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进入晚期以后，统治阶级内部纠缠在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之中，那就是朋党之争。著名的“牛李之争”就是那永远解不开的斗争之一。这两派斗争的纠缠不清，使得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文宗都深感束手无策，他无奈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这本是朝廷的政治斗争，但可悲的是，一些文人也莫名其妙地裹挟在它的旋涡之中，成为那一斗争的受害者或牺牲品。著名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李商隐就是这一斗争的受害者。他一生地位低微，寄人篱下，穷愁潦倒，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正如《中华文学通史》所说，他入仕之后“就在朋党斗争的夹缝中过日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县，一说河南博爱县）。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李商隐生于公元813年，卒于公元858年，在世四十五六个年头。（李商隐生卒年月说法很多，此处综合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和《中华文学通史》之说）。
李商隐自称李唐后裔，是英国公世的裔孙，但他出生前，家境就开始衰落了，曾祖李叔恒只做过安阳县令，祖父李只当过一个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旧唐书》没有言其官职，估计是没有什么功名。几代祖先都只做到一些下级官职，是真正的“宗绪衰微，簪缨殆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人家。也就是说，他的家庭已经没落成一个小官僚家庭了。而且他9岁就没了父亲，由堂叔教习经书和文章。不过他“幼年为事”，人生有所追求。由于自己的奋发向上，16岁的他就有《才论》、《圣论》等著述问世，因此，在士大夫中传有文名。
李商隐虽然一生积极用事，争取功名和成就，可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阻碍他仕途进展的就是“牛李之争”。“牛”就是身居要位的牛僧孺，“李”就是同样身居要位的李德裕。“牛李之争”是一场对晚唐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大型党派之争。
李商隐文才并茂，弱冠之年就被重臣令狐楚看中，并召入幕府。令狐楚因他“少俊”，而“深礼之”，还“令以诸子游”。他也跟随令狐楚镇守过很多地方。令狐楚对他十分优待，“岁给资装”，还把自己所擅长的章奏能力教给他。一时间，李商隐成了令狐楚的得意门人。但是，这却为李商隐的一生埋下了纠缠不断的祸根。原来这个令狐楚是“牛党”的重要成员。李商隐既然成了令狐楚的心腹之人，他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牛党”的一员，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之中，招致了一生的祸患。
李商隐本来就善为古文，“不喜对偶”，得到了令狐楚的传授之后，成为了今体章奏的始作俑者。《旧唐书》说：“自是始为今体章奏”。他又“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体”。这样，李商隐就成为当时古文的重要作者。不过，如果没有发生以后的事情，李商隐也不至于搞得声名狼藉，被人骂为“诡薄无行”。
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进士及第，开始了一个年轻诗人的光辉生涯。谁知美好的年华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不知不觉中又被卷入了那场政治斗争的更深的旋涡之中，一辈子也不能出头了。那就是因为他才学的高超又被王茂元看中。王茂元何许人？他乃是“李党”的重要成员。倒霉的李商隐不仅成了他的亲信，还成了他的乘龙快婿。而这时，正是“牛李之争”进入白热化程度的时候。
这件事情被令狐楚的儿子令狐和“牛党”成员视为“背恩”和“无行”。这一道德的评判，堵绝了李商隐的生路，不仅“牛党”极力将他摒排，而且也影响了他的科举考试。这年春天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本已被录取的他却被中书省有势力的人物给取消了。直到第二年，他才“释褐”当了秘书省的校书郎。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才脱掉布衣换上官服当了官。他后来又调任弘农尉。但是，因为一个“活狱”的事件，他抵触了上司，弄得几乎丢了官。开成五年冬，他辞去县尉职务。会昌二年，因为他的书判能力出类拔萃，他又回到秘书省担任“正字”。
