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了一种绮靡纤弱的文风，即所谓的齐梁文风。它们“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隋风流，浮靡相矜”，使文学成了一种空泛无物、歌功颂德、脱离生活的宫廷摆设。这种风气何时开始发生改变的呢？那就看看这些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分别公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这四位文学家对改变齐梁文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创作成绩斐然，在文学史上被尊称为“初唐四杰”。这四个人不仅有同样的文学贡献，而且还有相似的生活经历。他们都有建立功业的抱负，但都历经坎坷。这种经历的坎坷，演绎出他们不同的人生故事。
“唐人的开山祖”王勃
“唐人的开山祖”是明朝胡应麟对王勃的评价。
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位。他生于公元649年或650年，卒于公元675年或67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卷》）他一生经历了唐朝的两个皇帝，他是出生在头一个皇帝的最后一年，而死在后一个皇帝的第28年，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活了二十八九个年头。因此可以说，他是这四个人中最早离开人世的。他名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唐才子传》说他是太原人，这里依照《中国文学通史》。
王勃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的祖父王通是隋朝末年的著名学者，在隋代任过蜀郡司户书佐，后来辞官归家从事著述、讲学活动。王通有《元经》和《中说》等著作问世。王勃的父亲王福畴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等职。王勃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六岁就懂得了做文章的一些道理和技巧。他“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名剧，一个名勔，和他有相似的才具，兄弟仨被杜易简（王勃父亲的朋友）称赞为“王氏三珠树”。注意，是“三珠树”，而不是“三株树”，是珠宝一般的三棵树（《山海经》说“三珠树，生赤水上，其树如柏，叶皆为珠。”可见，三珠树是神树）。足见这兄弟三人的人品和才情。
王勃少小时就有很高的见解，所谓“聪警绝众”。九岁的时候，他读颜师古所注的《汉书》，竟然发现其中不少的疏漏，而且写了一篇文章来指摘它们的过失。他的那篇文章名为《指瑕》，指出前辈大师著作中的毛病，可见他见地不凡。
青年时代他还补写了祖父王通有录而无书的作品29篇。有这样的才具，对自己当然也就有很强的自信，因此少年王勃，难免有倚才傲世的毛病。
唐高宗麟德初年，有一个名叫刘祥道的官员巡行关内，王勃就向他上书推荐自己。刘祥道知道他的才具后，把他举荐给了朝廷。朝廷让他对策，结果他的成绩列入优等。因此，还不满20岁的他，就中了“幽素举”。在这个位置上，他向皇帝献上了多篇文章，如《宸游东狱颂》、《乾元殿颂》等。皇帝欣赏他的才情，授予其朝散郎的官职。唐高宗的弟弟沛王李贤很爱王勃的文才，把他召到府里，让他担任修撰一类的工作。在沛王府上王勃写了《平台秘略》一书，更博得了沛王的喜爱。当时社会上流行斗鸡，王爷们更是喜欢这种玩意。王勃文笔好，才情富，免不了依仗才情开开玩笑，于是写了一篇有关斗鸡的文章，题为《檄英王鸡文》，讨伐英王鸡的意思。这本是王勃恃才傲物的玩笑之举，算不得什么大事。谁知文章传到了高宗手中，竟惹起了一场大祸，被高宗怒斥为“是交構之渐”，王勃不仅遭到一顿臭骂，而且还被逐出府去，从此失去官职。
不过，他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倒是利用这个机会游览了一些地方，后来在剑南客居了下来。在这期间，他常常登上葛愦山眺望，不由得想起了诸葛亮的功绩，产生了很多感慨，写下了一些诗作抒发自己的情怀。
王勃才情太高，又倚情仗才，恃才傲物，引起了同僚的嫉妒，使人对他侧目而视。这时有一个官家的奴仆犯了罪，被判死刑，王勃将他藏匿起来，但是后来一想，又怕事情泄露，自己脱不了干系，就悄悄把那个奴仆杀了。事情果然泄露了，王勃被判了重刑。不过，不久就遇上大赦，他由重刑改判了“除名”。他的父亲因王勃的事情，也由雍州的司户参军改迁了交趾（云南广西一带）令。对于父亲为他所受的牵连，王勃深感内疚。
