若政府变了质,去和反革命妥协,那末同盟国被削弱,胜利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敌人可以抽出力量去对同盟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世界战局较难解决,就是世界战局解决了,中华民族仍有艰苦的奋斗,才能获得胜利,这种胜利仍然是可能的。

杨杰透彻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起因、性质以及对世界反法西斯大战的影响,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驳斥了资产阶级军事家们以及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的抗战在世界大战中是无足轻重的,没有国际援助,就不能继续进行战争,就要失败的谬论,杨杰指出了不管可能出现那种情况,中国人民都将获得胜利,坚定了中华民族为求民族解放坚持抗日到底的信心。

那末,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求双重解放能成功吗?

杨杰肯定地回答:“我坚决的答复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他认为:新土耳其在凯末尔的领导之下,在艰苦的局面下,一面和内敌一面和外敌,是在双重敌人之下胜利的。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封建帝国——奥斯曼帝国。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加入德奥帝国主义集团方面作战。土耳其成了德国的半殖民地。

战争给土耳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大众负担了战争的全部负担。战争结束,土耳其人民处于饥饿、贫穷和破坏的境地。

国际上,战败了的土耳其,面临着被协约国帝国主义列强彻底瓜分的危险。1918年10月30日,英、法、意等国强迫土耳其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穆德罗斯停战协定。1920年8月,又迫使土耳其签订色佛尔和约。结果,奥斯曼帝国在西亚和北非的所有属国全部被英、法、意等国所瓜分,土耳其本土的沿海地区和附近岛屿也被列强所分割,欧洲部分的领土只剩下伊斯坦布尔一隅之地。英法军队占领了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进驻当时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政治经济上也丧失了独立自主,沦为英、法、意的半殖民地,国内国外双重统治者的苛严残酷剥削与压迫,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激起了土耳其人民的无比愤怒,1919年5月开始了反对外国占领者和国内封建地主的革命战争,救亡图存求双重解放的斗争席卷了广大的农村地区。贫苦的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力,土耳其年轻的工人阶级也积极投入了革命斗争,但当时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缺乏组织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没有能够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者。以商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反帝反封建的态度比较明朗,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凯末尔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在民族资产阶级爱国组织“护权协会”推选下,选出了以凯末尔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1920后4月23日成立了国民政府,它依靠工农群众的支持和苏联的援助,并利用了英、法、意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对内击溃了土耳其素丹政府的反动军队,对外挫败了希腊侵略军。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正式宣布为共和国,民族独立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杨杰赞赏这种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战争,虽然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也能在双重的敌人之下取得胜利。

他还指出苏联也是如此,“它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艰苦的局面下,一面和内敌,一面和外敌,在两种敌人的夹攻下胜利的。”

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和灭亡,他们到处组织暗杀、破坏和阴谋活动,妄图推翻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国际上帝国主义极端仇视十月革命,他们不甘心丧失在俄国的巨额投资和贷款,同时更害怕本国无产阶级也学习俄国工人的榜样,起来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因此,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干涉。在反苏的旗号下,国内国外反动势力互相色结起来,一心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十四个国家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使全国四分之三的国土被敌人侵占,失去了重要的粮食、石油和煤炭产地,百分之四十的工厂被迫停工,人民遭受到饥荒,使年轻的苏维埃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

苏俄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制订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起着深刻巨大的影响。

以上两个例子,一个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国家,一个是处于无产阶级刚刚掌握政权的国家,他们的战争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都是在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双重夹攻之下的困难局面里取得胜利的,因此,中国人民求双重解放的革命战争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杨杰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比苏联当时所处的情况更为有利,侵略中国的外国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共同的敌人,不像苏联是一个国家对付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中国的空军根据地是如此之多,而且有陆军力量的牵制,所以,要制日本,中英美苏联合起来,日本必败。因为民主国家是正义的,人道的,而且人多物博地大,经济力、生产力富强,现代战争胜负的因素是由以上来决定的。所以,东亚新秩序、欧洲新铁序、世界新秩序的胡说八道将要受到严重的惩罚,因为他要想消灭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目标是痴人说梦,因此,我们的胜利是必然的。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那段极为困难的处境里,杨杰坚定了人民抵抗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求解放的战争,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国统区一面为坚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一面领导了抗日民主运动,使广大的人民能够获得抗日的民主权利,同时,在解放区里建设了民族政权,使人民得到自身的解放,以集中力量一致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从而使抗日战争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民族完成了求民族解放的任务,进而三年的解放战争,使中华民族得了完全的自身解放,最终完成了中国人民求双重解放的任务。

杨杰自己虽然没有看到这一天,但是,他的愿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求双重解放的任务。