到此时为止，李商隐的厄运还没有走完。唐宣宗李忱即位后，也就是公元847年之后，李商隐更加倒霉了，他失去了稳定的生活，开始四处漂泊。因为这一时期，宣宗想改变前朝武宗的政治措施，贬谪了“李党”头目李德裕，而“牛党”的令狐得势了，他当了宰相。他的得势，就意味着李商隐更加倒霉了。果然，李商隐在京城呆不下去了，只好远走他方。在此期间，他先到桂州（今天的桂林），后又去徐州、梓州等地，入人幕府。在桂州，他依靠桂州总管郑亚做判官，后来郑亚犯事被贬，他又随郑亚贬到了循州。三年之后，他回到了京城，靠山相继倒台，百无办法之中他又去找令狐。令狐还记恨他的“背恩”和“无行”，仍然不理睬他。这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时，李商隐因事到令狐的办事厅，在那里留下了一首题壁诗，诗中写道“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马行，东阁无因许再窥”。令狐看了这首诗后，产生了一些同情，补他做了一名太学博士。后来，柳仲郢出任东川节度使，让李商隐当了一名判官。但是，不论他担当什么职务，他都心绪不佳，郁郁不得志。夫人王氏去世后，他更是思想消沉，万念俱灰，甚至有个时期想出家事佛。这中间他虽然曾一度回到京城，任了一段时间盐铁推官，但不久就罢职回家了。就在他罢职回家后的冬天，他寂寞地死去了。
李商隐生活在一个朋党纠纷的时代，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生活的小人物，只能游离其间，被时代大潮裹挟着，今日被推向左岸，明日被推向右岸。这就是时代浪涛中一颗沙砾的悲哀。李商隐就在这种自己无力主宰的现实中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
但是时代又造就了他，不得意的政治生活，成就了他文学的造诣。李商隐的诗歌，自有特色，被很多古今人士所钟爱。古代有把他与杜牧相提并论者，把他们称做“小李杜”。
李商隐诗中，思想性与艺术性比较统一。其中有一些具有较强的人民性如《行次西郊一百韵》。李商隐的咏史诗，成就比较高，表现出进步的历史观。他的“无题”诗是最具影响的，以至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一说到李商隐就会想到他的无题诗。他的无题诗，其实是爱情诗的别名。爱情诗而用“无题”或只以个别词语做题目，据说有一种难以明言的原因。这里有一种传说，一种推测，说李商隐当时正与女道士宋华阳姐妹和宫女卢飞鸾姐妹恋爱，一些情感不便明言，因此而有了“无题”诗。此说见《李义山恋爱事迹考》。
李商隐的“无题”诗用华丽的辞藻，婉转的音调，工整的对仗，锤炼的字句，刻画出优美生动的形象，表达出真挚深刻的感情。其中为人称道的很多，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等。此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是他的名句。那原诗只有四句，前两句是“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登乐游原》）。
李商隐为官“廉介可畏”，他任广州都督的时候，有人私下里送他黄金，以求他办事，他拒不肯收。他说，“我自己的性格不可更改，倒并不是怕人知道。”可见李商隐并不像令狐所说的那样“诡薄无行”。他是一个党派之争的受害者。那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给一个才高位卑的文人带来了终身的不顺。
李商隐才情高超，他和当时同样有名的诗人温庭筠、段成式的作品，被人们称为“三十六体”。这“三十六”并不是一个数目，而是说“三个”“十六”。据说他们三人都是排行十六。三个排行十六的人诗歌上的共同风格，被人们说成“三十六体”。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们风格的相近，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们诗作的影响，及人们对他们诗作的看重。
关于李商隐的名气，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问题。在李商隐刚刚出名的时候，一天，他初入长安，到一家客栈投宿，有很多客人到那里酣饮畅谈，共赋《木兰花诗》，人们邀请他参加。他写完后，念给大家听。只听他念道“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满座皆惊，纷纷向他询问姓名。等到大家知道后，都向他表示歉意，认为刚才对他的态度怠慢了，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白居易也很看重李商隐的作品。《唐才子传》说，白乐天老退，非常喜欢李商隐的文章，他对李商隐说：“我死以后，能够托生为你的儿子我就满意了。”白居易死了几年后，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李商隐就给他取名为“白老”。没有想到，那儿子长大以后，竟非常愚钝。温庭筠开玩笑说，“以尔为侍郎后身，不亦忝（羞辱）乎。”不久李商隐又生了一个儿子，特别聪慧，取名衮师。李商隐作诗说：“衮师我娇儿，英秀乃无匹。”人们说，这或许就是白乐天的后身。