上元二年的某一天，王勃到交趾去看望父亲。途径南昌的时候，正赶上南昌都督阎公主持新修的滕王阁落成。阎公在九月九日这天大宴宾客，以示庆祝。他先叫女婿作一篇“记”来夸赞这件盛事，但是他的女婿不敢承担，于是就遍请宾客，但大家都不敢领命，这时正好王勃进府拜谒，人们久闻王勃文名，就纷纷请他执笔。这个王勃，居然毫不推辞，一力承担。这一下却刺伤了阎公，他勃起大怒，认为小子放肆，这么多人都不敢承担的重任，他居然毫无顾忌地认领下来，太自不量力，于是离席进屋，更衣去了，实际是表示对王勃的轻蔑。在他离席的时候留下话语，说是等王勃的文章一完就告诉他。王勃却因为他的离席，显得轻松多了。人们为王勃研墨展纸，请他执笔。只见王勃抻衣挽袖，蘸墨抚纸，龙飞凤舞，行云流水一般地写了起来，顷刻之间就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真是文不加点，文采飞扬。在写的过程中，不断有人把写作的进展和运词造句的情况报告阎公。阎公都一一听着，渐渐地，阎公对这位冒失青年改变了看法：原来小子还真有一套啊。到后来，报告的人说，文章的文辞越来越奇异了。面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阎公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有点内疚了，他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真是天才啊！”王勃也不管人家态度怎么样，径直将文章诵读了起来。听着那铿铿锵锵，抑抑扬扬，时而舒缓，时而急促的诵读，人们都陶醉了，满座皆惊，一堂赞美。这篇文章就是名垂千古、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文章写到南昌地方的形胜时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写尽了江南地方的物产丰盛、人物灵秀，让人觉得那真是美不胜收的一块宝地。动情之处，王勃以歌咏的句式、音乐的旋律写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将这种本是六朝文体的形式，加以重新改造，使它变得形象生动，气韵鲜活。
能写出如此美妙文字的作家，却是一位短命人。就在他写完《滕王阁序》后，往交趾探望父亲的途中竟不幸落水而死，时年二十八九岁。据说，早年王勃曾遇见过一位异人，对他说：“你神情强健，但你的体骼不强。你的中气虽然清朗，但你的体质羸弱。你的脑骨亏陷，而且你的目精不全。你虽然灵秀，但你中胸不实，因此你终究不会大贵。你才长命短啊。”他不幸被言中了。
王勃是个天才，他“文章迈捷，下笔则成”（《旧唐书》）。相传他写文章常常不作精深的思考，先是研墨数升，然后就去酣饮，等到酒醉之后，就拉着被子蒙面而卧，等到酒醒寤足之后，才提笔抒写，一气呵成，一个字都无须改动。人们称这叫打腹稿。但是任何天才都是需要勤奋，王勃虽然天分很高，但他常常不作精思，所以他的文章美丽而清浅，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王勃在文学上贡献很大，除了他留下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外，他对五言诗的贡献也是令人瞩目的。明代文评家胡应麟对他评价颇高，他认为王勃的五律“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唐妙境。五言绝亦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王勃有一篇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有这样的特色。这本是一首送别之作，但它一扫惜别伤离的忧伤之情，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表现了豁达的情怀，成为唐人送别诗的名句。直到今天，仍然时时被人引用作为解劝别离之苦、表示友情之深的警语。此外，王勃对乐府民歌的改造也是不可忽视的，他的《秋夜长》、《采莲曲》等一些乐府民歌作品，虽然沿用了乐府民歌的题目，但面貌焕然一新，赋予了全新的内容。不仅写妇女采莲的快乐和捣衣的辛苦，而且写出了对远行丈夫的怀念，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传统，又开拓了新的境界，“显示了唐代诗歌的新面貌”。
王勃喜爱著述。他除了为后人留下一些散文和诗歌的精品外，还留下了一些学术著作。这些著作，除了前文中曾提到过的《指瑕》和为祖父增补的有录无书的二十多篇学术著作外，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著作，涉猎非常广泛。如：他认为，人子不可不知医，因此他访问名医。听说长安有个名叫曹安的人存有秘方，他就与之交游，得到了曹安的秘术。他又听到虢州产药材，于是又求得了一个补虢州参军的职务。在军务之余，他上山考察药材，后来竟然写出了一部有关医药的著作。他读《易经》，夜里做梦，梦见有人告诉他“《易》有太极，子勉思之”。醒来之后，写了个《易发挥》。更有意思的是他还作了一部《唐千岁历》。由此看来，王勃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才子。可惜正如唐代吏部侍郎裴行俭所说的：“……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这也许就是他一生不能畅得其志的主观原因吧。
“耻居王后”、“愧在卢前”的杨炯