四、战争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进步人类同德、日、意法西斯之间的一场大博斗,最后以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战争不论就战场上的规模来讲,或是就战斗的激烈和消耗巨大的程度上来讲,都是空前的。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参战国达六十一个,人口涉及到十七亿,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作战区域遍及亚、欧、非和大洋洲四十个国家约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扩大地区,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的辽阔海域;各国参战兵力共一亿一千万人;战时死亡约五千万人,其中半数死于战场,半数死于法西斯集中营及其他地方;直接军费近一万二千亿美元,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质财富损失高达四万亿美元。

杨杰说:这种全球性的战争,它的毁灭性之大,实在令人胆战心惊,每一次战争都要牺牲很多生命财产,而这次战争中,所牺牲的生命财产,不知道比历次战争的牺牲大过若干倍。“如果死者的血一定能够给下一代的人们写下一页所谓’历史的教训‘的话,那么这次战争的教训应该是最深刻最动人的教训。”

我们知道,战争是顶残酷的东西,繁华的都市,美丽的建筑,转瞬之间化为焦土了;青年的男女,新婚的夫妇,转瞬之间变成了炮灰了。战争破坏了世界的秩序,破坏了社会的组织,破坏了人类的生活,所以,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所得到的战争教训就是希望消灭战争,永久和平。

关于这个问题,杨杰认为:事情虽然只有一件,因为各人的观点不同,见解就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尤其是战胜者和败者之间,双方差异之大,只有南北极的距离,才可以同它相比。战败者那方面,必定会信奉“准备流更多的血,洗去被耻辱玷污的历史”这一条真理;而战胜者所标榜的是“消灭战争,永久的和平,就是永久的胜利”。这就是战败者和战胜者对战争与和平的观点。

至于战争结束以后,关于和平的问题,人们又是怎样理解呢?

年底消灭法西斯轴心国的武装,就能保卫和平。

这是由于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破坏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主义已经恨入骨髓,所以大家一致主张彻底消灭法西斯轴心国家的武装,一致主张轴心国家必须无条件投降,如果不这样办,就不能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就无法防止这些国家东山再起。这种主张,从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感情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如果细细地想一想,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保卫和平的方法不现实。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法西斯才能发动战争,所以消灭了法西斯就消灭了战争。事实上,问题决不是那末简单的。杨杰说:“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不过二十多年,而侵略战争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要是民主国家阵营里面不仅仅有一种文化,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还有阶级存在,要是这一种文化还歧视排斥并企图消灭另一种文化,要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之间,还进行着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榨取。纵使法西斯国家彻底地消灭了,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仍旧是不会从此消弥的。”这就说明了由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发展不可调和的结果,而产生了现代战争。所以用单纯消灭法西斯主义轴心国的武装来消灭战争保卫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

要是在消灭了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同时,也消灭民主国家的武装,能保卫永久的和平吗?这个问题一定会使很多人大为惊异,他们好像认为,武力的保持是战胜者所特有的权利,因为,民主国家为了要巩固既得的胜利,为了要保卫世界和平,就不能不利用武力。

杨杰认为: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并不能用战争的手段来消除。比较进步的国家民族,对于比较落后的国家并不能一视同仁,他们的脑袋里还充满着“优越感”,他们还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换句话说,进步的国家民族,所憧憬的所企图建设的世界新秩序,仍旧是建筑在人剥削人和民族剥削民族这种制度之上的。有些国家口口声声叫喊解放被它们的敌国所奴役的国家民族,而对于自己的殖民地国家,却继续在加强统治,不许他们独立自由。尽管那些宗主国的政治领袖讲得怎样动听,不过是骗人的外交词令罢了。

所以,战胜国的民主国家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武装,这种保卫世界和平的方法也不可能达其目的。

那末怎样才能保卫世界的永久和平呢?

杨杰认为:那时候的世界必须是:第一,战胜者不再压迫战败者。第二,强大者不再奴役弱小者。第三,富有者不再剥削贫穷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永久和平不是用武力来保卫的,而是用彻底解除武装来保卫的,因为武力并不能保卫永久的和平,武力只能破坏世界的永久和平。

杨杰所提出的这种和平方案,能实现吗?他自己也认为:很显然地,这样的原则所产生的和平方案,是不会为强大国家所接受的,强大的国家绝对不愿放弃武力,就是弱小的国家也不愿意放弃武力。武力和军备的彻底销毁,不但强大的国家不成其为强大,甚至连弱小的国家也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国家机构和武力是分不开的,国家代表一种权力,没有武力,权力便无从维持,无从表现。那个国家的统治者愿意放弃自己的统治权呢?所以,杨杰认为:用彻底解除一切武装来保卫的世界和平,只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被奴役者所追求的和平,这是一种永久的和平。而压迫者、奴役者、剥削者所追求的和平,是必须用武力来保卫的,这是一种暂时的和平,是国家与国家互相对立之下的一种力量均衡,也可以说是矛盾的统一。暂时的和平里面孕育着战争的种子,它的作用不是为增进全人类的幸福,而是促使全人类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战争。所以,世界上的真正的永久和平“只能在国家衰亡以后才能实现”。