李商隐的诗作，被后学者称为“西昆体”。西昆体是流行于北宋的一种文学流派，但它的源头却在唐末。这个文学流派的特点是追求辞藻的华美和对仗的工整。《中国大百科全书》“西昆体”条说，北宋西昆体诗人都宗法李商隐，当时的学子都纷纷效法，流行一时。所以说，李商隐是他们公认的西昆体的端源。连同前文所提到的“三十六体”和“今体章奏”，实际都生于同一个根源，都追求形式的华美和句式的整齐。可以说它们都是同一回事。谢无量在《中国大文学史》中说，“唐末至五季，为文多尚四六。自三十六体倡之矣。”这明显地说明了三种文体的关系。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令狐楚遂得以四六文为世所称”。李商隐本不喜欢对偶，但令狐楚亲手教他，他也就效法了。所以，“李商隐的骈文，即其（指令狐楚）所授”。而令狐楚给李商隐的是“今体章奏”的写法。可见，所谓“今体章奏”的形式，就是一种“四六文”。这“四六文”又称“骈文”。“骈”是“偶”的意思，也就是文句的字数要相等，意思也要相对，都是四字句和六字句的相对使用，如有一篇写唐玄宗马嵬坡事变的文章，其中写道：“目惨风悲，到玉颜之死处，花愁露泣，忍朱颜之啼痕。亵云万叠，断肠新出于啼猿。秦树千层，比翼不如于飞鸟。羽卫参差，拥翠华而不发，天颜怆恨，觉红袖以难留……”这就是较典型的四六句，也就是骈文。这样的文章，因要讲求整齐与对仗，所以就难免有堆砌和雕琢的地方。
其实李商隐早年并不喜欢对偶，但恩公赐教，也就学了，而且竟然成了一种流派的端源。不过，这样的句式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如其中的名句“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虽然后一句为七字，但其中一字是虚字。而且，它的对仗，音节，已经是非常典型的四六句体了。即便后来的四六文中，也常有夹着七字句或其他句式的，以调节文章的音韵。但是发展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流派，那还是后人不断实践完善的结果。到了晚唐的这几位文人手里，运用得更多了，就逐渐地成了一种“体”。
温庭筠原名歧，字飞卿，一说生卒年均不详，大约公元813年至870年在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卷》说他生于公元812年，卒于公元866年。他是并州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但是他的家道在父亲一辈时就已经中落了。
他少年颖悟，才华过人，也曾刻苦读书。他才情高卓，“能走笔成万言”，堪称一大才子。但此人有一些毛病为士大夫们所“不齿”，所以他一直科举不第，仕途阻塞，48岁时才得到一个隋县尉的职位。而且，一辈子也只做过一些幕府僚吏和县尉一级的小官吏，晚年甚至还受贬，到方城做了个尉官。后来到国子监当了一个时期的国子监助教。咸通七年（公元866年）他虽然一度当过主试，但又因同情考生的“擢寒”之苦而没有久任。他就这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坎坷一生，终身潦倒，最后竟落得流落而终。不过，无官一身轻，他却利用这一条件到处漫游，游踪东到吴越，南抵黔巫，西北至玉萧关，行踪极广，见闻甚多。这对于一个文人，也许是比做官更重要的财富。
他仕途不达的原因是士大夫们认为他行为不检。不过，这只能算作其中的原因之一。的确，温庭筠的行为是有不检之处，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经常和一些贵族无行子弟如裴诚、令狐缟出入歌楼妓馆，赌博纵酒，贪恋女色。而且每饮必醉，又酒后无德，乱撒酒疯，不顾体面。有一天夜里，他竟醉后胡来，扰乱市井，被巡卒干预，厮打起来，被巡卒打落了牙齿，打坏了面颊，事情闹到了令狐那里，令狐抓来了巡卒问罪，巡卒说出了温庭筠的种种“邪狭丑迹”，使令狐本想帮他的心也只得放下，最后以两厢释放告结。他因为这些“污行闻于京师”，也就“累举不第”了，影响了他的前程。
他的这种性格也表现在作品之中。他的作品，题材多选自妇女生活，特别是一些闺阁和歌妓的生活，格调秾丽，辞藻凄厉香艳，描述的是一些灯红酒绿的放荡生活。他还作一些艳丽而流于轻佻的词章和乐曲，被人称作“侧词艳曲”。
温庭筠仕途不畅的另一原因是他对权贵的傲视。他常出入于相国令狐的门庭，令狐十分看重他。可是，他对这位相爷却并不十分尊重。一次他失意回江东，路过广陵，而当时令狐也正在广陵。他因为怨恨令狐在位时没帮助他成名，于是，到了广陵之后也没有马上去拜望令狐，而是与一些浮浪子弟游逛狭邪。唐宣宗喜欢《菩萨蛮》词，令狐就用温庭筠的新作来充当自己的作品，并且要温庭筠保密。温庭筠不管这些，给他捅了出去，弄得令狐很恼火。令狐是当朝一品，得罪了他肯定后患无穷。可是温庭筠不管这些，仍然继续得罪这位相爷。一次，唐宣宗赋诗，上句有“金步摇”一词，向群臣征对下词。大家都对不上来，只有温庭筠对上了一个“玉条脱”，使得唐宣宗非常高兴。可是这个“玉条脱”的典故令狐不知道，他向温庭筠请教，温庭筠讥刺说：“事出《华南》，非僻书，相公燮理之暇，亦宜览古。”这显然是在教训这位相国大人。这样教训的结果当然也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仅如此，他更用“中书省内坐将军”来讥刺令狐没有文化根基。中书省是个文职机关，在那里坐大堂的却是一位武夫将军！凡此种种，把宰相给得罪了。
