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中国作家
死于：1945年9月17日（终年49岁）
死因：被枪杀
地点：印尼苏门答腊岛
评价：郁达夫曾留学日本，亲身体验到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他写了《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茫茫夜》《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害着忧郁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他自己称之为“零馀者”。这些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渴望爱情又得不到爱情，傲视世态炎凉又找不到真心实意的朋友，憎恨不合理的社会却又无力反抗，他们有追求、有理想，却一事无成，想要挥霍金钱，却并不富裕。他们内心充满苦闷、忧郁，但又无法摆脱，因此觉得飘零无依。郁达夫通过对“零馀者”的描写，曲折反映出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现状，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现实和封建道德的不满，同时也倾吐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日本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后，1941年2月，新加坡失陷，郁达夫乔装逃离，在前往苏门答腊岛时，遇日本人问路，当时只有郁达夫懂日语，他以纯正的东京口音回答，为大家解了围，但因此被误认为日本间谍。到了苏门答腊岛的巴耶公务，日本人知道他懂日语，便强行将他留下来当翻译。于是，郁达夫只好化名赵廉在这里住了下来。
为日本人做翻译时，郁达夫往往故意减轻罪证，为日军抓到的印尼人开脱。有时探悉宪兵接到了对当地华侨不利的暗报，他每每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在他担任翻译期间，日本宪兵没杀过一个中国人，偶尔拘禁，不久也经他暗中营救，释放出来。1942年，郁达夫以患肺病为借口，摆脱了翻译角色。为了营生，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开了赵豫记酒厂，另外还办了农场、旅馆、肥皂厂等，以帮助隐蔽下来的抗日分子维持生计。
尽管郁达夫在危险四伏的战争年代里凭着机智与勇敢书写了人生最后的辉煌篇章，保持了坚贞的民族气节，受到当地人民的信赖和尊敬，然而，战友们却一个个都疏远了他。胡愈之在当地华侨中组织“同仁社”，也不让他参加。这深深地损伤了郁达夫的自尊心。
为了隐藏身份，郁达夫再没有创作小说，并娶了印尼华侨何丽有为妻。何丽有容貌一般，没有文化，也不懂汉语，两人之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她使郁达夫生活安定了下来，为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增添了许多温情的色彩。后来，她还为郁达夫生了两个儿子。“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郁达夫忍辱负重，渴望着胜利的到来。
1944年，汉奸洪根培向日本宪兵出卖了郁达夫，揭穿了他的真实身份。郁达夫不顾个人安危，紧急将朋友们疏散，而自己仍留在当地。他知道日本特务早已将他监视起来了。不过，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日本宪兵并没有什么行动。又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长来到了郁夫达的家，并带着不少郁达夫的作品，当面揭穿了他的身份。郁达夫请他们喝了顿酒，给了他们一千盾钱，他们没有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就走了。这样，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过了一年……
1945年元旦那天，郁达夫料知敌人不会轻易放过他，便留下了最后的遗嘱：“余年已54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郁达夫非常关心中日战争的进展，他常常与几位华侨侨领冒险偷听广播。1945年8月15日，他在巴耶公务的侨领蔡承达家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喜极而泣。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到厂里将消息告诉了在巴耶公务的流浪者。
日本虽然已投降，苏门答腊岛的日军却依然维持着当地的秩序。郁达夫和朋友们只能咬紧牙关，慢慢等待。这时他除去和几个当地熟人打牌消遣外，很少外出。8月29日晚，郁达夫和一些熟朋友在家中闲谈。8点钟左右，一位印尼青年突然来到门口，要求郁达夫出去一下。郁达夫走出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又折回客厅，对大家说有点事情，出去一趟就回来。他随那青年走到中华街，进入一家咖啡店交谈，不久那青年领他到了附近一条黑暗的小路上，上了停在此处的一辆小型汽车，很快车就开走了。从此郁达夫再也没有回来。
5天后，日本正式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在棉兰的胡愈之正打算搭船回新加坡，却从一个华侨商人的口中得知了郁达夫失踪的消息。他立即赶到巴耶公务，联合当地的文化界同人和当地侨领，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办理郁达夫的善后事宜。他们敦促联军查找郁达夫下落并缉拿凶手，捐款救济郁达夫的遗属，并出版了纪念册。
到1946年8月8日，终于有了正式的消息。据称，联军当局审讯日本战犯时，有人供认：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人数名，遗骸埋在丹戎革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