杨炯字不详，有人说他生卒年亦不详。但有人考证出他生于公元650年（《中华文学通史》），卒于公元693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华阴（陕西华阴）人氏。他和王勃一样，也是幼年聪敏博学，少年时代就会写文章，因此被誉为“神童”。他性格方面也与王勃相同，都是恃才傲物。他常常嘲笑官僚们的矫饰行为，称他们为“麒麟楦”。有人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如今演麒麟戏的，都刻一个麒麟的图象覆盖在驴的身上，活像一个不同于驴的东西。但是揭去了那张皮，却还是驴啊。”这就是说，假的就是假的，一张皮掩盖不住事物的真相，用此说明，那些官僚的矫饰也是虚假的。这种说法，使那些官僚们听了很不受用，引起了他们的嫉恨。和王勃一样，杨炯的仕途也不通畅。他虽然也当过几任官，如补过校书郎，当过詹事司直，但是没干多久就因族叔和族弟参与徐敬业反武则天之事而受牵连被“下放”了。先是“下放”到梓州作司法参军，后又迁调到洛阳宫中习左馆。他做的最大的官是盈川县令，并且死在了这个职位上，因此人们称他杨盈川。
和王勃不同的是他为吏甚酷。为此，当他赴任之前，宰相张说就写信劝戒过他，但他不听，仍然非常严酷，官吏和百姓稍有不同的做法，就“榜杀之”——活活打死，所以老百姓和下属都不买他的账。
杨炯文才宏逸，有绝尘之响。当时宰相张说称赞他的文才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绝”。当时太常博士苏知几向皇上献表，主张公卿以下冕服（礼服）。杨炯上书赞成，结果苏知几的上书得到了皇上的认同。武则天如意元年七月七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各个寺庙，武则天到洛阳南门与百官一同观看盛事，杨炯上《盂兰盆赋》，字字珠玑，“词甚雅丽”。当时把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尊为“初唐四杰”，人称“王杨卢骆”。对于这种排序，杨炯持不同看法，认为“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对于这个评价，时人也有同感，但后来的崔融、张说有不同的看法。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与企之，盈川之言可以信矣。”张说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但是，杨炯有一种小人心态。他所居住的寓所，多为进士亭台，他常常为它们书题榜额，取一些嘉美的名字，大为远近人耻笑。看来，杨炯由于个人性格的原因，在当时不是很受欢迎。不过，中宗即位后，为念先朝老臣，追赠他为著作郎，管编国史之职。
幽忧子卢照邻
卢照邻字昇之，号幽忧子，约生于公元636年，卒于公元689年之后（关于卢照邻的出生年月，说法很多，这里依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和《中华文学通史》）。幽州范阳（今北京市附近）人。他少年时代跟随学者曹宪、王义方学习文字学和经史之学，有丰富的学问，而且善于写文章。他曾在邓王府中担任典签的职务，约相当于今天图书文籍的管理工作。邓王非常赏识他，常常在自己的僚属面前称他为“此寡人之相如也”。高宗乾封初年，卢照邻出任益州新都尉，满任后，漫游四川一带。
“初唐四杰”都有共同的坎坷经历，他除了和那三位一样，有着政治上的意外遭遇外，还有其他三位所没有的缠身疾患。说他政治上的意外遭遇，是早年因莫名其妙的横祸下狱，过了几年的铁窗生活，由于朋友的援救才得以出狱。说他自身的病苦，是他得了一种顽固的、《旧唐书》称之为“风疾”的疾病。这种病在当时没有特效的疗法，只能眼看着它日益加深，毫无办法。他最后竟然因为这个疾病而辞去了官职。辞去官职当然意味着没有收入，意味着贫穷。于是，卢照邻就只有长住太白山中，每天以服药度日。他信任一位道士，这个名叫玄明的方士叫他服丹。丹的主要成分是汞。汞是水银，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他每日服用这些有毒的东西，“以服饵为事”，非常勤谨。因此，他的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这时又赶上父亲病故，他伤心过度，使得病情更为严重，以至于手足痉挛，一手坏死。在父亡、己病、没有官职、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他只好搬家到具茨山下，买了几十亩地，把颖水引到房舍周围，复豫为墓（预筑了坟墓），自己偃卧其中。家里经常没有柴米，一家老小无以度日，过着“布衣藜羹”的生活，就更谈不上什么治病了。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如裴瑾之、韦方质、范履冰等时时供给他一些衣食和膏药。多年疾患，这些接济是无济于事的。贫病交加的他，病情自然只会加剧，卧床不起十余年。每到春归或秋至，云霭笼罩山林、炊烟缭绕郊野的时候，他就叫人用车推着他到门外看看。他在田野和山林之中，看到大自然的无限美好，想到自己的一身顽疾，不由得悲从中来，心头生起无比的伤痛。他写出了《释疾文》、《悲梨树赋》等著名篇章，抒发自己悲伤自悼的心情。在《释疾文》中，他悲愤地写道：“覆焘虽广，嗟不容乎此生；亭育虽繁，恩已绝乎斯代。”就是说，天地虽然如此广阔，但是也容不下我的生命；亭台虽然繁茂，恩义已从我这里断绝。在悲伤之中，他写下了绝命书，向亲友告别，而以自投颖水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病苦的一生。