他不仅敢得罪宰相，连皇帝他也得罪过。一次唐宣宗微服私访，碰上了温庭筠。温庭筠没有认出来，他傲然地问皇帝：“您不是司马长史一类的人物吗？”这一来，他就被贬为了方城尉。这时，正是中书舍人裴坦当值，他对温庭筠说：“孔夫子的门人以德为先，最看重德行，而文章尚在其次。您既然早就随了计吏，久负雄名，仅有一腔不羁之才，没有什么实用的本领。过去把屈原流放在湘江，贾谊放逐到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冷漠地嘲讽了温庭筠的才高而无用。
温庭筠当官，正如当时一位文士纪唐夫在温庭筠被贬方城的送行诗中所言，“凤凰台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就是说，温庭筠虽然承沾过皇帝的恩露，但由于只有无用的鹦鹉之才而拖累了自己。这大概就是时人对他的评价。
不过，温庭筠还是很有才气，他的一个绰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绰号就是“温八吟”或“温八叉”。这是说他作诗手快，才思敏捷。晚唐时期，考试律诗，八韵（句）为一篇。每次考试都押官韵。他事先不用打稿，到考试时，他“笼袖凭几”——手笼在袖子里，身子靠着茶几，“每一韵，一吟而已”，他叉手一吟，就成一韵。一首诗八韵，他叉八下手，八韵就成功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他的才情。
他又精通音律，还善于鼓琴吹箫，填词谱曲。《唐才子传》说他能“有弦即弹，有孔即吹”。他不仅对出了唐宣宗“金步摇”的对词，还用“苍耳子”对出了唐宣宗以药名出的“白头翁”的对语。那时，李商隐得到了一个对联的上句“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可是他对不出下联。温庭筠用“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相对，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意思相当。
温庭筠对我国文学史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在“词”这门艺术形式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奠基人”的作用，“奠定了词在韵文史上的独立地位”，他的香软词风“开启了五代词的道路”，被尊为“花间词派”的鼻祖。他是文人中第一位大量写词的人，他为后人留下了三百一十多首词章，文集多种，如《汉南真稿》十卷、《握兰集》三卷、《金荃集》十卷、《诗集》五卷、《学海》三十卷、《采茶录》一卷、《乾子》一卷等作品。
温庭筠的文风以缛丽华美著称。他是“花间派”词的代表作家，深受后代词人的推崇。赵崇胙所编的《花间集》中，把他的词列为首位。他的词对后世词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温词多描写仕女生活及情态，其中多有秾丽绵密的描写，所谓香艳柔美也。他善于表现闺中女子缱绻柔美的神态和情感，如《菩萨蛮》中的“小山重叠金明灭”等。看来，温庭筠作品的题材是由他的生活决定的。他长期生活在香柔美艳的环境中，与那些酒楼歌妓、青楼女子为伍，所以只能写出一些脂粉气息的作品。但当他一旦获得了另一种生活的时候，他也能有别种风格的作品奉献。人们把他的14首《菩萨蛮》称作他的代表作，其实他也有一些描写戍边征夫妻子思念丈夫的作品如《定西番》、《遐方怨》，写女道士的《女冠子》等作品行世，它们的影响决不亚于《菩萨蛮》。这些作品也许今天的读者不太熟悉，那么《商山早行》是人们比较熟知的。其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十个字描绘出一幅清冷寂静的山乡清晨早行图，凄清冷寂，使人感到一丝忧伤，千百年来，它一直在读者的口边留香。那清晨山野中传来的鸡声和霜晨早行人在板桥留下的脚印，清晰地刻印在读者的心中。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说：“温词乍看似堆垛晦涩，仔细玩味便觉情挚韵远，余味曲包。”
人们对温庭筠与李商隐以“温李”相称，其实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说，他们的作品都很清丽，但“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旧唐书》），“李商隐清丽闲情，雅道虽漓，亦一时之胜；温飞卿有词无情，如飞絮飘扬，莫知指适（不知道飞向那里）”（陆时雍《诗镜总论》）。他们的诗作同样都写女性，但“温庭筠多绮罗脂粉之词，而商隐感时伤事”，“李商隐诗在讽喻时政和寄情深婉方面超过了温。”（《四库全书总目》）等等。此外，在题材方面，李诗更为宽广，他有一些讽喻帝王的咏史诗，而温庭筠少有。在爱情诗方面，李商隐诗的感情更为真挚，如他的很多无题诗。而温诗则更为绮丽香艳。