杨杰说:“历史的规律总有一天要把国家推上衰亡的道路。”

但是,在国家还没有寿终正寝的以前,武力是不能放弃的。因为,杀人的武器在强者手里,征服的艺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弱小的国家民族没有建设永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权利,它们只能在“奴隶”与“抵抗”二者中选择其一,已经戴上“奴隶”帽子的国家民族,除了采用流血的革命手段对征服者进行无情的斗争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够使他们得到真正而完全的自由解放;尚未丧失独立的国家民族,若不积极地不顾一切地准备抵抗,随时有被征服者征服的可能。

所以,杨杰肯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国家,若不能放弃自私自利的狭隘观点,不管最后的胜利属于那一方面,都无从建立永久的和平。”

因为,只要人类的思想里,尚有“利润”二字存在,这种自私自利的观点,是不会被战胜者自动放弃的。利润是使战胜者变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爱和平,但是帝国主义者更爱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香喷喷的血液。

可见,帝国主义本身就是战争根源,要建立永久的和平,不首先消灭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人们就会问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能使帝国主义消灭吗?”

杨杰说:“我们很谨慎地回答:’未必‘”。

关于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和平的问题,杨杰认为归纳起来有两种方式:

第一,战胜国彻底解除战败国的武装以后,也跟着彻底解除武装,连中立国也彻底解除武装,消灭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使全人类的经济活动百分之百地用于增进全人类的福利,这种和平是永久的。第二,战胜国彻底解除战败国的武装以后,继续使用武力控制战败国,使用经济力量去榨取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之内或战胜国之间还依旧进行着人对人的剥削与榨取,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大部分用于加强国家的武力,这种和平是暂时的。

很显然,我们非常希望战后第一种和平的实现,可惜我们研究的结果,几乎把第一种和平的实现完全否定了。这次战争可能毁灭几个国家,它决不能毁灭一切的国家。虽说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实行世界革命的思想和计划,可是这次战争将证明,法西斯主义的世界革命是一种狂妄的梦想;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至少还需要经过一次或几次更残酷的战争。毫无疑义地,国家组织是不会在这次战争中毁灭的,中华民族还需要在国家组织的保护下生存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研究中,杨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教训,就是消灭战争、保卫永久的和平,为此,他确切地分析了几种和平方案,但是,在现阶段的历史时期,“利润”还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不可能避免,战后也不可能实现永久的和平。事实上,战后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他进而指出:要实现人类永久的和平,必须消灭帝国主义和国家的衰亡,这就需要人们不断地努力,去争取、去实现。

纵观杨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剖析,提出个人以下几点意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教。

第一,杨杰是在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时来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由于他直接投身于反法西斯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对战争的情况比较直观、熟悉、了解也较深刻,也就是说,他是置身于实践中,又把实践提高到理论上来剖析,因而,他的论点是有说服力的。

第二,杨杰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正是法西斯主义猖獗一时,国际国内反共逆流高涨之时,他在国统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着作、文章、演讲等等,对象是军队、陆大学员、外交部工作人员、大学生、国民党党政人员、民主人士等,向他们直接揭露和抨击了国际上劝降和国内掀起反共磨擦的实质。指明了人们只能认定一个敌人——法西斯主义者与它们斗争到底,这对坚定国统区人们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杨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教训的分析既全面又具体,既抓住了本质问题,也注意到现象问题。关于起因问题,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本身就是战争的根源,而且具体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复杂的政治目的以及狭隘的复仇主义的抬头,也是酿成世界大战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性质问题,他能够进一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帝国主义为瓜分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展到法西斯主义要霸占全球、奴役全世界人民的野蛮战争,人们除了坚决地起来与法西斯搏斗外再无其他出路;关于教训问题,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奴役全球人民的野蛮战争,而且破坏性之大是空前的,人们不难想象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毁灭将是怎样。因而他从根除战争,保卫和平进而分析到必须消灭战争,努力争取国家的衰亡而达到永久的和平。它给人们指出的教训是多么生动而又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

第四,更可贵者,杨杰热爱祖国赤诚之心,自始至终一直贯穿在他坎坷的人生行动中,贯穿在他的着作、文章、演讲中,他给中华民族指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反法西斯主义奴役的搏斗中,必须艰苦奋斗,求得自身和民族的双重解放,作为一位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能有这种超前的思想,怎不使同辈人心悦诚服,后辈人衷心敬佩。

第五,杨杰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剖析的,因而能掌握问题的实质,科学辩证地预见了战争的结局。历史事实证明,他的分析和预见是正确的。表明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这位军事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卓识渊博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