由于自身的悲苦遭遇，卢照邻写下了一些悲愤哀怨的佳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悲梨树赋》和《释疾文》之外，他还有一篇极为有名的《五悲文》。文章抒写自己生不逢时的苦衷。内容是：高宗时崇尚吏制，但当时自己却一人遵从儒教；武后时崇尚法制，自己却独信黄老；等到武后到嵩山封禅，招聘贤士的时候，也就是自己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自己却病倒了。卢照邻的这些作品“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
卢照邻擅长诗歌和骈文（一种间于散文和韵文之间的文体，讲究四字、六字的句式和对仗），诗歌以歌行体最佳。这些作品，意境清俊，韵致高远。早年的《长安古意》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借历史题材，写出了京都长安的繁华，揭露统治阶级的横暴统治和奢靡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倾轧，讲述下层知识分子的不幸，抒发他们的不满。
敢骂武则天的骆宾王
骆宾王是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生卒年均不详，而且因种种传说，他的卒年成了一个历史之谜。《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卷》说他约生于626或627年，卒于684年以后。他一生的经历在“四杰”中算是最为坎坷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要他的命，而他又必须在被追杀中保存自己。不过据说他还是巧妙地逃过了那一劫。
骆宾王的坎坷经历开始于他的童年时代。他虽有聪慧的头脑，七岁就获得了“神童”的美誉，但是就在他获得“神童”美誉的前后，他的父亲死在了青州博昌县令的任所。从此他流落在博昌和兖州瑕丘县一带。由于缺少了父亲的关怀，他只能在贫穷中度过童年。在此期间，他难免落魄无行，与社会上一些不贤之徒有过交往，并曾与一些赌徒有过打斗。高宗永徽年间，他曾被道王李元庆请入府中。道王叫他陈述自己的才能，骆宾王因耻于自炫而“辞不奉命”。后来拜为奉礼郎。《旧唐书》说他任过长安主簿，后因赃而被流放，从军西域。在边疆戍守了几年后，进入四川，和卢照邻有了交往，互相应答唱酬。仪风三年（公元678年），他由长安主簿入朝当侍御史，后又因人诬告而下狱，第二年遇赦。出狱后曾游幽燕，再次投身军旅。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出任临海县丞，因此被称为骆临海。因怏怏失志，不久便弃官而去。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武则天废掉自己的儿子中宗李显准备改唐为周，引起大臣不满。徐敬业在扬州起兵造反，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幕府，掌管文书机要。这时，他代徐敬业写了著名的讨武照檄《代李敬业（即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文章写道：“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最后写道：“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么一篇声讨文字，武则天看到后“矍（惊慌四顾）然曰：‘有如此才不用，宰相过也。’”不久，徐敬业兵败。造反失败肯定是要杀头的。但对于骆宾王、徐敬业的下场说法颇为不同。《资治通鉴》说他们全都被杀。《朝野佥载》说骆宾王投江而死。《新唐书》说他“亡命不知所之”。有一位名叫孟棨的在《本事诗》中却说，当徐敬业和骆宾王失败之后，二人都逃走了。官兵没有追捕到他们，怕丢了主犯不好交代，就杀了几百个人，希望里面有徐、骆二人，把他们的首级一个个地献上去。到后来，虽然不知他们死了没有，也不敢再抓了——万一抓到了又怎么交代呢？所以徐敬业和骆宾王就这样逃过一劫。
关于他们的下落，传说得非常神奇。说徐敬业在衡山出了家，当了和尚，活到九十多岁才死。而骆宾王就更神了，说他也落发为僧，而且云游名山，后来到了西湖边上的灵隐寺。《唐才子传》有言，说骆宾王到了灵隐寺后，正好宋之问被贬，途经钱塘，留宿在灵隐寺。宋之问夜晚行吟长廊，吟咏道：“鹫岭郁笤峣（山势高峻），龙宫阴寂寥。”吟到这里，再也吟不下去了。这时，有个老僧正在灯下坐禅，听到吟声，问道：“年轻人不睡觉，而这么苦吟，是为什么呢？”宋之问说：“想为这寺题一首诗而想不到下文了。”老僧笑着说：“为什么不说‘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呢？”于是，宋之问就往下联：“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薄云霜初下，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桥。”有人说老和尚的一联，是诗中的警句。这倒不见得。不过，这一联有如银针拨翳，打开了作者的思路，这功劳也是不小的。这位老僧是何人？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时藏身江海的骆宾王。据说他后来浮海而去了。《唐才子传》的作者，大概也是道听途说吧。不过，有这样的故事，比没有这样的故事，叫人感到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